7972号馆文选__传奇

潘汉年在“福建事变”期间的活动 　　张晓东(福建大学社科部) 　　 　　　　潘汉年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革命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献身于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工作、谈判工作和统战工作。1933年10月，年仅27岁的潘汉年受命同19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协商关于停战和抗日讨蒋事宜，这是他生平事业中的谈判生涯的开端。 　　 　　　　一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9·18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也朝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向逐渐发展。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表示愿意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这样三个条件之下，同国内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一致抗日。这个倡议首先获得要求抗日但被迫调到福建进攻红军的国民党19路军领导集团的响应。1933年10月上旬他们派遣该军总部秘书长徐名鸿为全权代表，秘密进入红都瑞金，代表19路军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要求同红军举行谈判。中共中央对于19路军的要求深表欢迎和重视，当即委派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潘汉年全权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同徐名鸿进行谈判。 　　 　　　　潘汉年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曾在白区坚持隐蔽斗争，担任过中共中央文委书记，参与领导白区反文化“围剿’的斗争；他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保卫部门的部分领导工作期间，在周恩来指挥下，曾为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胜利肃清大叛徒顾顺章等敌特隐患，进行过智勇险绝的斗争。由于他有丰富的白区工作阅历，联系过各色人等，熟谙白区人情世态，中共中央在选派谈判代表时，当然是舍潘其谁了。同时，还由于潘汉年在北伐战争后期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担任过宣传科长，而19路军代表徐名鸿彼时也曾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11军政治部主任。这种历史渊源，也是潘汉年被遴选为谈判代表的一个因素。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尚在起步阶段，对同国民党上层人物的接触谈判仍有许多关门主义的清规戒律，同时19路军方面虽然向中共伸出了合作之手，但也远未达到降心相从的地步。这种历史状况，对于从事具体谈判事宜的潘汉年来说，当然不会是一件轻松的差事。 　　 　　　　这次谈判，总的说除了关于抗日讨蒋大计外，还涉及中央苏区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辖区的划界问题。根据现有资料，略可窥见下列数端：第一，双方草签的协定是以中国共产党所提条件为政治基础的。《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开宗明义写道：“双方为挽救中国民族之危亡，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之阴谋，并实现苏维埃政府及红军每次宣言，准备进行反日的军事同盟，因此，订立初步协定条件如下……”这个文件表明，潘汉年不辱使命，坚持了中共中央提出的政治原则。在那个历史阶段，当权派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国策，中共坚持抗日必反蒋，完全是时势使然，无可厚非。第二，中共中央对谈判的结果是满意的，评价是较高的。《中共中央给福建党的书记的信》高度赞扬协定的价值，认为：“苏维埃政府红军与福建省政府19路军之间的协定大大超过仅只停战的范围，因为协定所载的除停止冲突外，还有重要的政治条件，如开放封锁，应许福建白区群众有民主的权利，释放政治犯，群众有武装自卫之权及其他要点。赤白区疆界的划定更加确认我们以前取得领土上的胜利。”第三，潘汉年作为谈判代表，不单获得己方领导的嘉许，而且还赢得对手的友谊，做到这一点确是难能可贵。关于他的谈判才干，当年与闻其事的陈公培有一段回忆：“有一次谈判划界时，徐潘各执一见，一时难决，潘忽问我的看法如何，我就不假思索的说：‘我们要谈的是整个中国，一两个小角落应当好办’”。[1]这小插曲颇能反映潘汉年的谈判艺术，表明当谈判陷入僵持时，潘善于转换话题或对象，觅取转圈的余地。因此，谈判虽然是紧张的，但他同对手的关系还是相当融洽的。协定达成后，“徐名鸿曾将福建要另立局面脱离蒋介石事告知潘汉年”，[2]随后，潘汉年奉命驻节福州。动身那天，毛泽东、张闻天、林伯渠、邓发等中共领导亲自送行，对潘继续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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