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72号馆文选__战友

潘菽(1897－1988)又名潘有年，字水菽。江苏宜兴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次年赴美留学。1926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1927年回国任教，历任中央大学心理系副教授、教授兼系主任。1949年以后，历任南京大学教务长、校务委员会主席、校长等职。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首任所长。是九三学社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副理事长。1955年6月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 　　 　　　　学习就要“明理知辨” 　　　　潘菽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对人对己都如此。中央大学理学院心理系是个小系，有时一年只收一、二个人，可他一样认真备课，认真讲解，从不草率。一位学生回忆说：“潘先生宜兴口音很重，听他的课开始不易听懂，但不要多久，就能适应，而且尝其智慧之甘果了。他讲课的特点是清晰而有系统性。他从一个观点出发，缓缓地一步一步地推演下去，叫你不得不记下他讲的每一个字，不得不珍惜地听他每一句话。” 　　　　潘菽还是一位爱护学生、诲人不倦、为人师表的好老师。他对学生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学生都愿意亲近他，有事找他谈心，有困难找他帮助，有的学生结婚还找他当证婚人。学生有什么要求，他尽量设法办到，在同学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位仁慈忠厚的长者。那时很多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他总是谆谆教导说“学习为什么，无非是明理知辨啊!所谓明理，就是要明白应当为千千万万苦难人民服务的理，所谓知辨，就是要知道谁是谁非的辨别，而不是拿洋装书向人炫耀，拿资格当敲门砖。”他自己的一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还认为，教育不仅要言教，还安有身教、物教，所谓物教，就是要造成良好的环境和风气，能起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而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做到的。潘菽从不以教育者自居，而是以自己的思想行为影响学生，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他的感染和教育。有一位学生说：“我说不出潘先生是怎样教育我的，可是他又确实是时时刻刻地教育着我。” 　　　　 　　　　营救潘梓年 　　　　潘菽在北大求学时期，即是青年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五四”运动中，潘菽因参与火烧赵家楼而被捕。后来潘菽负笈美国，潜心学问，回国后在中央大学任教，一度很少过问政治。“九·一八”事变，使潘菽的爱国热情重新高涨，他开始走出学术的“象牙之塔”，关注救亡抗日运动。 　　　　1933年5月14日，潘菽的哥哥潘梓年——上海“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兼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真话报》总编——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关押在国民党南京警备司令部拘留所。同时被捕的丁玲则被囚禁在另一处。鲁迅、柳亚子等发起成立了“丁潘营救委员会”。潘菽为营救胞兄及丁玲奔走呼号，并拜访蔡元培、邵力子等社会名流，请他们施加压力敦促国民党当局释放潘、丁。同时，潘菽又以家属身份，前往探监，不断送去药品、食品，传递外界消息，使潘梓年及难友们保存体力，增强信心，坚持斗争，直到1937年6月被营救出狱，在营救兄长潘梓年的过程中，潘菽对国民党的本质有了进一步认识，同时也结识了一批共产党人。 　　　　 　　　　创建九三学社 　　　　中央大学西迁入蜀后，潘菽先是加入了由郭沫若、钱俊瑞等人发起的中国学术研究会，后来又同进步学者梁希、金善宝、涂长望、干铎等发起组织了以中央大学教授为主的自然科学座谈会。他们在讨论学术、科学的同时，议论国是，关心民族存亡，了解并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潘菽等在重庆先后与周恩来、董必武和毛泽东等共产党领袖见面、叙谈，思想更倾向民主、进步，成为当时有名的“民主教授”。 　　　　抗战胜利前夕，潘菽与梁希、金善宝等中大教授，以及许德珩、黄国璋等知名社会活动家组织了“民主科学座谈会”，定期讨论国是，研究疗救社会、振兴民族的对策建议。当时潘梓年在重庆担任《新华日报》社社长，潘菽常通过他带来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新的战况以及延安的政治主张。