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972号馆文选__战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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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瑜离休以后移家香港,后来又随女儿迁居美国。
近年,他们夫妇已经回来过两次。朋友们舍不得他走。他们也忘不了北京。 唐瑜最恋朋友。抗战期间,他出钱在重庆盖了土房子,接纳文艺界的穷朋友们白住,被戏称为“二流堂”主。为此弄得他后半生吃苦不浅。“文革”中,“四人帮”关他进牛棚,那么起劲地大批“二流堂”,目标何止唐瑜,又何止夏衍,意在周公啊! 他住在东城北梅竹胡同的时候,与我上班的王府井步行仅十分钟,有时我去他家喝杯咖啡,有时他给我送两张内部参考片的电影票来。他是从电影家协会的岗位上退下来的,是“老电影”了。三十年代在上海编写过好几个电影报刊,是左翼影评队伍里的一名战士,王尘无(中国电影史上杰出的影评家)曾经称赞唐瑜在《电影时报》开辟的“聋人随笔”,“以辛辣见长”,可惜自己连一个字也没有保存下来。 说他是“老电影”,不如说他是“老革命”。大革命后的血雨腥风中,他坚定地跟着潘汉年干,是“小开”手下得意的人。“文革”前夕,潘从监狱里出来,唯一去看的战友就是唐瑜。潘不怕连累唐,唐也不怕潘来访。潘案非同小可,这种同志间的信任可惊天地! 我问老头儿:“解放初,你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当个小头目,穿过军装吗?我猜不出你穿军装是什么样!” “当然穿过军装,但叫我好苦。真是个穿军装的老自由主义吧!”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在萃华楼饭庄办了两桌半酒席,请朋友们来“过节”。你既不是文联,又不是友协,办的哪门子席呀!只是为了朋友们好久不见,借此高兴一番而已。我记得有苗子、郁风、吴祖光、丁聪、高集、高汾,还有杨宪益、戴乃迭、白霞、赵沨。我挨着赵沨坐,谈起在广东的木刻家新波,他说:“那可是个真正的好人!”那半席是临时加了个小桌,给主人的儿女和儿女的小朋友们的有饭无酒之席。老头喜欢孩子也是出名的。 唐瑜还不声不响地办了一些仗义疏财的事。他捐钱给潘汉年的家乡宜兴,办了一座少年儿童图书馆。自己又编又写地在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纪念潘的文集《零落成泥香如故》,夏衍、李一氓、胡愈之、许涤新、吴祖光等都写了文章,最后他建议所有作者都把稿费捐出来,送到宜兴去。真是一呼百应,没人说二话。人们仿佛看到潘的家乡的孩子们笑了,潘也笑了。就连在报纸上读到受屈人的不行,尽管素不相识,他也要辗转通过记者送点钱去,而且对当事者和无关的人严格保密。这次回来,他仍关心宜兴的那座儿童图书馆,又在潘的一次座谈会上倡议在潘的家乡造一座潘的铜像。他与潘的情谊是人间至高无上的革命感情。 他并不是个钞票多得无处可花的财主,在感情上却是个大富翁! 本来他还要在北京多住些时候,不想四岁的小外孙女自己可以拨弄越洋电话了,只要一听见她甜甜地叫几声:“公公、婆婆,我想你们了,快回来吧!”老俩口便沉不住气了。夜里睡不着觉,外公便悄悄地问外婆:“可以去订机票了吧?” 这样一个八旬余易动感情的老头能不可爱吗。 这样一个头脑清晰,能写工整的小楷,擅于作倾心谈的老人笔墨能不吸引人吗! 我喜欢他的散文常有越轨的笔致,有些词汇用得奇突而得当,有些又调皮、幽默,还有点掌故。我没感觉到他老了,他对生活充满了乐趣和希望,好像对什么事都关心,什么事也瞒不过他。读他的书,前有《阿朗小品》,今有《二流堂纪事》,我感到愉快而幸福。 1996年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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