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广斌、杨益言共同创作的长达40万字的长篇小说《红岩》，于1961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作品一出版即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一版再版，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发行到国外，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名藉。此后，由小说改编的电影《在烈火中永生》和各种戏剧，亦相继在全国放映、演出，空政文工团还将小说中描写的江姐的感人事迹改编成歌剧《江姐》演出，也大获成功。 　　 　　　　中国人民从此记住一长串英雄的名字：许云峰、江雪琴、余新江、刘思扬、成岗、齐晓轩、孙明霞、华子良、双枪老太婆、龙光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部已出版了近40年的作品，至今仍在影响着共和国的第三代人，并必将影响第四代第五代人……小说《红岩》是教育影响了几代人的优秀作品。 　　 　　　　这部作品何以产生如此大的反响？答案很简单：“文贵真情”。小说作者熟知他们笔下的每一个人物。作者是他们中的一员。作者同他们笔下的人物——战友和同志一起经历了那一段斗争历史。在狱中，他们共同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面对饥饿、酷刑、疾病、铁镣手铐，面对敌人的枪口，他们在集中营里经受住了一切非人的折磨，以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同敌人进行了最坚决的斗争。侥幸脱险的罗广斌和他的合作者杨益言，饱含热泪甚至在失声痛哭中完成这部书稿的创作！ 　　 　　　　真事、真人、真情，构铸了这部作品的生命之魂。作品中人物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和英勇不屈的献身精神，巨大地震动了读者的心灵。 　　 　　　　小说《红岩》基本可以被认为是纪实性小说。有的人物甚至直接使用了真实姓名，如毛人凤、梅乐斯、杨进兴、杨虎城等，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也大多是真实的。书中其他近百个正、反两方面人物，也几乎每个都有其一个或两个生活中的原型，(少数有三四个原型，如许云峰、双枪老太婆和叛徒甫志高)。当然，作为一部小说作品，它需量遵循小说创作的客观规律，因之小说中的人物同生活原型有一定距离。下面，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生活中的这些原型人物吧。 　　 　　许云峰 　　 　　 《红岩＞主要人物许云峰的生活原型有三个，一个是韦德富。韦是四川万县人，他并不是中共地下党员，被捕前还曾在万县干过一段时间的国民党宪兵，也曾参加军队情报单位。为人耿直、富于正义的韦德富在宪兵队深感国民党腐败，加之接触到《新华日报》，深受影响，毅然脱离部队前往重庆寻找出路，并欲前往延安，因故未能成行。 　　 　　　　1947年2月中旬，因参加抗议美军暴行被国民党卫戍部队的士兵和特务打伤后逮捕，被关进保密局白公馆监狱。 　　 　　　　韦德富在狱中多次遭到特务们的毒打，特务们要他承认自己的行为是受奸党支使，企图破坏同盟军的关系。韦德富不但不承认有罪，还历数国民党卖国、挑起内战镇压人民的罪行，大骂特务们是国民党的走狗，比土匪“棒老二”还坏！特务们把他打得死去活来，他决不屈服，并寻机逃出白公馆被抓回。白公馆监狱看守长杨进兴是出了名的凶煞，多次亲自动手打他，并问他还跑不跑，被打得奄奄一息的韦德富吐出一口血水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跑！”面对这样一条硬汉，连杀人不眨眼的杨进兴也直发怔，为了防止他再逃跑，特务们又把他关进地牢。 　　 　　　　即使被关进了地牢，韦德富也决不改初衷。逃！逃出去！他在地牢里用手抠洞，坚持不懈，双手十个指头都磨破了，鲜血淋淋，当他终于抠出一块石头能钻出去时，他的十个指头都短了一截！他逃了出去，但在跳岩坎时由于手脚上戴着镣铐腿被摔断，又被追来的特务抓住！1948年7月29日，韦德富被杨进兴枪杀于松林坡。 　　 　　　　