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合作所里，还有着许多秘密的斗争。“挺进报”的故事，就是一个。 　　 　　　　1947年秋天，重庆地下党发行了一种秘密的油印刊物——挺进报。这个报纸是给地下党员、地下社员和进步人士看的。这报由地下党重庆市委直接领导，下面有三个工作同志：一个负责收听、记录新华社的广播；一个负责刻写蜡纸；一个负责油印。 　　 　　　　负责油印的是陈然同志。他是一个工厂的代理厂长，社会条件好，不易暴露，因此党把这个工作交给了他。 　　 　　　　陈然同志白天是厂长，晚上就成了一个油印工人。他从来没印过油印，同时他又有着厂长身份，在那个时代是不便向人请教的，只好偷偷地学习这门技术。第一次接受任务，他想尽快地把报纸印好，让同志们早看到挺进报。铺好蜡纸就印，印了许多张以后，才发现印的字全是反的；原来，他不懂得，蜡纸反着铺上油印机，印出来才是正的。一次不行，就再干嘛！陈然努力钻研，积极地执行党的任务。开头，一张蜡纸只能印三五十份；几个月后，就可以印两千几百份了。但他并不满足，他又偷偷地学着刻写蜡纸。有一天，他把一张用恭正的仿宋字体刻写的蜡纸送到市委同志面前，提出了新的请求：要求市委允许他一个人完成两个基本点人的任务——又写又印。 　　 　　　　市委同志考虑到，陈然同志担负油印的任务已经够累了，一周有两三个晚上通夜不能休息，白天又要照常上班当厂长，如果再加上刻写蜡纸，怕吃不消。 　　 　　　　陈然急了，拍着胸脯说：“我才二十五岁，身体也很结实，一定能干得了!”接着他还补充说，这样作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节约一个人，这个同志可以为党作别的工作；第二，可以加快出版时间，减少暴露的危险。 　　 　　　　那时，正是敌人严密追捕、企图破坏挺进报的时候。市委同志望着这个为了党的事业不知疲倦的年轻人，终于微笑着同意了。 　　 　　　　“挺进报”的两位工作同志从未见过面，都是由市委单线联系的。每一次，当陈然收到市委同志转来的新华社电稿时，读着那些令人激动的消息，看着文稿上端正秀丽的字体，他简直被那个同志出色的工作吸引住了。他想，他—定也有什么公开的职业，只是在晚上才冒着危脸来收听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这样，从来没有休息过。而且工作一直是这样认真！看得出来，每次送来的文稿，都是在收听以后，认真抄写过—遍才送去的。他真想见见他，或者写封信也好，向他学习，向他致意。但这是违反秘密工作原则的。后来，市委知道了陈然的心事，允许他写一封不注明地址、不签名的信给那位同志，只允许写一次信，并且要写得简单点。陈然心里想要说的话太多了，不知道怎样写才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想了好久，只写了—句话：“致以革命的敬礼！” 　　 　　　　几天后，陈然得到了回信，也是简单的一句话：“紧紧地握你的手”，同样没有签名，没有地址。 　　 　　　　一句话，一张字条，温暖了革命者的心，把革命同志的战斗友谊联系起来了。 　　 　　　　可是，过了不久，他们被捕了—一叛徒出卖了他们。他们两个，一个被关在白公馆集中营，一个被关在渣滓洞集中营，过了好些日子，陈然才打听到关在渣滓洞的那个战友名叫成善谋，是个电机工程师。成善谋也知道了陈然。可是，一对战友竟长期无法见到面。 　　 　　　　直到重庆解放前夕，他们才见了面：1949午10月底，敌人公开枪毙—批共产党员，当伪法官喊着： 　　 　　　　“……成善谋。” 　　 　　　　陈然听到这个日夜思念着的战友的名字，立刻冲向前去： 　　 　　　“你是成善谋？” 　　 　　　“你是陈然？” 　　 　　　　一对同生共死的战友，肩并看肩；火热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昂着头，挺着胸，走上刑场…… 　　 　　　　陈然是在1948年4月被捕的。出事的前—天，上级派人来到陈然家里，通知他：党内出现了叛徒，“挺进报”应该尽快转移。临走时，上级派来的人对他说：“明天晚上，你印好最后一期报纸，后天——23日早上八点正，我来帮你运走报纸。这两天你要特别警惕，一有可疑的情况，你就先行离开。” 　　 　　　　22日黄昏，陈然忽然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短信：“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帆风顺，沿途平安。” 　　 　　　　