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房里的共产主义 　　 　　　　在监狱因为吃是最艰难的问题，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最能体现难友之间的友爱。天天两餐霉米或杂物满碗的饭，泡有几颗黄豆的盐水或几根藤藤菜……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难友之间能给一匙奶粉、一块糖、一点盐水……都好比雪中送炭暖人心。 　　 　　　　囚禁在渣滓洞的几百人，绝大多数是家属根本不知道他们下落的，只有极少数的人因为家庭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才打听出他们被关的地方，才可能设法通过关系送点东西进来。送东西是由亲属交到老街三十二号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二处因押送犯人或其他事开车到渣滓洞时才将这些东西捎上，这样的机会十天半月是少有的，多数时间要等上个把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至于这渣滓洞，外人是不知道也不能进去的禁区。送东西要象寄包裹那样包好缝好，而且也不许过重，估计一次一包也就2—3斤，个别的可能有过5斤。因为时间间隔较长又不定时，因而送的东西除衣物外，吃的只能送奶粉、白糖、罐头。 　　 　　　　女牢经常能收到东西的有李玉钿、胡其芬和我很少几人。我自己家里是很穷的，而且他们也不知我关在何处，只因我被捕时正患肺结核，刘国銍要他家给送点奶粉、鱼肝油丸，有时他还将给他送的东西转送到我处。所有的人都不把送来的东西认为是自己的，总是同难友分享，送给病号或需要的人，像奶粉就是只要收到不管谁都立即交给左绍英、彭灿碧母女，她俩又因李玉钿年纪大，当时就有气管炎，胡其芬心脏不好……总要找十分充足的理由退还她们。如此你来我往，常常要经过几次拉锯战才会罢休。一次大约因李玉钿的弟弟知道了车子要从二处开到渣滓洞的确切日期，李玉钿居然收到了卤蛋，这简直是“狱中熊掌”，珍贵非凡。她左盘算右安排怎么能让每个人都吃上一点，可女犯们认为李大姐身体不好，而且家中好不容易就送来那么几个蛋，每人一点实无必要，如实在要分出来就给左绍英、彭灿碧分一点，可李大姐一向是主意一定后便坚持到底。可她把卤蛋精心分好后谁也不吃，左绍英、彭灿碧说她们已太特殊，奶粉都还没吃完，也坚持不要。李玉钿生气了，难道因为我家送来的就只有我去吃完?……不知谁把分给自己的那一份塞进了小娅娅的嘴里去了，小娅娅不懂母辈们的关心、谦让，她嚼着她从未吃过也从未见过的蛋，开心地笑了，笑得那么天真，那么香甜！女犯们也笑了！在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里有那么一间牢房里实行着共产主义！ 　　 　　笑声与歌声 　　 　　　　在渣滓洞，在女牢，难友们彼此关心、相互体贴的事情是很多很多的……友爱增进了她们之间的了解，友爱使牢房的空气变得活跃。 　　 　　　　女人大概就是爱笑，一点事可能说来并不可笑，可只要有一个人开了头，一笑就没有个完，有时个个捧腹大笑、笑出眼泪。女人的笑声又尖又脆，惊动了值日官兵往女牢房门口探望，如果谁吼声：“不准笑！”回答将是：“笑都不能笑啊？”“是不是所方规定不许笑？”就会更笑得起劲。时间一长，次数一多，值日官兵也不大过问了。女牢的笑声传到男牢，男牢房风门口会有人伸出头来想听个究竟，如果男牢里有谁知道了笑的原因，这一下可像受了传染一样，男犯也会大笑。使人笑得最久、最开心的莫过于说到看守所长李磊的“男不与女斗”！ 　　 　　　　笑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斗争，它表明囚徒们不怕坐牢，他们是乐观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一定要胜利！的确曾有一次犯人的笑声把徐贵林这个看守所的第二号头目气得脸发青！ 　　 　　　　渣滓洞的囚犯们终年生活在不见天日的牢房内，有痛苦烦恼，也有欢畅的时刻，他们要歌唱，用歌来抒发他们心中的痛苦和烦恼，抒发他们对幸福的回忆和对未来的美好的憧憬。歌声沟通着难友们的感情，歌声把几百人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可以说渣滓洞歌声从未停止过，这些歌曲有人们熟悉的，在白区流行的，有从延安带来的。也有自编的。 　　 　　　　同敌人针锋相对进行斗争的歌曲，都是集体合唱的，这一类歌曲有： 　　 　　　　《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唱得最多，经常是各牢房一起唱。 　　 　　　　《坐牢怕什么》是根据《跌倒算什么》这首歌改了几个字而成。 　　 　　　　文天祥《正气歌》中的一大段。