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72号馆文选__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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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前后国共联系的情况
潘汉年(1970年6月) *这是潘汉年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审查”时写的自传材料的摘录,是在缺乏任何参考材料的情况下,凭回忆写成。因此,有些时间和个别情节不准确,但基本事实是与历史相符的。自传中有许多自污不实自词,编者作了一些删改。请勿公开引用。 △一九三六年初,王明决定我回国与国民党中央党部陈立夫、陈果夫等接洽两党合作抗日谈判的联络工作,并乘机找西北红军与党中央负责方面恢复与国际的电讯联络。为此,曾着卢竟如陪我到国际有关部门专门学习一时期新编密码办法,全凭记忆回到中国红军所在地的中央机要处使用,也曾向共产国际苏共代表曼努伊斯基等人告别,聆听他们对中国党抗日统一战线方面的意见。回国前,王明通知我会见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馆的武官邓文仪,由他告诉我回国后如何找国民党中央CC陈果夫方面联络。在我与邓谈话中知道他与王明已有多次联络,直接派人与南京国民党中央联络解决与国内红军、党中央进行谈判还是第一次。大约是一九三六年二月左右,先由欧阳新陪我去列宁格勒秘密乘船去希腊再绕道回国。当我们的船离开了列宁格勒两天的途中,忽被电令回去,是因为希腊政治情况变化,我们不能安全登岸。我回莫斯科在四月、五月之间,便同胡愈之乘国际列车用公开旅行方式直达巴黎(胡过去曾以世界学会成员资格访问过苏联,这一次受杜重远等委托,为东北军张学良有关团体要求联苏反蒋抗日,先到巴黎《救国时报》寻找关系,再到莫斯科与中共代表团接上关系的。),然后从马赛乘船回香港。 △同年约五、六月中到香港,对救国会在港成员陶行知、邹韬奋、十九路军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旧的情报系统人员梅龚彬、胡南湖、钱铁如和已往相熟的友好如柯麟、叶挺等……会见了广西李、白在港代表人物王公度、刘仲容、黄皓明(黄一欧)等。陈济棠反蒋失败、李宗仁坐镇广州时,也会见了李宗仁。这期间一面派人去上海打听地下党活动中有那些与我相熟的人,以使了解西北红军和中央情况,一面写信给陈果夫要他派人到香港找我联系,商量如何具体进行两党谈判。胡愈之到上海通过救国会沈钧儒和其他关系,找到冯雪峰告诉他我到香港的任务。冯雪峰到香港同我见了面,他讲了在长征到陕北后,他即派到上海活动经过,并告诉我他在上海有秘密电台,可同陕北中央通电讯,也有通过西安到陕北的秘密交通关系……。因我己写信要陈果夫派人到香港接洽,现不考虑先回陕北向中央报告请示,也没有明确告诉冯雪峰我去香港等候国民党中央派人来联络,只是含糊地说到莫斯科中共代表团王明要我回来进行两党联络有关合作谈判问题。 大约是七月底或八月初,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张冲代表CC陈果夫到香港与我发生了联系,鼓动我立即随他到南京去具体面谈两党谈判合作问题,并称蒋介石迫切要解决两党问题。我便同他乘船回上海,并未停留直赴南京。由张冲安排住在下关外国人开的旅馆“扬子饭店”。 到南京后,张冲要我把王明交代我关于两党谈判的主要内容写成条子交给他,以便向当局报告,那时国民党正在开二中全会,张冲去汇报后,回来对我说陈果夫等中央党部负责人认为我从莫斯科回来,只是代表王朋与中共代表团关于两党合作谈判的愿望,并不能代表国内中共负责当局和红军方面,因此他们暂时不便直接与我接触,派曾养甫为代表先与我联络,待我取得中共中央和红军负责方面正式代表资格和有关谈判意见时,再到南京与陈果夫去面谈。后来张冲陪我会见了曾养甫,他说因他一向搞实业、建设工作,对外容易保持秘密,故陈果夫要他[作]代表先和[共产党]接谈,希望我自己设法到西北找到红军、中共中央负责人,取得他们对两党合作谈判意见后,再到南京与陈果夫等见面。本来我根据莫斯科决定要他们负责护送我到西北找红军关系,并建立两党联络的电讯交通办法。曾养甫和张冲说中央军并不同红军直接相处,陕北方面有张学良部,山西方面有阎锡山部相对峙,他们没有办法护送我过境,因为谈判要保持秘密,还是要我自己秘密去陕北找红军,据他们所知,陕北红军方面已有人经常来往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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