这封信分明是警告陈然，要他快走。年青的陈然舍不得写好的蜡纸，和明天早上就可以印出的“挺进报”。他哪里知道：这封信是一位在敌人机构里秘密工作的同志，获得消息后，来不及报告市委，才冒险直接通知他的。陈然想到只要过一个晚上就可以离开危险了，他抑制不住工作的热情，走进储藏室，让母亲在外边小门上上了锁。 　　 　　　　陈然进到这间秘密的小屋里，他就只想着一个问题：快赶印完挺进报！快！别耽误了出版时间，别叫同志们耽心它的安全。陈然穿着一身白罩衣，戴着手套，匆忙地工作着。一切全是早想好了的，出了意外，他可以迅速脱下罩衣、手套，就可大步走出去，别人不可能从他身上发现一点油墨痕迹…… 　　 　　　　早上五点钟，陈然印完“挺进报”，划着火柴，把蜡纸烧掉。突然，传来一阵轰隆的脚步声。陈然立刻明白了，他轻轻地关上灯，拉开窗帘，推开窗门，随手拿起准备好的扫帚，小心地挂在窗台下面的钉子上。 　　 　　　　门破了。几支枪口对准着陈然。陈然被逮捕了。在陈然的房间里，几个狡猾的行动特务留了下来。危险进一步威胁到市委！ 　　 　　　　第二天早晨八点正，市委的同志来了。四周没有发现可疑的人。他径直走向陈然住的小楼。忽然，他看到了窗口外悬挂着的扫帚——陈然留下的表示危险的暗号，立刻扭转身，从后门走出去了。后来才知道，敌人偷偷地在那里隐藏了许久，可是一个人也没有捕到。 　　 　　　　敌人抓住了陈然，又找到了“挺进报”的油印机关，筒直欢欣若狂，满以为会从这个年轻人身上轻易地扩大破坏。敌人采取了种种酷刑、哄瞒……手段，可什么也没有得到。最后，敌人拿出了一张纸，要陈然写自白书。 　　 　　　　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书，自然是难不倒陈然的。陈然提起笔，不假思索，一气写出了心里想了许多遍的话：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敞声大笑， 　　　　叫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葬歌埋葬蒋家王朝！ 　　 　　　　刽子手们看了陈然的“自白书”，气得脸都发白了。他们连连地说：“押下去，押下去！”从此，陈然就被囚禁在中美合作所里，再也没有受到审问。 　　 　　　　在牢房里，敌人害怕陈然传播从外边带进去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特别把他单独囚禁在白公馆楼上一间小牢房里。但是，敌人的如意算盘落空了——那间小牢房，早就被同志们打穿了一个秘密孔道，可以和楼下的党组织取得联系。狱中地下党通知陈然：把最近的胜利消息写成字条，秘密传下楼来。 　　 　　　　陈然高兴极了。就用党组织给他的半截铅笔（这是罗世文同志遗留下来的），还有一些包香烟的薄纸和一个破刀片。又在白公馆编写“挺进报”。 　　 　　　　陈然凭着记忆，恭恭正正地用仿宋字把新华社的消息写下来，还画了一个精致的刊头，上面写着： 　　 　　　　　　　　挺　进　报　　　第一期 　　 　　　　　　　　　白公馆出版Ｘ月Ｘ日 　　 　　　　“挺进报”从秘密孔道送到楼下以后，很快得到党组织的通知，严厉地批评了陈然。指示说：第一，刊头立刻取消，不允许再写“挺进报”、期数和出版日期；第二，必须坚持写仿宋字，以免被敌人发现笔迹。陈然认识到自己缺乏对敌斗争经验，立刻接受了党的批评。不久，他又得到通知：隔壁关着一位黄显声老先生，他有报纸，可以从他那里获得更多更新的消息。 　　 　　　　黄显声是个赞同革命的民主人士，张学良将军手下的一位副军长，已经被捕十来年了。陈然利用放风的机会，拖着脚镣，踱到黄显声的窗口附近，轻声说：“我要看报……” 　　 　　　　黄显声仿佛没有听见，把头转开了。 　　 　　　　陈然回到牢房里，有些担心：万一他向敌人告密，怎么办？但他又想：既然党组织叫他联系，大概总有些把握。 　　 　　　　半夜里，墙壁上发出轻轻的敲击声。从一扇密封的门缝下面，塞进一张报纸。陈然小心地接过报纸，里面还夹着一张字条： 　　 　　　　“不要讲话，报纸每天晚上准时送来，必须在天亮前准时从原路退回。” 　　 　　　　陈然早就回“翻译”国民党的报纸，懂得怎样从敌人的反动宣传中找到真实的消息。从此，“挺进报”上每天都有最新的消息了。 　　 　　　　送到楼下的“挺进报”并不是每个同志都能看到：为了保密，党组织的几个领导人看后，就毁掉了，其他同志都是听口头传达的。但是，有一些文件太宝贵了，谁也舍不得烧毁，人们冒着危险，把它珍藏下来，象爱护自己的心一样地爱护这些薄纸。