这首歌经常唱，不少人把它当作渣滓洞洞歌之一。这首歌很长，其中有几句许多难友并不太懂，女牢是李惠明逐字逐句讲解过的，因而女牢的多数人还是比较熟。这首歌一开头“天地有正气”就把人带入十分庄严的境界，特别唱得起劲的是“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那气势十分壮烈！ 　　 　　　　还有岳飞的《满江红》，《国际歌》。 　　 　　　　还有一首渣滓洞洞歌，从词到曲全是渣滓洞难友自己谱写的，虽不是全牢大合唱，但各牢房经常唱，唱得十分有感情。歌词是， 　　 　　　　远处有鸡啼报晓，太阳随黎明而到，黑夜已经死灭，这世界已再没有强盗。离乡背井的人哪快回家去团圆，被侮辱与损害的已不再呜咽嚎啕，艺术家、科学家、作家、教育家，抬起你的头来，为人民的自由幸福而工作和歌唱吧！不再有人捏住你的笔杆锁住你的嘴巴。种过田的总得有饭吃，作过工的总得有福享，挨过饿的不会再挨饿，受过冷的不愁再没有衣裳，坐牢的已不再是革命战士而是那些妖魔鬼怪、豺狼虎豹。啊……天亮了，远处有鸡啼报晓，太阳随黎明而到，黑夜已经死灭，这世界已再没有强盗！ 　　 　　　　有的人在特务走过时还故意重复“坐牢的已不再是革命战士而是那些妖魔鬼怪豺狼虎豹”这一句，来抒发他们对敌人的恨! 　　 　　　　这一类歌曲从性质上说斗争性比较明显。 　　 　　　　还有一类是揭露国民党统治区黑暗、腐败的，如《茶馆小调》、《古怪歌》、《薪水是个大活宝》等。 　　 　　　　再有一类是苏联歌曲，如《卡秋莎》、高尔基作词的《囚歌》、列宁爱唱的俄罗斯民歌《感受不自由莫大痛苦》等。 　　 　　　　还有是从延安或其他解放区传来的歌，有的是白区有人唱过，有的是胡其芬、杨汉秀教唱的，如《山那边哟好地方》、《兄妹开荒》、《朱大嫂送鸡蛋》、《牛永贵受伤》中的一段、《少先队队歌》等。 　　 　　　　再有就是情歌类：《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康定情歌》、《在那遥远的地方》。 　　 　　　　最能显示出渣滓洞欢乐的场面是《红岩》小说中描述过的春节大联欢。这次的大联欢的确是出乎意料的成功。女牢为这次联欢做了它能做的一切，也由于这次的联欢而尝到了苦果。 　　 　　　　女犯为能让文娱表演为全渣滓洞欣赏，想尽了办法，出主意、办交涉，要黄茂才把所有牢房门打开，让所有难友在牢房外看，楼下八间屋前的台阶坐得满满，楼上的围着栏杆，这真是像搭的戏台，只是表演台在下边。 　　 　　　　女牢的化妆表演是精心打扮的，李青林拐着脚喜气洋洋走出来，邓惠中手里提个空的豆瓣筒也扭起来。花衣服、绸被面，狱中所有的最耀眼，最漂亮的东西都一齐动员出来了。她们在院坝里扭着秧歌，唱着“正月里来是新春……”她们跳得那么整齐、唱得那样动情，那优美动人的样子使人决不相信她们会是女犯！她们为扭这场秧歌在牢房里练了又练。当她们的节目获得全牢长时间的鼓掌，她们看到男犯人那欢乐的面孔时，她们扭得更欢了，欢乐使个个女犯好像都变成了天仙！ 　　 　　　　我久久不能忘怀这春节大联欢，有人问我跳舞时是不是头上打了红蝴蝶结，我说那是小说同我不沾边。我跳舞时是在脖子上围了一条鲜红的小围巾，它是国鋕给我留下的唯一纪念。 　　 　　　　女牢在春节大联欢后由于敌人的怀疑而被封闭了牢门，女牢房后边另开一扇新牢门，女犯再不能进渣滓洞院坝散步，只能在这新门外一块几平方的土坡坎上放个尿罐、晾一下衣裤，让牢房空气稍好一点。女牢同男牢隔开了、但难友之间的友爱与欢乐却仍然存在。 　　 　　女犯的一点“自由” 　　 　　　　女牢从楼上六室搬到平房后，牢门上了锁，同男犯人一样也只有“放风”时才能走出牢房了。当女犯发现藤藤菜汤里还有擦大便的草纸后，同其他牢房联合向所方提出要求把菜弄干净一点，所方说伙房人少忙不过来，女犯提议主动承担择菜的杂活。所方认为女人择菜是正理，不会有太大问题，于是女犯赢得了在女牢房外的台阶上择菜的美差。 在台阶上择菜虽然不许下台阶到院坝里，但比在牢房里要强些，因为无论如何看得见蓝天，呼吸得到院坝吹来的空气；还同男犯人增加了接触的机会，因为男犯“放风”时要到院坝必须路过这里。择菜时女犯们的说说笑笑使渣滓洞增添了生气，男牢房的男犯眼睛几乎就没有离开这些女难友，他们羡慕地望着女犯们享受的那点自由，他们欣悦地倾听着女犯们的阵阵嘻笑，他们期待着女犯们又能传给他们一点新的消息! 　　 　　　　左绍英生产时，由于同所方反复交涉，争取到了在放风时间由狱卒押着去渣滓洞门外的水沟洗屎、尿衣物。女牢一放风，洗衣物的人就跟随值日兵到水沟去，当时洗屎片常常并没有肥皂，要洗干净是颇费劲的。洗的东西一次不可能太多，太多了放风那一点时间洗不完，但太少也不行，因为大人婴儿一天的脏东西够多了，何况所方虽然允诺了可以去洗却不是每天都有机会去洗的。一个士兵一句话“今天不去”就会使一天的等待泡汤，这全看值日官兵的情绪和他们是否接到上峰的什么指示而定。在监狱，由于缺乏必需的食物和营养，人们的体质一天天下降，加上每天处在饥饿、半饥饿状态，洗点屎尿这种杂活本不繁重，但当时又要动作快些才洗得出来、女犯们还是相当吃力的，可女犯们都十分自愿、主动地去干、在渣滓洞几百犯人看来干这活好像是上天堂那样幸福，特别是男犯人简直是有些嫉妒了。