许云峰的第二个生活原型是许建业，他出生于1920年，四川邻水县人，毕业于邻县中，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千难万险的地下工作斗争中，许建业逐渐锻炼成一个机智勇敢临危不惧的优秀共产党员，并很快担任了邻水党的特支书记，后调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在上级党组织的安排下，许建业来到重庆，以轮渡公司会计职业作掩护，在特务多如牛毛的重庆展开了党的工运工作。他和其他同志共同努力，相继在国民党严密控制的几大兵工厂和一些重要工矿企业建立了党的组织，团结组织了大批党的外围力量，工作成绩十分突出，是重庆地下党组织的一名重要领导成员。 　　 　　　　1948年春，保密局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在侦破“《挺进报》案”时逮捕了许建业的下级任达哉，任在刑讯时叛变，供出了许建业。由于党的地下斗争纪律是严格的，为有效地保护党的组织和对付叛徒，重庆地下党内部实行单线领导分支工作。因此，任对许建业的真实姓名、职业、住址、党内实际职务都不了解，日常接头联系均由许临时通知或按约定在磁器口街嘉阳茶馆碰头。特务们无法直接上门逮捕许建业，只好等许和任接头的日子到来时在嘉阳茶馆去抓人。 　　 　　　　许建业和任达哉接头这天，恰好许建业另外约了一个同志谈工作提前到达，等任达哉领着特务们赶到茶馆时，许建业发现任身后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立刻明白任出事了。此时他翻窗脱身还来得及，但他为了掩护和他谈工作的同志，毅然叫那同志赶快离开了，就这样，许建业为了掩护自己的同志而被捕，这天是1948年4月4日。 　　 　　　　抓住了任达哉的上级，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异常兴奋。他想，如果把这条“大鱼”攻破，破获重庆地下党的组织就大有希望了。这段时间，徐远举由于《挺进报》事件经常受到长官公署主任朱绍良的责难，心里窝了一肚子气，急着想扭转被动局面，于是亲自主持对许建业的审讯。徐远举从来相信重刑之下见分晓，他下令特务们对许建业用刑，结果，“老虎凳”、“鸭儿浮水”、灌辣椒水等非人酷刑都用上了，把许建业折磨的几次昏死过去，又用凉水泼醒后再审、连续审了一天一夜，许建业始终只有一句话：“我是共产党员，但我没有什么要招供的，你们还有什么刑具都拿出来吧！” 　　 　　　　徐远举实在没招了，只好将他关在二处继续审问。此时，徐远举只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其他一切包括基本的个人情况都不知道。许建业被关在临时收审室里后，心中也十分焦急，因为在他工作单位的住室床下面的一只皮箱里，收藏着十几位要求入党的革命青年的个人资料，还有一些军事情报，此时特务们还不知道他的工作职业和住址，一旦这些被特务们知道，必然搜查他的住处，这是常识。但他此时已被关进戒备森严的二处特务机关，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向党组织报警，转移或销毁那些材料。在这危急关头，许建业采取了争取看守士兵的行动。 　　 　　　　这天，他趁上士陈远德值日看守室没有其他人的机会，招手把陈远德叫到面前，开始做他的工作，希望他为地下党做一件事，就是送封信，如果信送到了指定地点交到了指定的人手里，便给他4000万元法币做酬劳。 　　 　　　　陈远德听了心中一动，寻思着自己当官发财的机会来了，便装着同情革命同情被捕的地下党员的模样，说自己也是苦出身，被抓壮丁抓到了国民党军，他知道共产党是为穷人做事的党，愿意为地下党做这件事，也别说报酬不报酬的事了。许建业就这样上了陈远德的当，向地下党员刘德惠写了封信，要刘德惠见信后立即打开他住的房间，把他收藏在床下皮箱里的全部秘密文件毁掉，以免造成党组织的重大损失。陈远德拿到这封信后大喜，立即将信交给了上级。(陈远德由于骗取了如此重要的文件，此后由上士晋升为少尉军官)。 　　 　　　　徐远举接到陈远德交上来的许建业的信后，立即派出大批特务和警戒部队士兵，逮捕了刘德惠，并从许建业住室床下的皮箱里搜出了全部绝密文件，其中包括18名革命青年的个人资料和国民党海棠溪布防军事略图。 　　 　　　　这样，十几名同志先后因暴露而被捕! 　　 　　　　许建业得知由于他的不慎使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后，悲愤交加痛悔至极，一头向审讯室墙上撞去，自杀未死。特务们见从他身上已捞不到更多的好处了，便将他解往渣滓洞监狱单独关押。同年7月22日，他和临死不屈的李大荣一起被特务们枪杀于大坪。