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72号馆文选__传奇

1936年，潘汉年奉命从苏联回国参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谈判的过程中，先后三次与东北军将领张学良会见商谈，为加强我党与东北军的合作，推动第二次因共合作的进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一次会面 　　 　　　　潘汉年与张学良的第一次会面，首见于张学良的回忆。据张学良说，他是在1936年2月，与潘汉年在上海西郊法租界会面的[1]。现在看来，张学良关于这次会面的时间，记忆有误。1936年2月，潘汉年尚未回国。有确切的资料证明，潘汉年是1936年7月上旬抵达上海的。“另据张学良原来的两名侍从回忆，潘汉年与张学良会面，是在张学良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以后。[2]据查，这次会议于1936年7月10日至14日举行。此外，现有专著证实，潘汉年于1936年7月24日抵达西安。[3] 　　　　从上述资料分析，潘汉年与张学良的第一次会面时间应为1936年7月中旬。 　　　　关于这次会面的情况，张学良的侍从栗又文有具体描述。据栗回忆，张学良参加了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以后，从南京到达上海，住在西郊一幢豪华的别墅里。在沪期间，张学良白天休息，晚上和国民党上层官员举杯饮宴，还参与打牌、跳舞等活动，直至深夜。从下半夜开始，从事另外一些秘密活动。有一天，张学良叫栗又文到广东路一家古玩铺找周先生(即中共地下党员邓洁)，约定于当天午夜十二点半到张公馆与张学良会面，并约定了张与播汉年会面的时间与地点。随后，潘汉年与张学良在西郊法租界一家豪华饭店里会面。有关此次会面时双方商讨的问题，迄今尚未见记载，有待进一步查证。 　　　　潘汉年与张学良会面以后，便离开上海去陕北。离沪前，潘汉年曾派冯雪峰去找张学良商借飞机，未成。冯雪峰在有关回忆材料中记载了此事，但已想不起当时潘派他去借飞机的用途。笔者从当时情况分析，此举很可能与潘汉年的陕北之行有关。 　　 　　　　第二次会面 　　 　　　　1936年7月中、下旬，潘汉年经冯雪峰与刘鼎的安排，并由刘鼎随行，经秘密交通线去陕北。7月24日抵西安。8月8日，到达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随后，他立即向党中央汇报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派自己回国的任务，以及他在莫斯科、香港和南京同国民党方面联络磋商的具体情况。 　　　　汇报完工作后，潘汉年来不及休息调整，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风尘仆仆，赶赴西安，与张学良再次会面。8月中旬，潘汉年回到西安，与张学良商谈加强双方合作与促蒋抗日问题。此次西安之行，潘汉年与张学良接触交往达半个月之久。 　　　　在张学良部逗留期间，潘汉年看到，张学良自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起合作关系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为实现团结抗日作了充分的准备。但是，潘汉年也觉察到，张学良在部队中对联苏联共问题，依然讳莫如深，始终不敢公开宣传，害怕因此给蒋介石抓住把柄，造成祸患。 　　　　为了帮助张学良打消顾虑，潘汉年做了大量解释说服工作。并向张学良建议，要在部队中公开宣传联苏联共主张。这一建议立即为张学良所接受。8月底，张学良便开始找师长以上军官谈话，公开表明联苏联共进行抗日的政治主张，受到东北军将领的拥护。 　　　　为了进一步帮助张学良做好这项工作，播汉年还向党中央提出建议，派几名政治上强，并且能言善辩的干部到张学良部工作，充当张的代表，与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联络，促使他们赞同联苏联共的主张。同时，再派几名有相当写作能力的同志，帮助张学良撰写宣传抗日的文章。这些建议付诸实施后，收到明显的成效，张学良感到非常满意。 　　　　潘汉年在西安逗留的最后几天，几乎每天晚上都和张学良见面，开诚布公，推心置腹，深入交换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张学良把收到的前线军事情报，也都交给潘汉年过目，可见其对潘的信任。在交谈过程中，潘汉年还如实地向张说明了红军当前所面临的经费、着装与给养方面的困难。张学良听后主动提出，先拨款五万元，并帮助红军做一批冬装，以尽朋友之谊。 　　　　8月26日，潘汉年接到毛泽东亲自打来的电报，指示他立即返回陕北，面告与国民党方面谈判联络的方针，并带上自己的亲笔信和密码，赴南京和国民党进行联络。