的确，没有失去过自由的人无法懂得自由的可贵。 　　 　　　　有一次当我洗完衣物返回牢房还没有进渣滓洞大门，刚从水沟边的上坡下来往右拐时，我看见了在渣滓洞下边的煤窑，煤窑内一个个赤条条的男人推着车，只有头上戴着一个圈，圈上有一盏油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煤窑、这样赤身裸体的男人。当时押着我的士兵实际上不在我后边而已经走在我前面，并没有发现我看见了什么，我弯下腰装作是洗好的衣物掉下来了，呆呆地望着那几个男人，我在想：这些赤身裸体的煤花子准是穷人，要越狱这是个好去处……可是现实毕竟是现实，当我们被押出狱去洗点衣物时，有什么可能去接触煤花子呢?这失望的情绪把走出狱门的兴奋扫光了。 　　 　　女牢的一大活动——做针线 　　 　　　　女牢生活中经常的，已经形成定规的是做针线和学习两大活动。 　　 　　　　开始女牢并没有针线，只是在迫不得已要钉个扣子、补块疤时向值日官兵借用一下，用过就归还了。以后由于左绍英生孩子要缝婴儿的衣裤就合法地储存了针线，剪刀仍是借用。渣滓洞的值日官兵除了所长李磊和管理组长徐贵林有老婆住在附近外，其余的全没有家属。一般的值日兵多是下士，收入也不丰厚，而且出身还大都不是剥削阶级，这些人对女犯态度还算和气．上方不逼他们干什么时也能随和通融一点，他们先是要女犯给他们缝补点衣物，以后为了省钱他们又要女犯替他们衲袜底、上袜子，这是颇费功夫的．现在三十岁以下的人只知穿尼龙袜，丝袜，已经不晓得穿线袜破得之快、补袜子之麻烦，更没见过新袜子如何上袜底了。一个值日兵做了，另一个也就跟着来了，找女犯做活不给钱当然划算。有一个值日兵平日就不太给方便，来找我们做活时态度还有点傲慢。我们想不给他做吧，太刺激他，不必要，于是就采取了拖延战术，很长时间都没有给他做好。他们找女犯做活也不是合法的，当然不好催我们，最后他找了个同女犯关系较好的士兵帮忙疏通，从此对女犯的态度就好些了。 　　 　　　　不要小看做这点针线活，它可起了不小的作用：女牢从此储备了针、线和多余的布头，它既可自己派用场还可为男难友服务。女牢在为婴儿做棉衣裤时把发的囚服中的棉花扯不少，加上棉衣是发的旧军服又臭又硬，于是女犯们把棉衣大都拆洗翻“新”了，穿上比较软和。当然女牢也设法为男犯作了点棉背心。女犯太少，男犯太多，因此，男犯的棉衣翻洗的人数不多，只能作点棉背心。 　　 　　　　从替值日兵做针线活后，女犯同他们的交往也多了，做的活花样也增加了，从上袜底发展到打毛线了，当然这花的功夫和时间也就多得多，但我们已经把这些活当作争取点用品和对敌特们工作的一个手段而一概承担下来，到后来女犯在女牢做针线、打毛线之类的活已成为公开合法无人干涉的事了。 　　 　　　　这件事不知怎么招来了李磊和徐贵林，他们不但没有制止，反而是亲自登门求女犯帮忙。李磊是偕同夫人一块到女牢来的。他们的夫人究竟是什么情况我们无法调查，但的确是不能干，至少是不会打毛线、绣花的。他们成双成对到女牢来，客客气气地说：“请你们做这个，也不让你们白做，给你们点报酬。”女牢从做针线活之后有了那么一点松动，解决了点需用的草纸，还用放来泡择菜剥下的杆、皮之类作泡菜，吃饭时每人分一调羹盐水下饭，也为男犯做了些力所能及的事，甚至还替男犯买过烟丝等。这件事本来毫无错误可言，可十年动乱时，居然批判我说女犯“为敌特服务”，这是“变节”、“投降”，我实在无法忍耐，我问：“工人替资本家干活是不是变节、投降?” 　　 　　　　做针线活中最能干的是李青林、张静芳。坐牢以前我是什么也不会的，张静芳教会了我和许多女犯缝缝补补，特别是新袜子剪开，做袜船子、衲袜底、上袜底这一套活。李青林更是全才，特别使我难忘。 　　 　　　　她在万县被捕时就被敌人用坐老虎凳的刑罚折断了腿，这种刑罚对女人是很少使用的。她坚强地顶住了毒刑，没有吐露半点党的机密。这以后她走路一瘸一拐十分不便，难友们总想要对她照顾些，但她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她宁愿自己忍受诸多不便不愿给难友们增添一点负担，有时弄得难友们无法只好由她去了，但难友们都很尊敬她。当做针线活的时候难友们才发现李青林不只是个坚强的同志，而且是个十分细致，对人十分体贴而又多才多艺的女人。女牢的活从上袜底到织毛衣再升级到绣花了，这可是大家未曾预料的。开始徐贵林的老婆到女牢求女犯给她绣一对枕头，女牢会绣花的人较少，谁也没有答应。是李青林，她认为不应放过这个机会，她出面承担了这件事，难友们认为绣花费眼、费神、费时间，而且她的身体又不好，但她坚持要做。她的手工活真不简单，各种花她不但会绣还能画样子、设计。 　　 　　　　绣花的活不多，我觉得那手工太细、太复杂我学不了，因此想多干点粗活、重活就行了，根本没有想过要学绣花。一件十分意外的事居然使李青林硬是亲自教我绣了一个枕头，这是我一生绣的唯一的一个枕头。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我未婚夫刘国56从白公馆提到渣滓洞审讯时．