解放后，重庆有关部门为了搞清许建业在狱中的情况提审了被抓获的徐远举。徐远举的交待证实，许建业是一位非常坚强的共产党员，在特务们不断的酷刑折磨下，他没有招供一个字给特务们有用的东西。他是在满腔悲愤和自责中牺牲的，牺牲时年仅29岁。 　　 　　　　由于对小说《红岩》中的许云峰的形象，作者是作为最主要的人物来描写的，因之小说人物揉合了多位生活原型的事迹。就其思想、性格特征、党内职务、革命经历等方面看，其生活原型还有罗世文。 　　 　　　　罗世文，四川威远县人，出生于1904年，1925年7月，在重庆从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曾和中共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恽代英、肖楚女、杨闇公、吴玉章等人一起工作，成为党的一位高级负责干部和革命者，是四川早期著名的共产党人之一。 　　 　　　　罗世文从莫斯科回国后，历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川陕苏区省委常委、苏区党校校长，延安“红大”理论教授，八路军成都办事处主任等职。1940年3月，国民党大特务康泽(时任三青团中央组织部长)策划制造“抢米事件”，诬指罗世文所领导的中共四川省委煽动组织“春荒暴动”，将罗世文和川康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等人公开逮捕，先后将其关押于重庆望龙门看守所，贵阳息烽监狱，重庆集中营监狱。在狱中，他和车耀先、韩子栋组成狱中临时支部，领导狱中斗争。 　　 　　　　1946年8月18日，特务们要对罗世文、车耀先下毒手了。罗世文写下遗言后，指示韩子栋假装精神受了刺激麻痹敌人，等待机会创造条件营救狱中同志。 　　 　　　　在松林坡戴公祠刑场，罗世文高声朗诵：“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 　　 　　　　著名的中共党员，四川省党的早期领导人罗世文和车耀先，就这样被特务们杀害了。 　　 　　江姐 　　 　　　　小说《红岩》的第二位主要人物是江雪琴，即大家十分熟悉的江姐。即使其生活原型江竹筠，也是为许多人所了解的。江竹筠是四川自贡大山铺人，生于1920年，8岁时随母流落他乡，成为童工，后在其舅资助下在教会孤儿院小学读书，以后考入中国公学附中，1939年春在读书期间，由中共地下党员戴克宇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江竹筠入党后积极参加学运工作，贴标语、撒传单，表现得很坚强也很勇敢。 　　 　　　　1941年秋，已经受严峻斗争考验的江竹筠被党组织调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仍领导学运工作，负责联系沙坪坝的高等院校中的党员和新市区内的女党员，这一时期，重庆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江竹筠正确执行党组织的这一方针和“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指示，团结了一大批师生员工，为以后党组织的发展培养了一批骨干。1943年5月，江竹筠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来到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同志(即小说《红岩》中的彭松涛)身边协助工作。根据党组织的要求，他们应以夫妻关系作掩护。江竹筠愉快地接受了党组织的安排，从此以假夫妻关系起早贪黑地协助彭咏梧同志开展工作，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江竹筠和彭咏梧在同生死共患难的斗争环境中，逐渐从相知到相爱，于1945年经党组织批准，两人结婚，并于次年生下了他们的孩子云儿。 　　 　　　　此后，江竹筠又接受市委新的工作安排，负责西南学院、女子师范学院和育才学校的党组织领导工作，团结发动广大师生员工发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声援南京“五·二０”血案受害师生的学潮，使重庆军警宪特务机关一片惊慌，派出大批军警前往镇压。这时，江竹筠又领导各学校支部及时疏散已暴露身份的同志，将他们派往农村工作，保全了革命力量。