当人们遭到毒刑拷打，或是受着疾病折磨的时候，读读它，就感到有了力量。 　　 　　　　一个名叫宣灏的难友，已被囚多年，眼睛很近视，身体很坏，生了病。同志们把一小张“挺进报”塞在他手里。代替了治病的药方。宣灏躲在墙角里聚精会神地看，兴奋的连放风也忘了。一个狡猾的特务、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偷偷地走到宣灏的背后，等宣灏发现了，急忙想把文件塞到口里时，已经来不及了；他和文件，一齐被抓住了。 　　 　　　　在特务的办公室里，看守长拿着鞭子，逼问宣灏： 　　 　　　　“这张传单是谁写的？！” 　　 　　　　宣灏想到自己的过失，决定不牵连别人，只说：是自己写的。 　　 　　　　特务知道宣灏不是共产党员，他写不出共产党的文件，特务们咆哮起来，皮鞭呼呼地打在他身上。宣灏倔强地挺立着，一口咬定：“我写的！我写的！” 　　 　　　　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和看守长杨进兴研究着这张可怕的传单：“中共中央第七届第二次委员会全体会议在石家庄附近举行……毛泽东主席向全会作了工作报告……。”特务们断定这是重庆地下党和监狱有联系，一定要搜查、破获，立刻，全集中营进行了突击搜查。 　　 　　　　几个月的狱中生活，使陈然获得了许多地下斗争的经验。每天的报纸都按时还给黄显声了；铅笔、薄纸和刀片都妥善地藏起来了。敌人来搜查，一点线索也未找到。 　　 　　　　敌人使出最毒辣的手法：摆出一切刑具，拷打无辜的宣灏，敌人懂得：共产党员绝不会让群众代替自己牺牲；折磨宣灏，就会使写传单的人自动站出来，然后跟踪搜捕，终会弄个水落石出。的确，宣灏被拷打、折磨，同志们的心里难过极了。陈然觉得自己应该站出来，牺牲自己，保全同志。但是，“挺进报”是在楼下被截获的，而陈然却独自关在楼上，那么，消息的来源、秘密孔道、楼下党组织全部可能暴露，牺牲的不止是陈然，会有更多的同志牺牲！ 　　 　　　　正在这紧张的时刻，忽然一个同志挺身而出。大家看见，原来是和宣灏同住一间牢房的共产党员、被捕十年的老同志许晓轩。他对着风门，敞开嗓门喊道： 　　 　　　　“那张纸条是我写的！” 　　 　　　　看守长吃了一惊。他们明白，这是一个不容易对付的共产党员，任何刑具对他是没有效果的。 　　 　　　　同志们都不忍和许晓轩告别。他是一个大家敬爱的同志；他曾在“新华日报”工作过，作过地委书记。谁愿意他去冒生命的危险呢？ 　　 　　　　许晓轩被押到所长办公室。在特务们看来，一切审讯都显得有些多余了。桌上摆着一张纸，一支铅笔。 　　 　　　　杨进兴露出一丝冷笑：“请许先生帮忙查证一下，劳驾劳驾。” 　　 　　　　许晓轩心里明白：敌人要查对笔迹。他拿起铅笔，把笔削得尖尖的，想了想，就写了起来。纸上现出一行行漂亮的仿宋字……愚蠢的特务鉴定了几个钟头，得出的结论是“笔迹相同”，肯定传单是许晓轩写的。 　　 　　　　但是，敌人并不完全相信这个结论。他们判断：许晓轩是地下党的地委书记。可是已被捕十多年了，写不出1949年的文件。他们接着就追问消息的来源，特别是和外面地下党的联系。 　　 　　　　许晓轩冷笑着说：“事情很简单。消息是你们供给的。前不久，你们不是准备逃跑了么？放风的时候，连你们的办公室也没有人，我走进去，从报纸上抄下来的。” 　　 　　　　许晓轩的镇静态度，使敌人半信半疑。但案情牵连到他们自己，特务们都慌乱起来，他们向许晓轩要证据。特务们搬来了一大堆报纸。许晓轩专门选国民党半官方的报纸看，一边查一边兴奋地记着新的胜利消息；最后，终于被他找到了纸条上的那个消息。特务们都哑口无言了。 　　　　 　　　　按照集中营的惯例，凡是进行秘密组织或者宣传活动的人，立刻处死。老许从息烽到白公馆，经历炼狱十年，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对敌人说：“你们打报告枪毙我吧！我永远是一个共产党员。” 　　 　　　　敌人没有写报告。因为报纸是他们自己办公室的，他们担心“失职”的罪名，按照规定：失职人员要判处一年徒刑。案子似乎破了，烦恼的却是敌人。所长室直到半夜还没有熄灯。第二天，看守长召集看守员训话说：“那张‘纸条’的事，谁也不准再提！” 　　 　　　　机智、勇敢的革命者，战胜了敌人，保全了自己和党组织。

原文1959年2月 发表于中国青年出版社  浏览：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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