曾要求把我提到办公室同他见一面．可敌人用苛刻肋条件为难他，使他不得不放弃同我会见的希望。这件事女车的几个难友部知道、李宵林也油道．她考虑了很久，向我提出让我绣个枕头给刘国鋕安慰他、鼓励他，因为当时不可能写信，但送一个枕头去却是可能的。我开始感到李青林的建议不能实现，第一没有布，第二要我绣根本不行，但李青林亲自筹划、亲自手把手地教我将它绣出来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枕头呢？布是我的一条长裤改的，李青林设计把裤子的那条缝放在枕头的三分之一处，接缝处抽了几股纱锁成胡椒眼花，使接缝显不出来。她设计的花是：一面用红线绣两颗红心，一支箭穿着两颗心，象征我和国鋕的心是爱神之箭穿着的；另一面用蓝线(代替绿线)绣一棵挺拔的松树、盼他象青松一样坚强。这枕头两面的花都是用的挑花，花挑在三分之一那一边，十分高雅、别致。当枕头还没有作完时，李磊制造的刘国鋕已出狱的谣言就在渣滓洞传开，我现在记得那样清楚，我挑这枕头时简直是用整个心在挑的，我觉得只要国鋕收到我的枕头，他就不会动摇，他会感到有—颗热爱着他的心!没有多久，刘国鋕从白公馆提到渣滓洞审讯，他的到来粉碎了李磊的谎言，使女牢的人都放心了。我把枕头交给被我们争取了的看守黄茂才，要他设法转给刘国鋕，黄茂才在狱中告诉我已交给国鋕。解放后我不止一次地要罗广斌(他与国鋕同牢生活过)回忆国鋕是否有这样一个枕头。罗广斌能清楚地说出我出狱后送进白公馆的东西，记得那上面全是我写的刘国鋕名字的笔迹，并说他们已经知道我已出狱，所以刘国鋕要罗广斌如能再见到我时告诉我：“好好选择自己的道路，继续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走革命的路”，这成了他的遗言。但罗广斌说他怎么也想不起他见到过刘国鋕的这一个枕头。谁知我用心血绣的枕头传到了哪里?我是那样遗憾！ 　　 　　我们在牢中这样学习 　　 　　　　除了做针线外，女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进行学习。女牢的学习情况可能是渣滓洞坚持得最好的，学习的科目多，持续的时间长，参加的人数几近百分之百，特别是政治学习还是有计划、有领导的。 　　 　　　　渣滓洞有一段时间能借阅书籍，女犯们各自借自己喜爱的书籍阅读。有人认为该学点古文、历史，更多的人爱看小说(如我对《红楼梦》相当熟悉就是在渣滓洞看的)。后来有的难友原有文化水平较低，就建议找个教师讲一讲，于是学习进入了有组织的学习阶段。记得讲得较久，听的人也较多的是李惠明讲《古文观止》。她温文尔雅，态度和气，讲解不厌其烦，谁都可以及时提出问题。她讲课从字义到历史故事，她的知识面也比较宽，讲得生动而不枯燥，讲到高兴处大家还同她开玩笑，她也不生气，还是笑一笑。大家很喜欢她。给她取个浑名叫她“公主”。她什么时候都不发脾气，也不着急。女犯在她的帮助下文化水平颇有提高。 　　 　　　　古文学习给了难友的启发，学过英文的难友有两三个人认为不能把英文丢了，还应坚持学习，于是就商量请胡其芬作教师，胡其芬身体不好，加上又没有适合的教材，英文学习的方式就不是天天上课，而是定期写作文由胡其芬在批改中讲解。胡其芬本是教过英文的，她改作业又十分认真，记得她在改我的作文时发现我几乎每次作文都用了“March on!”她很奇怪，问我为什么老用“March on”，我说：“这是我的感情所至，要表明这种前进心情，但我英文太差，没有用不同字来表达，只得每次用这个“March on!”她笑了：“你是有点激昂慷慨的味道，但不一定每次都用March on 啊!”我解放后几十年没有摸过英文，可英文还有许多字记得十分清楚，稍微查一下有的生字，看简单的文章连猜带蒙也不是太大的问题，这真该归功于胡其芬对我的帮助，可惜我未能保存一篇她为我批改的作文！ 　　 　　　　女牢还有一种学习是比较秘密的，用现在的语言来表达可以叫政治学习、理论学习。开始学习是讨论狱中的现实问题，如究竟应该如何时付敌人的审问？如何帮助有缺点的难友……这种讨论开始也是自发的，是有同志感到在生活中有问题需要解决而有意提出来的。有一次的讨论我印象很深，大致情况还记得滑楚： 　　 　　　　问：××是有些软弱，但在敌人面前暴露了身份和没有暴露身份是否应该不同？是不是任何人任何情况都应做出昂首挺胸、大义凛然的样子？ 　　 　　　　一人答：暴露身份和没有暴露身份的当然不一样，有个人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到临牺牲时也没有表现慷慨就义的气概，记得当时有同志说反正都要栖牲了，无论如何也要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才对，可我们的领导批评了这种说法。我记得他反问我们：“如果敌人是假枪毙呢?你岂不就暴露了？还有同你要好的、联系密切的人岂不会因为你的暴露而受到牵连甚至被捕吗？” 　　 　　　　