从中足见其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1947年秋，党组织决定将川东地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力量，建立农村根据地。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彭咏梧和江竹筠去川东农村贯彻执行党组织的这一决定，并在大巴山、华蓥山、云阳、奉节一带展开工作。他们紧紧依靠当地党组织，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做过细的群众工作，很快使党的武装力量发展壮大起来。但不幸的是，江竹筠的爱人彭咏梧此后不久在奉节县竹园镇遭到国民党军的袭击，为掩护战友突围英勇牺牲。 　　 　　　　彭咏梧牺牲后，上级考虑到江姐的悲痛心情，且继续留在川东已很危险，决定将她调回重庆工作，但江姐擦干眼泪，将幼子云儿托表弟谭竹安抚养，毅然决定返回川东，在丈夫牺牲的土地上继续坚持战斗，以继续丈夫未竞的事业。她到川东后，主要担负大巴山华莹山地区党的联络工作。 　　 　　　　1948年6月，由于叛徒涂孝文(中共川东地区临委副书记)的出卖，江竹筠在万县被捕。 　　 　　　　负责党的联系工作的江竹筠被捕令徐远举兴奋不已。这段时间，由于地下党重庆工委主要负责人刘国定、冉益智先后叛变，使党组织遭受极大的破坏。徐远举妄图一鼓作气，将川东地区农村党的组织也来一次彻底破坏，他知道江竹筠知道不少党组织的联络站和党员住址，只要她肯自首，他就大功告成了。 　　 　　　　徐远举亲自审讯江竹筠。但他失算了，江竹筠坚贞不屈徐远举只好下令对江竹筠动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夹筷子”、“钉竹签”等最为残酷的毒刑都用上了，一次次把江竹筠折磨得昏死过去，又用冷水泼醒后再审，再动刑，江竹筠还是那句话：“你们还有多少刑具都拿出来吧，要想叫我出卖组织，你们永远也办不到！”特务们对江姐无数次使用酷刑，都没能征服这位坚强的女共产党员。连指挥对江姐动刑的特务张界都直摇头慨叹：“这是我见过的最硬的女共党了！”徐远举见什么刑具和毒辣的法子都用上了也不能使这位女共产党员低头，只好下令将江姐解往渣滓洞监狱关押。 　　 　　　　在渣滓洞监狱被关着的全体难友都十分钦佩江竹筠，亲切地叫她江姐。楼一室的全体难友还共同作了一首诗：《我们的丹娘——献给江竹筠同志》，诗中写道： 　　 　　　　　　“忍耐和毅力将换得真正的自由， 　　　　　　准备着死也准备着胜利。 　　　　　　你，我们的丹娘， 　　　　　　所有正直的灵魂已为你的受难而愤怒。 　　　　　　穿过沉重的铁门传来的， 　　　　　　是我们兄弟般的同志的情谊。 　　　　　　每次毒刑给你的伤痛， 　　　　　　象皮鞭抽打我们的心。 　　　　　　你，我们的丹娘， 　　　　　　你并不孤独。” 　　 　　　　江姐读着难友们写给她的诗，深受感动，由于受刑手指未好，她让同室的难友代笔写了封回信，表示要同特务们坚决斗争到底：“毒刑是太小的考验，筷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的！”1949年11月14日，江姐和29名难友被特务们杀害于歌乐山电台岚垭，时年29岁。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一代代唱起《红梅赞》的时候，就会想起我们的民族之魂——江姐。 　　 　　刘思扬 　　 　　　　小说《红岩》中的重要人物刘思扬，其生活原型是刘国志。刘国志是四川泸县人，出生于1921年2月29日(农历)，从1936年开始先后在成都建中、西南联大叙永分校读书。1940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毕业后主动要求去陆良县从事革命工作。 　　 　　　　在保密局重庆集中营，被关押的中共地下党员中确实有好几位出身大资本家、大地主家庭的。在他(她)们的家庭成员和亲属中，有不少连特务机关都觉得“招惹不起”的人物，有的本身就是军、政、财大权在握的人物。如中共党员杨汉秀，他的叔叔杨森是蒋介石的大红人、重庆市市长兼卫戊司令；中共党员罗广斌，其兄是手握17万重兵的15兵团中将司令罗广文；中共党员韩子重，其父韩任民是省军管区中将副司令；而刘国志的亲属背景更是让徐远举都觉得“侯门深似海”！刘国志的大哥刘国琪是川盐银行驻香港经理，掌握着蒋介石的经济部长刘航琛的对外贸易命脉，刘国琪的岳父是张群的红人、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伯衡。刘国志出身于大资本家兼大地主家庭，却投身于革命事业，成为一名中共党员。