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期） 　　 　　我背起背包，挽住左右的同伴的手臂，迎着风前进。歌声从我们的嘴里一个字、一个字迸发出来，和风声搏斗：“我们……走在……大路上……”“呼！――”“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呼！――”就这样，大家手挽着手，肩并着肩，战胜了风沙，找到了宿处。 　　这个考验和我们后来的困难比较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不过，在第一个回合的战斗胜利之后，我们的心情都很欢畅。我们经过了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天山脚下，它比画报上显得更加美丽；我们走过了满是火红色的岩石的火焰山，不过它并不像《西游记》里传说的那样可怕。最后，我们越过了号称“无疆之马”的塔里木河，到达了河南岸的农场，在这里安下了家。 　　场里的老同志、老工人待我们上海青年可真好。他们自己搬进“地窝子”，让我们住新盖的房屋；开始的时候，他们自己啃黑馍馍，给我们吃白馒头和大米饭；到了晚上，为了大家的安全，又专门派人通宵站岗放哨。他们这样照顾我们，实在叫人不安，也正是在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下，上海青年首先闯过了“生活关”。从我自己的体会来看，我们过去生活上的“娇气”实在太多了，有的还是从小养成的，这就为长大起来走南闯北增加了不少麻烦。比如我吧，在上海的时候生活条件并不算优裕，可是过去吃饭只吃大米，吃菜呢，也是挑挑拣拣，肥的不吃，甜的又不吃。谁知道到了新疆，有一个时期的菜里尽是当地特产的糖萝卜，甜腻腻的，我一口也吃不进。领导上知道了，特意给我们几个人煮了土豆，我想：我是来革命的，不是来享受的，不能要求特殊照顾，因此坚持不去打菜，情愿吃淡馒头。有一天，我们的政委来了，他特意拿了一盆糖萝卜，坐在我的面前，吃得津津有味，还说：“这是新疆冬季最好的蔬菜，营养丰富，前几年还吃不到呢！”我感到很惭愧，心里想：连政委都能吃，我为什么不能吃？因此，就慢慢试着吃，先是喝几口汤，下一次又稍为尝几块，吃着吃着，也就习惯了，现在觉得糖萝卜味道满不错哩！虽然我们现在的伙食已经改善了，大家也都能适应了，可是，真想给城市里的爸爸妈妈们提个建议，别把孩子养得太娇，从小挑精拣肥的，长大起来可就不容易四海为家罗。 　　在边疆过“生活关”的同时，还有一个“劳动关”。我们这些青年，头脑里也有轻视体力劳动的剥削阶级思想影响，只读了几年书，有人居然认为自己够得上半个知识分子，搞搞农业劳动是“大材小用”，只会“脑子简单，手脚粗笨”。结果刚刚上阵，就出大洋相。有一次，连长布置我们到稻田里去拔草，还教我们仔细辨认椑子草和稻苗的区别，但是我们拔呀拔的，就分不清楚了，把稻苗拔掉好多，连长跑来检查，批评了几句，把我们的脸羞得通红。还有一次，到棉花田里定苗，我们想：每亩田多种几枝不是可以多收棉桃吗？就偷偷在一小块田里超过规定的标准留棉苗，结果因为种得太密了，后来光长空杆，不长棉桃。这些都给了我们很好的教训：农业劳动并不简单，它也需要文化，需要知识和技术。而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恰恰都是“农盲”。 　　我们的场长是一九三五年的老红军，他的左腿在革命战争中负了伤，走起路来有点拐。我们都很尊敬他，他最喜欢讲场史，对青年进行传统教育。听他说，我们农一师的前身就是当年闻名全国的三五九旅，这个旅不但英勇善战，而且在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中有过出色的贡献；解放以后，他们又继承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光荣传统向塔里木荒滩进军，开垦出万顷良田。直到现在，老场长还经常到田里来和我们一起劳动，教我们使用砍土镘和镰刀，指点我们怎样砍玉米。每逢看见他来了，我们浑身就增添了力量，压肿了的肩头仍能挑重担，挤起了血泡的手仍能紧紧握住砍土镘。秋收的时候，他鼓励我们成立突击队向全场青年提出竞赛的倡议，我是突击队的队长，决心要继承红军的革命传统，艰苦锻炼。队里的青年只会一手摘棉花，我向老同志学习先进经验，半夜起来练习双手摘花，后来发现用嘴咬住花叶双手摘起来速度更快，就在队里全面推广，结果完成了原订任务的百分之二百十五，连续四次被评到红旗，老场长也高兴得合不拢嘴。 　　第一年秋收以后，场部决定要建设一个小型水库，引进塔里木河的河水。这个任务很紧迫，场部规定只准男同志参加，可是我想：女青年也应当上火线。我写了申请书，老场长不批准；我跟在他后面转了半天，边走边说：“批准了吧！批准了吧！”他被我跟得烦了，就说：“你年级小，又是姑娘，这活是小伙子干的，不行！”我说：“场长，你别看不起我们女同志，瞧不起上海青年，我保证完成任务！”他打了一个哈欠说：“别用激将法了，不行就是不行！”我失望地回到宿舍里，第二天一清早，偷偷跑到工地去一瞧，他自己倒拐着腿干起来了。我心里一激动，跑回去借了一副箩筐、一根扁担，奔到他面前放下，坐在扁担上再也不肯走了。他一看，忙说：“咦，你这个倔强的姑娘，怎么又来了，快回去！”我扑簌簌地掉下眼泪，把头一扭说：“我要求换下你这个伤号！”这时，他也感动了，抓住我肩膀说：“好吧，我们两个来一次竞赛！” 　　我的手脚利索，结果自然是我占了便宜。我每天都达到了男劳动力的基本定额。在老场长的鼓舞下，大家的劳动热情高涨极了，半个月的任务只用了八天就提前完成。同志们还给我评了功。我说这太不公平，真正有功的该是老场长，要是没有他，我连“劳动关”也过不好。 　　（未完待续）

原文 发表于1965年，散文集《生命似火》作家出版社，发行量35000册  浏览：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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