又一人答：××的软弱是她说了不应该说的，而不是她没有昂首挺胸！ 　　 　　　　问：说了死了的人也不对吗?反正人已经死了。 　　 　　　　一人答：也不是说不能往死人身上推。如果死了的人是暴露了身份的，你说了死人以为没有关系，可就容易暴露你自己，如果你已经暴露了身份，为掩护自己和其他同志，往死人身上推当然不能说是错误。但是如果死人没有暴露身份，你自己暴露了而往他身上推，就有牵连到死者的亲属朋友的危险了。 　　 　　　　另一人答：敌人审问时你自己必须注意他的目的、他掌握了你多少情况。最好的对付敌人的办法不是一句一个不知道，而是他从你嘴里得不到一点东西还要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一人答：××可能是有点软弱，可她才十八岁，还不是党员，我们应该热情帮助她，她还是有许多可贵的地方：热情、正直……不要说她这样的年龄，比她大的，有一定经验的共产党员在被捕后也不是每个问题都处理得那么恰当的，谁都不是生来就是成熟的革命者。 　　 　　　　这次的讨论在我脑海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也指导了我、帮助了我去处理问题。像这种性质的讨论不止一次。在这基础上，发展成了政治学习、时事学习、党的知识的学习。 　　 　　　　女牢的政治学习开始是三三两两一块讨论，以后牢里基本上分为三个组，三个组的主持人是江竹筠、黄玉清和我。我们三人拟定学习计划、讨论内容等，李青林、胡其芬当参谋。实际许多事都是大家商量，我们三人主要是作具体安排，最麻烦的是没有书，我们三人先把自己记忆的东西一块凑出来，用竹签蘸红药水或墨写在草纸上(当然以江竹筠为主，她记得又多又准)，写好后给李青林、胡其芬、张静芳等较老、文化也较高的难友看后提出补充，然后我们又重抄一遍。三个组不是同时学习，一个组学习，一个组站岗放哨，一个组做牢里该做的事。学习的较久，有些内容反复学习过的有《中国土地法大纲》、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在地下斗争的时期，为了把损失减少到最小最小的限度，党组织交代任务，同志之间接头，凡是能用脑子记忆的都要求不用纸笔记，有的反复背诵达数十遍，因此我们都有记忆的特殊本领。这样训练在狱中的学习中显示了巨大的作用，我真佩服老同志们。她们对学习的文件几乎全能背诵出来，有的是意思一致的，有的连句子都一样。 　　 　　　　《新民主主义论》学的时间最久，也学得最仔细。老同志的本事在学这篇文章时表现最突出，她们硬是背得烂熟、而且理解得相当好，我入狱前没有学过《新民主主义论》，出狱后，1949年11月在西康经民盟办的妇女班里居然去讲《新民主主义论》。因为当时刚出狱记忆十分清楚，我看到印的《新民主主义论》同在狱中凭记忆写出来的章节的标题完全一样，只有一个地方次序番号颠倒。 　　 　　　　学习的确使女犯们大大提高，这不仅是在理论知识方面，而且使女牢的气氛更好了，女犯之间更了解，更团结，在这个基础上女牢的组织也实际上建立起来。 　　 　　深受信任的狱中联络站 　　 　　　　渣滓洞的囚犯，遭受着残酷的毒刑，经历了各种折磨，过着非人的生活，但他们只要有一线希望，一点可能，就要争取活下来，只要活着就在学习、战斗。 　　 　　　　在狱外的斗争需要团结起来，而只有组织起来才可能团结战斗。在狱中也是一样，应该说在监狱更需要团结、更需要组织起来以对付险恶的环境和难以预测的结局。在渣滓洞中难友之间是有联系的，敌人企图割断他们的联系是徒劳的。但这联系和组织是经历了一个过程，费尽心机，还冒着许多危险才逐渐发展的。 　　 　　　　在狱中，每个人的政治身份、被捕原因及案情等都是不公开的，同牢房如此，不同牢房更不知道。这是革命斗争的需要，不能用谁对谁信任与否来解释，这同地下斗争是单线、直接联系而不准发生横的联系的规定一脉相承。因此，同在狱中，同一牢房的难友，彼此也不是完全了解，当然通过牢狱斗争的考验，他们又是相互理解的，信任的。不同牢房的人，特别在不同男牢房之间，不要说彼此了解，有的连相貌也没有辨认清楚。 　　 　　　　牢房“放风”是每一间牢房分别进行的：第一间牢房放风到了规定时刻收风回牢房，关牢门上锁后再开第二间牢房的门放风，如此继续下去，直到所有牢房放完风。这样，不同牢房之间的人如果要通个消息，只有通过中间人周转才行，而这个中间人并不那么容易寻找，他既要是发信息人所了解、信任的，又要能够把消息尽快地、完全地传达给收取信息的人，如果是机密程度高的消息就更困难，这种消息要求减少中转人次，而往往又要求迅速、及时。事实上就是发生过重要的消息因为没有合适的中转人而延误了。碰到紧急情况要传递消息的确有困难，当然男犯利用放风时路经某牢房，利用楼上楼下地板缝、隔墙缝等都传递过消息，但能够比较及时、准确还是要有能联络的人。当渣滓洞有优待室、有小卖部时，它充当了联络。小卖部取消后，真正能起到联络作用的最后移到女牢。 　　 　　　　女牢还在楼上六室时，由于不受注意又能比较自由走动，所有女犯几乎一到渣滓洞没有两天，就有老犯人关心照顾，给她们铅笔头，给她们传递信息。