他就住在何伯衡家里干中共地下党的工作。在何家，他是三少爷；在党内，他是中共重庆沙磁区负责人，是坚强的共产党人! 　　 　　　　以后的事实证明，上述出身于豪门大户的中共党员，在党组织的教育下彻底地背叛了家庭，都成为放弃享受，甘愿吃苦，为人民大众谋幸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志士，他们牺牲时大多只有二十多岁! 　　 　　　　刘国志是被大叛徒刘国定出卖的。当徐远举派心腹特务季缕带人去何伯衡家抓刘国志时，遭到何太太一顿臭骂：“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敢到我家里来抓人，我家犯了什么法呀？季缕等人不敢造次，怕惹下杀头之祸，竟眼看着刘国志上楼从后院逃走了! 　　 　　　　抓刘国志惹恼了何伯衡，何一个电话打到西南长官公署，找到参谋长萧毅肃，双方较起劲来，在电话里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双方都亮出底牌，声言这事没完！萧毅肃大怒，限令何伯衡到重庆来投案自首，否则，到总裁那里说去!一时间，国民党内部因刘国志的事，惊动了十几位军政特大员，有说情的，疏通的，要个道理的，往上告状的，弄得徐远举一下傻了眼，不知怎么办好。他知道，倘若自己行动不慎，得罪的人太多，今后仕途恐有不测，连忙给何伯衡去了一个电话，让他千万别到重庆来。他伯何伯衡不信邪跑到重庆，而朱绍良和萧毅肃又在气头上，真要下令把何伯衡扣下，那就把乱子捅大了！ 　　 　　　　这边，国民党内部闹得天翻，那边刘国志却早己撤往荣昌去了。刘国志此后的被捕，是由于另外一个大叛徒的出卖，他就是地下重庆工委副书记冉益智。这个软骨头在被捕的当天即叛变，向特务们供出刘国志住在荣昌其妹夫家里。徐远举得到这样的信息，立即派心腹漆玉麟带了几个特务连夜赶到荣昌，终于抓住了刘国志。 　　 　　　　在徐远举眼里，这刘国志是细皮嫩肉的三少爷，不难对付。只要斗胆把他往“老虎凳”上一按、说不定他就吓懵了！这“地下的”大人物刘国定、冉益智都被我徐远举治服了，还怕你个毛孩子不招供？！徐远举叫上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翔之、重庆站站长颜齐对刘国志连夜审讯，谁知一接触，方才领赂这“三少爷”的厉害。刘国志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说：“真正的共产党员怕死的么？要叫我背叛自己的组织和信仰，这是你办不到的事！” 　　 　　　　“好吧，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徐远举恼了，“来人，请他坐上‘老虎凳’！” 　　 　　　　一群小特务一涌而上，把刘国志架上“考虎凳”绑了起来。站在一边的颜齐，连忙移步到刘国志面前．，“我说你这是何苦呢？闹什么共产党？你看，闹去闹来，连你的上级都把你卖了！还闹个什么劲？说实话吧，我们两个还是老乡呢，亲不亲，故乡人嘛，只要你把自个儿的事说了，我们几个担保一定把你放了！” 　　 　　　　“废话少说，快动刑吧，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刘国志回道。 　　 　　　　“妈的!你嘴还硬！”徐远举窜上去，照准刘国志的脸面就是几耳光，“你是万贯家财的三少爷，你嫩皮肉吃得下这个苦?！你别以为你后台硬就以为老子不敢收拾你，老子收拾过的人比你歪得多！” 　　 　　　　刘国志怒视徐远举，说：“你以为你能让我开口？——白日作梦！” 　　 　　　　徐远举也不多说，下令对刘国志用刑。拆腾了半夜，刘国志被毒刑折磨得奄奄—息，但他仍是那句话，决不低头背叛组织，出卖同志。徐远举想不到，在他心目中细皮嫩肉的三少爷会如此顽强，万般无奈中只好下令将刘国志押到白公馆监狱关起来。 　　 　　　　此后，刘国志的亲属多方活动，也送了徐远举不少贵重礼品，要求保释刘国志，徐远举说只要刘国志肯登报申明脱党，写个悔过书，即可放人。 　　 　　　　刘国志的大哥刘国琪专程从香港回来在徐远举的办公室同弟弟见面，把徐远举的答复转述给他，刘国志一口拒绝。他只要求大哥给他一些药品（监狱里的难友很多生病的，特务们又不给药）。此后不久，正值国共谈判，何伯衡趁机又向张群写了封信，要求释放刘国志，张群将信批给了徐远举，同意放人，但已经恼差成怒的徐远举顶着不办。 　　 　　　　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集中营大屠杀中，刘国志被特务们杀害。