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72号馆文选__悼怀

三、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 　　 　　　　潘汉年在遵义会议后跟陈云去莫斯科。当他到达莫斯科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八月二十日)已经胜利闭幕了。一九三六年四月，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派潘汉年回国与国民党进行联系。在此之前，国共两党之间打通联系的工作已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开始了。当时，蒋介石以为对红军的“围剿”已“初告成功”，因此，幻想用谈判的方法来“收编”红军，然后“以政治方法来解决”共产党(蒋介石：《苏俄在中国》)。蒋介石在国内派曾养甫与我党进行接触，在国外派驻苏联大使馆的武官邓文仪与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进行接触。 　　 　　　　潘汉年一九三六年七月回到香港，与国民党派来的张冲接触，一同去南京与陈果夫的代表曾养甫接触。潘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回瓦窑堡，向党中央汇报了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派遣他与国民党方面接触的经过，经党中央研究，决定派潘汉年为中国共产党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九月，他携带《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致宋庆龄信、毛泽东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信回到上海，分别把书信交给上述人员。接着，潘汉年把我党致国民党书交给张冲，并和张一起到南京与陈立夫谈判。致国民党书提出了两党代表进行重新合作的具体实际谈判的建议。这个文件是公开阐明我党关于国共第二次合作主张的正式文件，是我党在西安事变前采取逼蒋抗日方针，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一个重要步骤。可是，尽管我党采取一系列积极、主动的行动，力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的出现，然而，蒋介石毫无诚意。他震惊于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地区的会师，不顾日本侵略军已在绥远东部燃起战火和全国人民要求援救绥远的强烈呼声，不顾中共的一再呼吁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苦苦劝谏，决心继续“剿共”，妄图一举将红军消灭。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一日，蒋介石颁发了对红军总攻击令。接着下令逮捕了主张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上海救国会领袖(即所谓七君子案)。蒋介石的例行逆施终于激成了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方面对蒋介石的安危一无所知。张冲要求潘汉年到洛阳，并请求潘汉年到西安联系。在潘汉年从西安回到洛阳向张冲说明我党中央尽力争取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已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到西安谈判。于是南京国民党方面派端纳陪着宋子文、宋美龄到了西安，经过谈判，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加快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形成的过程。 　　 　　　　一九三七年一月，潘汉年到南京与张冲谈判。二月十五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西安事变后国内政治问题。我党为了推动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于二月十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实现国共合作抗日的五项条件和四项保证。接着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局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了多次会谈。一九三七年四月，潘汉年陪同周思来到杭州与蒋介石会谈。回上海后，潘与宋子文谈判红军的改编经费问题。由于蒋介石这时在对日问题上仍旧存在幻想，谈判没有达成协议。 　　 　　　　七七芦沟桥的枪声，粉碎了国民党“求和”的迷梦。就在这一天，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在庐山与蒋介石等会谈。后来，潘汉年的安排下，周恩来在上海会见救国会与文化界著名人士。 　　 　　　　一年多的时间，潘汉年是我党与国民党谈判的联系人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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