女牢从它存在那天开始就同男牢紧密联系着，女犯们的斗争也和男犯相联系。许建业在楼上五室囚禁时，他上了那么重的镣铐，刑伤末愈，可他关心着监狱的斗争，关心着女犯，他每天都要同牛、皮谈话，教育她们如何进行狱中的斗争；他要胡其芬把女犯组织起来。更重要的是用他的实际行动教育了女犯。除许建业外，对女牢一开始就影响较大的是刘国鋕，国鋕同胡其芬、李惠明、倪俊英和我都有过无数次的联系，在当时女犯一共不过七、八个人，同刘国鋕有联系的就是一半了，他要胡其芬帮助女牢中年轻的女犯，教她们如何对口供、如何对付敌人以及如何帮助有弱点、甚至有错误的难友…… 　　 　　　　女牢从楼上六室迁到平房，小卖部取消后，女牢的地理位置又使它有了联络的条件。从楼房到渣滓洞院坝、厕所，无论哪一间牢房的人都要从右角下段石阶梯，而女牢正在这一段石阶梯的右边，特别是女犯经常在女牢门外的台阶上择菜，紧靠着石阶梯，男犯下石阶梯时步子稍慢一点就有足够时间同女犯对话。开始不是谁有意要让女犯联络，当某男犯要送个消息十分困难时，他在经过石阶梯时。告诉了某女犯，请她设法转告另一室的男犯，于是这女犯就等待另一室男犯经过石阶梯时转告给他。联系成功了，一次、二次，口头的、书面的都作得十分妥贴。于是，任务越来越重。女犯每天十分忙碌了，她们要观察男犯是否要委托她们送信，她们还要等待收信人出牢门下石梯，有时为了传递一个消息她们要等到最后一间牢房放风——如果收信人是这间牢房的人的话。 　　 　　　　仅仅是位置的有利不可能长期充当联络，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要为人们所信任。男犯是那么信任女犯，女牢中有许多人是他们绝对信任的。 　　 　　　　江竹筠、李青林，这是经过残酷毒刑考验的坚强的女性。男犯们绝对相信：只要拜托她俩。就可以一百个放心，一千个放心。 　　 　　　　牛筱吾、皮晓云，这是渣滓洞女牢的两个工人，当许建业被大镣铐锁在楼上五室时，渣滓洞内已经知道从许建业住处搜出了十几个人的自传，其中有两个就是牛、皮，她们就是这佯被捕的，她俩被捕后己赢得许建业的信任，凭着她俩是许建业领导的、为许建业所信任的人，谁还会对她俩不信任呢? 　　 　　　　胡其芬、李玉钿，这是渣滓洞女牢当时年纪稍长的女犯。墙有缝、壁有耳，已经有人传出胡其芬曾作过邓颍超大姐的秘书，胡其芬、李玉钿都是妇女运动的头目，而她俩连党员身份都没有承认，这理所当然地会得到信任。 　　 　　　　李惠明，这是渣滓洞女牢最早的一批女犯中的一个，她和张国维一块被捕，渣津洞内都说他俩是一对，而张国维是重庆沙磁区特支委员，在男牢中算是坚强的一个，因为这样，男犯要委托她传达点消息又有什么不放心呢? 　　 　　　　左绍英，当人们知道她就是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石果)的妻子，是渣滓洞第一个诞生的娅娅的母亲，还需要考虑别的什么吗？ 　　 　　　　我，特务在我一踏进渣滓洞时就公开宣传我和刘国鋕一对，刘国鋕在建设厅长何北衡公馆从特务的眼皮底下、手掌心中居然脱逃，把个特务机关闹的乌烟瘴气，不可开交。刘国鋕在二处受刑，关在渣滓洞楼下七室单独囚禁，戴着脚镣手铐，这是渣滓洞囚徒们亲眼见到的，男犯对我又怎么会不信任呢? 　　 　　　　还有张静芳，她的丈夫唐虚谷也在渣滓洞，是老同志，在渣滓洞有他们领导过的、共同战斗的同志…… 　　 　　　　在女牢经常关押的一、二十人中，同男犯毫无联系、关系的人很少很少。在渣滓洞的几百囚犯中，有男犯不认识的男犯、女犯不认识的男犯，但不认识女犯的可说十分难得。男犯对所有女犯的情况几乎都很清楚，这当然首先因为女犯少、男犯多，比例相差过大，但同女犯们长期的表现及同男牢长期的联系、支援是分不开的。 　　 　　　　女犯如果是单个人的存在，即使如江竹筠、李青林这样坚强出色的女犯也不可能使女牢发挥它的作用。女牢不是女犯数目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战斗的集体、有机的整体。男犯要传递消息已不需要只给他所认识、信任的某女犯，而只要给女牢的任何一个女犯(当然通知过不予之联系的或新来的女犯除外)就可以了，就是给某一女犯的委托也不一定由她本人亲自去做，别的女犯照样可以办理。女牢里许多事情逐渐分工明确，这同女牢本身逐渐组织起来，而且组织愈加完善相关。 　　 　　　　女牢所以能逐渐组织起来、发展到比较完善自然有许多因素。最根本的是监狱中的表现。每个人在监狱中的表现都为其他人所亲眼看见，特别在同一牢房什么都比较清楚，经过了一定时间彼此就会建立起信任。信任成了组织起来的基础。女犯之间能够进一步组织起来还因她们之间原有的联系，例如李玉钿和胡其芬同是妇女委员，四川妇女联谊会的领导成员，而牛筱吾、皮晓云是联谊会成员，入狱前就认识李玉钿：江竹筠、李青林、黄玉清是有组织关系的；李惠明同江竹筠是川大同学……我入狱前就认识胡其芬、李玉钿、李惠明，重要的是都知道我是刘国鋕的未婚妻，他领导过李惠明、倪俊英，同江竹筠、彭咏梧在一块战斗过……江竹筠到渣滓洞后因为是新犯人需要了解情况，她就是将她同刘国鋕的关系、刘国鋕住处及本人的特征向我讲了后我们之间才建立起信任的…… 　　 　　感训员的失败 　　 　　　　女牢的学习组织从白佑生未到渣滓洞就开始了。