他在生与死的抉择中以自己作为一个革命者惊天地泣鬼神的行为，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最坚定的共产党员。 　　 　　孙明霞 　　 　　　　小说《红岩》中的另—个重要人物孙明霞的原型，就是刘国志的未婚妻曾紫霞。 　　 　　　　曾紫霞是四川内江人，也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在充满危险的地下斗争中，她和刘国志等战斗在—起(她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刘国志)，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从而结下深厚的同志友谊，并进而明确为恋爱关系。刘国志被特务抓捕而从何伯衡家脱险，当他得知曾紫霞也已暴露，便不顾危险前去找到曾紫霞，经请示由上级党组织同意撤出重庆，暂时住在荣昌。但不幸的是，他们还是被大叛徒冉益智出卖，特务漆玉麟带人去抓刘国志时，同时也将曾紫霞逮捕了。他们被特务押回重庆后，刘国志被暂押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受审，曾紫霞则被解到渣滓洞监狱关押。 　　 　　　　在狱中，曾紫霞和难友们一起同特务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和江姐、何雪松、陈作仪等一起，成功地策动、教育争取了少尉看守黄茂才，使黄茂才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而且由黄恢复了渣滓洞狱中党组织和狱外党组织的联系，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在争取黄茂才的工作中，曾紫霞以老乡关系同黄茂才交往，起到了主要的积极的作用。 　　 　　　　在残酷的狱中斗争中，曾紫霞乐观、积极、充满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刘国志的亲友想方设法营救刘国志时，徐远举以刘国志毫无悔改之意为由拒绝放人。但他收受刘家贵重财物不少，又碍于一些国民党大员的面子，同意先放刘国志的未婚妻曾紫霞，以做出一点让步的表示。 　　 　　　　曾紫霞在狱中接到通知，思想上没有一点准备，自从被押进渣滓洞那天起，她就知道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别想活着走出这人间地狱的。她已有思想准备，随时为革命事业献身。现在接到通知，特务们要放她，她知道这是刘国志的亲友活动的结果。狱中党组织的态度十分明确：只要不是写悔过书变节出去的，由其他保释因素而出狱是党组织所希望的。多出去一个同志就为党组织多保存一份力量。 　　 　　　　出狱这天，曾紫霞抓住江姐和难友们的手失声痛哭。久久不离开狱中的同志们。后来还是在江姐、李青林等同志的反复劝慰下，才离开了渣滓洞。她出狱后，顾不得调养身体，马上又同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与况淑华等同志一道，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余新江 　　 　　　　余新江是小说《红岩》第一个出场的人物，他的原型是余祖胜。余祖胜，江西湖口人，出生于1927年。余祖胜的父亲是国民党兵工署著名的汉阳兵工厂工人，极富正义感和工人阶级的觉悟，早在汉阳兵工厂做工时就接触过搞工运的地下党员，并积极参加过“二·七”大罢工和游行示威。余祖胜受父亲影响，从小便具有正义感和反抗精神。 　　 　　　　抗日战争爆发后，兵工署所辖各兵工厂因系极端重要的战时军工企业，被内迁至大后方重庆。余祖胜随父来到大后方，并入第21兵工厂随师傅学艺，以维持生计。此时，中共地下党己在迁渝的多数兵工厂内发展党员，逐渐建立了组织，积极开展工运工作。由于余祖胜年纪虽小，在厂内部对国民党的腐败及黑暗统治常有不满言行和正义之举，被厂方列为具有“赤色倾向”的青年，这同时也引起地下党组织的注意，对其刻意接近培养，使其阶级觉悟迅速提高，流露出加入党组织的愿望。 　　 　　　　1948年春，余祖胜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侦不破的“《挺进报》案”有了突破，他们首先抓住了陈柏林和任达哉，任在酷刑下叛变后又供出许建业，不久刘国定又被捕；在二处先后逮捕的几十名中共党员中，又有不少人叛变，致使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在几个兵工厂的地下党员也被特务们抓去，余祖胜便是其中的一个。 　　 　　　　