“民主座谈会”逐渐成为团结各界人士、扩大党的统一战线的纽带和桥梁，并在抗战胜利后改建为“九三学社”，潘菽是这个民主党派的创始人之一。 　　　　 　　　　特殊的师生情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和卫生部中医研究院院长的季钟朴，抗战前夕曾就读于中央大学心理学系。他因发起组织“学生抗日救国会”而被国民党逮捕。他的老师潘菽挺身而出，亲赴南京警备司令部保释季钟朴出狱。季出狱后，学校当局竟欲取消他参加毕业考试的资格。又是潘菽仗义执言，据理力争，使季钟朴得以参加补考，如期毕业。抗战爆发后，季钟朴转辗北上，参加了八路军。 　　　　1949年9月初，暌违十二载的师生俩不期而遇。潘菽教授和已在哈尔滨医科大学任职的季钟朴同时作为中国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成员，赴苏联参加巴甫洛夫诞生百年纪念活动。季钟朴感激潘教授当年为营救他而四处奔走，不遗余力。整个代表团都为师生俩的这一段奇特交往而赞叹不已。 　　　　 　　　　“红色教授”上黑名单 　　　　中央大学复员回南京后的三年多时间，正是中国展开两种命运决战的岁月。潘菽的政治倾向更加鲜明。他以中央大学教授的身份，掩护中共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新青社”的活动。1947年，中央大学中共党支部的组建会议，就是在潘菽家中召开的。他不顾个人安危，为党组织保管了一批秘密的图书资料。随着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次第展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士气低落，当局为挽回败局，居然组织了一个“官兵心理委员”，邀潘菽参加，被他断然拒绝。 　　　　由于潘菽鲜明的政治态度，人们称他为“红色教授”，国民党特务机构则将他列入黑名单，日夜严密监视他的活动。1949年解放军渡江作战前夕，党组织为了潘菽、梁希、涂长望三位中大教授的安全，防止国民党败退前对他们暗下毒手，通过秘密通道将他们送往上海，又转赴香港。4月22日，百万雄师突破长江防线的第二天，他们又从香港转赴北平。不久，又应周恩来的邀请，参加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 　　　　 　　　　八十书怀九十吟 　　　　1949年8月8日，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实行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梁希任主席，潘菽任教务长。后来梁希出任中央政府林业部长，潘菽继任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7月，南大改行校长负责制，潘菽被任命为校长。直至1956年离开南大，赴京出任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 　　　　1955年，他当选为中科院生物学部委员，是当时中国心理学领域的唯一一位学部委员。1956年，他与高济宇等其他6位高级知识分子一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申请中写道：“回顾我一生走过的道路，虽然也曾迷失过方向，但可欣慰的是，很快认准了北斗，拨正了航向，并且最后终于找到了归宿。” 　　　　1982年5月南大八十周年校庆之时，潘菽偕夫人自京来宁，与阔别二十多年的南大师生一起欢度校庆。1984年南大樊道恒、龚放、周同科等为编写《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有关材料，赴京拜访潘菽。在钓鱼台附近的高知楼居室，潘菽老一再表示要在九十周年校庆时再回南大一叙。未料1988年3月潘老病逝京华，未能实现自己的心愿。 　　　　 　　　　潘菽曾有一首《八十书怀》，诗云： 　　　　堂堂岁月，忽八十春。往者可谏，来者方生。 　　　　夕阳无限，灿若朝暾。蓬勃郁葱，旧邦命新。 　　　　大同可望，寰宇沸腾。我生此际，我生逢辰。 　　　　旋转乾坤，匹夫有份。伏枥之心，云胡不奋! 　　　　 　　　　1987年7月，他又有《九十吟》长诗一首： 　　　　七十今不稀，八十何足奇。九十我竞到，如箭过隙徙。百龄又非遥，我岂不企希？ 　　　　得陇又忘蜀，事或可庶几。无奈大自然，修短未可稽。彭颜相齐同，古言岂我欺？ 　　　　人生贵有益，徒寿圣者讥。素餐无以报，耕考之所鄙。我益果如何？远未饱我饥。 　　　　求索日夕勤，所产苦太低。思以勤补拙，孜孜不多息。老骥伏枥中，尚志在千里。 　　　　日是犹可行，行行不容已。行行欲所为？所谓宁在己？人生有寿域，熙熙相与栖。 　　　　无间老和幼，欢愉遂天颐。四海皆兄弟，同登以为期。莫说天工好，偏多思凡意！ 　　　　乐土靠人为，不著神仙迷。林丛一凡鸟，也作闻天啼！ 　　　　 　　　　八十书怀九十吟，反映了耄耋之年的潘菽积极进取的雄心和豁达，开放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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