当感训员白佑生到渣滓洞后，发动了一次不小的攻势，他又是劝说，又是命令，要犯人写文章。他今天向这个说：“我本也相信共产主义，可经过亲自实践，我认识了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明天向那个讲：“浪子回头金不换’，只要真心悔过，写上一篇文章，我保你出狱。” 　　 　　　　…… 人们对白佑生的作用开始并没有在意。可是第一期《新生》壁报出笼了，它贴在进渣滓洞院坝的小门房边墙上，虽是个别，但上面确有反共文章，而且还有个是知名教授……还有人大概在考虑写不写、写什么?有人彷徨、有人苦闷……渣滓洞内思想被搅乱了！ 　　 　　　　怎么办？制止白佑生再毒化空气，尽快扭转局面才行！可是，这是监狱，这里并没有集中统一的党组织，不能按上下级组织关系作出任何带强制性的决定。男牢同女牢虽有联系却也没有哪个牢房能统一步调，女牢本身的学习组织成立并不太久，也没有可能任何女犯必须执行的规定。在监狱不能轻率地建立组织，特别不能轻易用党组织的名义和形式。女牢学习的主持人交换了意见，她们首先各自表态决不替《新生》写一个字。然后她们一致认为应该在牢房内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表明自己的态度，以自己的行动去影响别人、团结难友。女牢中讨论开了： 　　 　　　　“白佑生本身既无地位又无权力，他说的谁写了文章就可出狱的话，纯属欺骗、吹牛！” 　　 　　　　“写了的并没见放出去，还不是和我们一样仍在牢房，不写又怎么样，还不是坐牢！” 　　 　　　　“看到壁报上的反共文章，肺都气炸了！影响太坏!” 　　 　　　　“渣滓洞被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请整治一下白佑生!” 　　 　　　　“也该给放毒的人加点压力才行。” 　　 　　　　讨论十分成功，女牢的气氛顿时变了，有的人在设法同男牢联系，有的在同白佑生争论。当白佑生来催稿时，女犯采取了白佑生意料不到的办法，有人代答“××在拉屎”，如白佑生还要喊，有女犯干脆坐在尿罐上大声吼：“喊啥子嘛！在拉尿”，白佑生简直不敢到女牢来了!女牢中除胡其芬在《新生》第一期上写过篇什么是基督教的文章外，没有任何人再写过一个字。在这场斗争中，女牢的女犯们给男犯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 　　 　　　　从此开始，女牢的学习组织逐步发展了，它已不是单纯组织学习，它还处理着狱中发生的大小事件，从对敌斗争到狱中难友的思想、生活，两个产妇的生产的安排等。只是这个组织不像现在党组织这样，不是采用上下级的组织形式工作，而是通过几个人商量、讨论，用自己的行动去影响别人。 　　 　　争取敌特医官和看守 　　 　　　　敌特感到女人并不是如他们想象的什么也干不了，他们隐隐约约地感到值日官兵对女犯比较温和，还有来往，女犯似乎有些活跃，可能还同男牢有联系。当春节大联欢的声势使他们惊醒时，他们特别感到女牢可能真有问题，于是把女牢牢门封闭了。可女犯早有准备，还没有堵完门时就在一个地方用小木块垫上，以后再取出，这个小洞足以作为男女牢房通讯孔道，男女牢房的联系未能中断。在女牢门封闭后，靠天花板项的墙边留了一条钉着交叉木板条的两尺高的通气带，女犯在双人铺的上铺站着还可同在女牢墙外台阶上散步的男犯对话。何况一般的联系自有值日官兵替我们去做，我们给他们做过针线活的官兵认为女犯给男犯一点盐巴、烟、旧裤衩本不是问题，同意给我们传递。有时他们还抱着娅娅到那边院坝里去玩，娅娅实际上是联络的工具，在她身上随便藏个纸条不易发现，而男犯可从约定的地方去拿走。 　　 　　　　女牢做了大量的争取敌特的工作，分化了敌人，还使监狱同狱外党组织有了联系。 　　 　　　　渣滓洞中没有统一的党组织，但各个牢房进行斗争是相互联系、密切配合的，特别是女牢为大家进行了联络，使各种活动的配合比较好。在监狱中都在做敌特的工作，并同狱外有一定联系，但从现在所了解到的全部材料看，还是以女牢对狱医刘石人、值日官黄茂才的工作最为成功，所起作用最大。 　　 　　　　刘石人是1948年3、4月到渣滓洞的中校医官，医术并不高明，态度也不很好，但因为他是医生，有一定的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当他发现渣滓洞的第一名女犯周香泉怀孕而身体很不好，自己对产科又外行时，愿意代她送个信出去以使她得到接济和安慰，当胡其芬、李惠明和我三人到女牢时、周香泉告诉了胡其芬。刘石人可以送信出去，并将短铅笔给了胡其芬。以后就由胡其芬同刘石人联系、刘石人将信交观音岩济民医院朱宝粹和胡其芬姐姐胡庆芬两处的时候较多，这两处联系时间也长。除胡其芬外，还有张秀贞经常同刘石人联系。