接电后，潘汉年立即着手作出发的准备。9月初，潘汉年离开西安回陕北。 　　　　张学良对潘汉年的旅途安全极为关心。因为毛泽东在给潘汉年的电报中提出，希望潘假道肤施(即延安)返回，而当时肤施属杨虎城将军所属的十七路军管辖。为了保证潘汉年的安全，张学良特地关照潘汉年去找杨虎城，并在潘去拜访杨之前，先和杨打招呼，并假称潘汉年名叫张子华。这悉心的关照，充分体现出张学良对朋友的真诚，对潘汉年的看重。 　　 　　　　第三次会面 　　 　　　　同前一次赴陕北一样，潘汉年是匆匆而去，又匆匆而来。回到陕北，潘汉年向党中央汇报了半个多月时间里，在西安与张学良会商联络的全部情况，随即又带着党中央的重托踏上征程，真可谓马不停蹄。 　　　　9月21日，潘汉年离开陕北。他随身携带着《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红军与东北军《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还有毛泽东分别致宋庆龄和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四人的信，周恩来分别致蒋介石和陈果夫、陈立夫的信，等等。 　　　　潘汉年此行的主要使命是回上海，与国民党方面的陈立夫进行谈判联络。但是，他没有直接去上海，而是在途中先到西安，准备第三次会见张学良，向张通报有关情况，并深入磋商一些政治、军事问题。他此次赴西安，是与中共中央派往张学良部工作的红军代表团同行的。红军代表团的负责人是叶剑英。 　　　　为了保证旅途安全顺利，叶剑英、潘汉年一行作了精心的伪装。他们化装成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和士兵，名义上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同红军谈判的代表团路过西安，返回南京。同行的边章伍化装成国民党高级军官，穿着一套挺括的呢制军装，还佩上一枚写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字样的圆形证章；潘汉年本属典型的知识分子，温文尔雅，故化装成秘书，身着一套黑色西装，戴一顶礼帽，还挟着黑皮包，拄者洋拐杖，彭雪枫化装成副官，而叶剑英化装成地位低下的马夫，穿一身士兵服。他们到达属红区与白区交界地的富县张村驿，住进中共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然后，骑马到东北军的防地，由东北军的刘昆师长在事先约定的地方接应，再转乘汽车到西安。这时已经是10月2日。 　　　　到达西安后，叶剑英和潘汉年立即与张学良举行会谈。双方就如何推动蒋介石联共抗日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对许多重大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在与张学良见面时，潘汉年还把《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和红军与东北军《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交给张学良，征求他的意见。对前一个文件，张学良看后提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要求，蒋介石一时难以接受。他建议以中共中央名义写封信给他，提出以停止对红军的进攻作为国共和谈的前提条件。然后，由他把这封信的内容转告蒋介石。叶剑英与潘汉年立即把张学良的建议电告党中央，得到党中央的同意。对后一个文件，张学良认为，红军与东北军合作已经成为事实，因此不必再拘泥于形式，免得被蒋介石抓住把柄。 　　　　叶剑英、潘汉年在与张学良会谈过程中，再次提出，希望东北军在经济上向红军提供帮助，得到张学良的首肯，张表示一定给红军拨款，再给红军做一部分棉衣，帮助解决红军面临的困难。此外，潘汉年还向张学良说明，准备办个刊物．张随即资助了几百元开办费，事后，他还进一步向刘鼎了解这份刊物的开办情况，关心是不是还有困难？ 　　　　10月6日，叶剑英、潘汉年和张学良举行最后一次会谈。10月7日，张学良便乘飞机离开西安，赴甘肃平凉检查部队工作。10月14日，潘汉年也动身离开西安赴上海，迎接更为艰巨的谈判斗争。 　　 　　　　注释： 　　　　[1]波多善也大：《国共合作》，第203页，中公新书1973年版。 　　　　[2]潘汉年、冯雪峰、胡愈之三个当事人的回忆均是一致的。 　　　　[3]孙达生：《从上海到西安》，《西安事变资料》(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唐培吉等著：《两次国共合作史稿》，第19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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