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4号馆文选__《我的“自白书”》讨论

广州的来信 　　 　　本泉兄： 　　你好。 　　昨天晚上，偶然在网上读到了《〈我的自白书〉是烈士遗诗吗？》（原载于《南方周末》，２００３、１、１６）一文，才知兄是这首诗的作者（或作者之一）！情难自己，特敲此以奉上（这些年已惯用电脑，手书已退化如涂鸦。 　　《我的自白书》情绪激荡，正气凛然，语言精练，声韵铿锵，极有感染力，是新诗史中的精品。四十多年前，我在《烈火中永生》读到，就极为欣赏以后曾写过评析的文字，还曾在一些场合讲述诗艺时以它作为范例。虽然它不是陈然的遗作，但依然具有很高的思想意义，因为它真切地表现了陈然们的心声。从审美角度来说，它也有很高的价值，在大白话（不加锤炼，淡而无味）、大黄话（“下半身”是其代表）、大黑话（隐晦至极，不知所云）充斥诗行的今天，“诗是精粹的语言艺术”一语已成了揶揄，在这情况下，《我的自白书》的表现手法就更值得向年轻一代的作者推介了。 　　那时，兄虽在“代人赋”，然而赋出了能传世的真诗，为诗坛做了一件大好事。现在，兄虽已年逾古稀，但壮心不减，依然在为诗坛做大好事——为提倡短诗不遗余力。这种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相对起兄来，我真个是未老先衰。我虽曾长期“吃诗歌饭”，但在年甫花甲之际，由于不忍面对一团糟似的诗歌境况，即主动疏离诗坛，躲进书房，以逗弄“野诗”（这是我杜撰的名词，指那些未登大雅之堂、流传子民间口头或私人笔记中的古诗）打发时日。 　　我从小就留意搜集这类诗歌，“文革”结束后，择其中有情有趣者进行分析，编成《野诗谈趣》一书于１９８４年出版；后来觉得“野诗”一词不规范，所以１９８９年出版其姊妹篇时，改称《情趣诗话》。前年退休之后展卷重读，觉得当时的很多分析流于粗浅，因而陆续重新改写，还补充了一批新人，自认为可以娱已娱人，因此耽于其中；并在香港《大公报》和内地几家报刊开“诗林拾叶”“、”诗里人生“、”情趣诗话“等专栏以换取烟钱，心态卑微之至！前月杨山兄约稿，我寄去几篇，他说将在其主编的诗刊上登载，到时，估计兄必能读到，茶余饭后付诸一笑可也。 　　敲得长了，就此打住。 　　预祝 　　春节大吉！ 　　杨光治 　　２００３年１月１８日广州 　　 　　重庆的回信 　　 　　光治兄：２００３．１．１８信收到。感谢您的热情洋溢来信。感谢您对“真切地表现了陈然们的心声”的《我的自白书》一诗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的具体评析，对年已八旬的我是一个巨大的鞭策与鼓励！虽然对这首诗的类似的肯定，在别的诗友处我也间接地读到过，例如诗人、诗评家于沙在他的《穿过诗林》一书中谈及“诗的影响”一节里，就说《我的自白书》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首诗”；“我爱它把一个政治性特强的题材，写得如此诗化！我爱它把一位革命者临刑前的心理，写得如此淋漓；我爱它把诗品与人品，结合得如此完善。它的震撼力和感召力，是多么强大！”（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月版，Ｐ９３—９４）于沙对此诗的共鸣点与您近似，但您的直接面对和联系新诗现状的感慨的倾诉，却给予我更大的触动。 　　《我的自白书》是烈士遗诗吗？不是。——这一点，目前已不成为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特别是由于１９５６年参与重庆南泉《锢禁的世界》回忆录（不是《在烈火中永生》回忆录，参见叶桦著《小说〈红岩〉背后的故事》Ｐ３９和Ｐ４９）的四位当事人中的罗广斌、刘德彬已先后逝世，以讹传讹的记载不少，因此关于此事的某些情况至今语焉不详：究竟此诗是怎么“集体写作”出来的？是一开始就是为陈然“代拟”的吗？或是其间几经演变的？…… 　　当时以《重庆日报》副刊编辑身份，应邀担任辅导革命回忆录《锢禁的世界》写作，且是《我的自白书》一诗的主要执笔者（全诗１２行，有１０行出自我手）的我，对以上几点印象尤深，现追忆如下。因从重庆解放之初（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我就参与协助他们编印“重庆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筹备委员会”追悼专刊《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合作得很愉快，加之私人关系也颇特殊（杨益言是我胞弟，刘德彬是我高中时的同班同学，罗广斌的开朗活跃的性格也和我一见如故），所以南泉的回忆录写作也融洽无间，交换意见有啥谈啥。