余祖胜被捕后，在二处侦防课接受审讯。由于此间抓住的共产党员较多，侦防谋的特务连续熬夜都审不过来。审讯很简单，三句话下来不招供就动刑。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的审讯室白天黑夜都是皮鞭声和惨叫声。余祖胜被特务们连续提审动刑，他都咬紧牙关至死不招，结果被特务们打得皮开肉绽后关进了渣滓洞监狱。 　　 　　　　在狱中，余祖胜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经常帮助年老体弱的同志，和难友们有说有笑，烦闷时就收集些牙刷雕刻红星。在渣滓洞的迎新春联欢会上，他把自己雕刻的红星分赠给近200名难友，难友们互相鼓励同特务斗争到底，迎接全国解放。 　　 　　　　1949年11月27日，余祖胜在大屠杀中被害，年仅22岁。余祖胜入党刚几个月即被捕，是被捕党员中党龄最短的一个，可他却以自己短暂而英勇不屈的战斗历程表明，他是一个无愧于党的称号的优秀共产党员。 　　 　　成岗 　　 　　　　小说《红岩》着墨很重的人物成岗，他的原型是中共重庆地下党《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陈然是河北香河人，出生于1923年12月18日，1938年在宜昌入“抗战剧团”，入党时不满16岁，后因抗战去延安受阻，辗转来到重庆，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接上组织关系。 　　 　　　　《挺进报》是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办的一份油印小报。这份报纸大量刊登群众见不到、听不到而又被国民党新闻检查部门严密封锁的消息，无情地揭露国民党腐败政治和种种丑闻，因此一出刊即受到群众的欢迎，人们暗地里争相传阅。 　　 　　　　后来，编辑印发《挺进报》的中共党员甚至将《挺进报》寄给在重庆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一时间弄得重庆国民党军政当局人心惶惶，严厉斥责特务机关对中共地下党侦防不力；西南长官公署主任朱绍良对徐远举还下达了限期破案的手令。徐远举着了慌，遂将《挺进报》案定为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的第一要案。 　　 　　　　令徐远举想不到的是，他见到的领导《挺进报》特支的负责人陈然，竟是一个年仅20余岁的小青年！用他事后的话说：“这陈然娴静得像个大姑娘一样！”可他很快就领教了这“小青年”的厉害。 　　 　　　　陈然也是被大叛徒刘国定出卖的。特务们根据刘国定提供的地址，查到了《挺进报》的刻印和发行据点，在陈然家中抓到陈然，并搜出了油印机、纸张、油墨、钢板、铁笔等刻印工具，以从尚没发出去的最后一期报纸。 　　 　　　　由于陈然是《挺进报》特支书记，特务们因《挺进报》案吃了不少苦头，故对他用了几次毒刑，要他招供《挺进报》的全部发行情况和发行渠道，以及地下党组织的情况。陈然除了承认自己就是《挺进报》的负费人外，其他一概不知！ 　　 　　　　徐远举想不到这年轻“娴静”的陈然竟这么难对付，用了几次重刑后他才意识到，要让这样的共产党员招供，那是白费心思的了。他又想，陈然领导的地下党员几乎都抓到了，审不审他也没多少必要，便下令把陈然关到白公馆监狱。 　　 　　　　分牢室时，陈然和刘国志、丁地平、罗广斌分在一起。四个热血青年，四个“铁杆”共产党员在白公馆监狱里谈理想，谈革命前途，交换对敌斗争经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于白公馆监狱的特务滥施暴行，他们都领头“闹事”，毫无惧色。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成立的消息传到狱中时，四个年轻共产党员激动得拥抱在一起哭起来。这是多少先烈的血换来的啊！他们在狱中用罗广斌的红被面做了一面红旗，盼望有一天打着红旗冲出监狱，去建设新中国！ 　　 　　　　可是，刘国志、丁地平、陈然没能活着走出白公馆。他们都在11·27大屠杀中殉难。侥幸脱的罗广斌，把他们写进了小说《红岩》。对陈然，罗广斌使用了成岗这个名字，足见其中深意。

原文1998年 发表于《中华传奇》总第85期  浏览：28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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