严格说来，他们三位在那之前对文学形式尚不熟悉，但却敢于尝试。有一天，罗忽然对我说，他曾根据狱中感受写了一首题为《我的自白书》的诗，我让他拿给我看，我一看，写了十多二十行，却算不上是诗，只是一些激昂表态的概念口号，缺乏必要的意象，句式是松散的散文分行，主题也欠集中。但其中有两句我却觉得颇有诗味，那就是“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于是便对罗说：“整体上说，你这篇作品还不是诗，让我加工后再看看。”凭借他们平时谈及的狱中情况的感受（罗在狱中戴过脚镣，益言也受过刑讯），我展开了合理想象，并把这一切浓缩在敌人逼写“自白书”那一瞬爆发情感，写成了一首三小节１２行的小诗（第三小节中还结合了中国革命高潮、重庆解放前夕的大背景，使革命的乐观主义强烈可信）。改写这首诗时，当时我思想很明确：我是以罗广斌作为诗的模特儿的，我不仅是以他的诗稿作基础，而且保留了他的两个原句；我所奉献的，不过是诗的形式罢了。这种修改或改写，在编辑工作中并不罕见。因此我以为，罗即使把这首诗放入他的回忆录中，或放在以后写小说的某个虚构人物名下，也不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由于《锢禁的世界》原稿的粗糙，基本上成了胎死腹中的废稿，只通过我和朋友的介绍零星在《重庆日报》、《西南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副刊发表（或转载）过五篇。《我的自白书》未见发表，自然引不起人注意。接着就来了１９５７年。我因得罪了单位的领导在劫难逃，又因在运动中桀骜不驯（用当时的话来说叫“气焰嚣张”）一夜之间又升级为“极右派”，被撤销职务，充军到云南去修铁路，一去五年（１９５８—１９６２）断绝了文化信息。，等到１９６２年结束劳动教养回到重庆日报搞体力劳动，才知道小说《红岩》已于１９６１年出版，《我的自白书》已作为“陈然烈士诗抄》（后又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我以为，把《我的自白书》放在《红岩》小说虚构人物成岗名下，倒无可无不可；置于陈然名下，却是大出我意料之外的！但作为处分最重、劳教五年仍未揭帽的“极右派”的我，还能说什么？关于我改写《我的自白书》的事，我除了在给报社组织上写交代时谈到过而外，连对亲人也不敢泄露一个字！我知道这事在当时的份量，我给家庭造成的损害已经太多！…… 　　有时我又想：自问１９５６年我改写罗诗属辅导工作范围；以后发生的变化非我始料所及，也不应由我负责；最后的考量只有一个：作为教材，《我的自白书》是否负作用大于正作用？即：徜不把它作某一具体人（如陈然）的作品，而作为特定情况下的集体心态（如“陈然们的心声”）的文学表现来看，它是否也有一定价值呢？虽然这问题涉及两个范畴（一个是历史的真实，一个是文学的形象感染力），但类似的情况史例是不少的：古代不少伪托古人的著作，亦具有一定的价值；不少名人的文电书翰之类，众所周知是秘书代劳，至今仍然在文集中、史料征引上堂皇地以名人的名字出现，这样的事例还少吗？……倘无别的目的，在弄清事实之后，满可心平气和地处理（譬如把《我的自白书》请出《革命烈士诗抄》，换掉陈然的名字，或加以必要的说明，当作一般人的诗歌创作处理），用不着那么大惊小怪。当然这纯属我个人看法，不定妥当，作为一家之言，可以讨论。 　　你对“野诗”的兴趣，我也是有的。读中学时起我就喜欢读文言笔记小说，搜读记载其上的民间诗词和打油诗、三句半之类，其口语鲜活，情趣别致较某些古板的正统诗有味得多，是新诗值得借鉴学习的好材料，只是我随看随丢，没像您那样加以整理研究罢了。您的《野诗谈趣》我即曾从书店购读，这种寓思考于轻松谈笑之中的读物喜爱者是不少的。我以为，古诗话的活泼凝炼、具体生动、亲切有味，是值得今天沉闷枯燥、晦涩空洞的诗论学习的。 　　春节期间琐事干扰，大札迟复，乞谅！ 　　 杨本泉 　　 ２００３．２．２重庆 　　 　　编者按：由《〈我的“自白书”〉是烈士遗诗吗？》一文，引起广州诗评家杨光治与重庆诗作者之一杨本泉的通信，涉及诗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作品与作者的关系，如何看待二者间的错位，对诗作的独立评价），有一定参考价值，本刊特予发表。

原文2003-4-28 发表于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  浏览：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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