刘石人除替胡其芬、张秀贞送信外，还给其他难友送过信，最王要的是刘石人利用他医官的工作之便，把带入狱的药品如维生素、鱼肝油等全部发给了病人，对医治难友疾病起了作用。比较多的是他利用其职权，为难友开过一些应出狱就医或出狱生产的证明，对有的难友的出狱起了辅助作用。因为刘石人为难友们作过一些事，解放后李玉钿向组织反映后，将他安排在西南农学院任校医直到1981年病逝。 　　 　　　　黄茂才是1948年4月，几乎和女犯同时到渲滓洞的。当女犯向他诉说冤枉，有的说没有换洗衣物，家中人不知下落时，他表现出了同情，并同意为她们送消息出狱。女犯请他捎信，有要他邮寄的、有要他到某地址亲自送去的，开始大家是试探性的，无论邮寄或送去的信件都是极普通的事，如要点衣物或告知父母亲属被捕消息之类，收信人也是一般的老百姓，不是党员或进步人士。试探成功了，送出的信件有了回音或反映，在这基础上我们同黄茂才逐渐深入联系，首先对他的情况进行了了解，第一知道了他系从成都绥靖公署调来重庆不久，第二判断他不是个老牌特务；第三从他年龄较轻，家庭在农村较穷分析争取的可能性较大。这样我们开始了工作，工作是逐步的、日积月累的。 　　 　　　　黄茂才对女犯态度好些，对男犯态度差些，有时还有些凶，针对他这个情况，我们给他做工作，要他在他的职权范围内给难友方便、照顾。我们给他做工作时告诉他，这些犯人并不是坏人，有的家里有钱有地位，只要他照顾些，对他有好处，有的人会放出去，不放出去也还可能在必要时对他有帮助。这是用他的利益来教育他。 　　 　　　　经我们反复商量后，认为反正已经坐牢，可以对他正面宣传教育，不如此打不开局面，争取工作不能深入。于是我们(特别是我)经常设法向他讲共产党为穷人，他家又不是有钱人为何要去为别人做伤天害理的事？又告诉他狱中许多人家里有钱还为穷人闹革命，他这个没有钱势的反而去害他们……当形势愈来愈对我们有利，中国革命节节胜利时，工作简直好作多了，我们要他明白国民党一定垮台，如果他不为人民作好事，像他在渣滓洞这样地方干事的那是有罪的。当他有些觉醒时．对前途感到担忧，我们又对他说明党的政策并答应在解放后为他设法找工作。经过我们长期的、细致而颇为艰难的工作、终于把他争取过来了，他为完成我们的嘱托，有时冒着极大的危险也没有拒绝。 　　 　　同狱外党组织联系 　　 　　　　在监狱条件下，黄茂才所作的事不能公开，因此也不可能为更多的人知道，即使如此也还是有许多是为人所知。他为男女牢之间传递消息已是经常，而且有些情况他还主动传递情报，他多方帮助男犯，改善他们的生活境遇；他为一二十个难友送信到狱外；他还不止一次为我们买报纸进狱中来。如果说这都属一般的倾向犯人的表现，那么最关键的是让他同狱外地下党组织联系了，当我们决定让他去同狱外的党员同志联系时，那已是经过了一系列工作、黄茂才表现已很好的时候，那是1949年的事了。 　　 　　　　决定黄茂才同党联系是经过江竹筠等我们几个人研究的，我们想能有这样的联系以便紧急时可以得到外边的消息。我们反复考虑找谁合适，第一要绝对可靠、安全；第二要便于联系，既要黄茂才容易去找，又要对方容易破找到；第三要估计可以将情况向组织反映，也就是说有组织关系的人。讨论来讨论去没有人能提出可靠的人来。我考虑再三提出由我去物色人选。当时江竹筠等难友也是只知此事由我负责而我没有让任何人知道狱外同志的姓名、住址、只有黄茂才一个人知道。当决定黄茂才去联系时，我们就决定了不让黄茂才再多做容易使人发现的好事，因为监狱中还是相当复杂的，同时决定难友们没有特殊情况不再让他向狱外送信。这精神黄茂才当时并不知道，因此发生过黄茂才主动要为难友捎信出去我们反而阻止的事，当时可能有个别难友并不理解，甚至有意见。 　　 　　　　要黄茂才去联系的人叫况淑华，她是我在重庆大学医学的同年级、同班、同寝室的同学，我们一块办壁报，参加抗暴运动、反饥饿、反内战等，后由我介绍她参加了“六一社”，我们十分相好，刘国銍对她也很熟悉，因此，我认为的这人绝对可靠。况淑华的家就在七星岗协合里，是市中区比较热闹的地方，而她家又不是在热闹的大街上，她家中也比较单纯，不致使黄茂才的行动被人发觉；更重要的是同我一块入校的、同搞学生运动的一批人没有一个被捕的，在组织破坏之后，对这样一批人在清理关系时一定有党组织去找他们，因此只要和况淑华联系上就一定同党组织联系上了。基于这些认识，我决定让黄茂才去找况淑华。但我所写的信的内容十分一般，决不会从中找到有要和党组织接头的语句，可实际上从我一同况淑华有联系开始，领导况淑华的地下党领导刘康就知道了一切情况。关于狱中同狱外党组织的联系，从解放初到刘康同志1957年错划右派再到十年动乱这些艰难的岁月里，刘康同志始终清楚地、比我记忆还清楚地写了材料，历述了狱中给况淑华信的内容以及组织为监狱送过药品等情况。这是对监狱和组织联系的确认，也是迄今我们所知渣滓洞同狱外的许多联系中最稳定、时间最长的，通过党员而正式同党组织建立的联系，实际上像这样正式的联系只有女牢这一个。 　　 　　　　在我出狱后，并没有中断这一关系。我出狱后就由我通过黄茂才同江竹筠联系，云儿的照片也是由此渠道给江竹筠带去的。我离开重庆、江竹筠牺牲后，女牢还通过黄茂才于11月带过一封信出来。这封信由刘康同志保存现交到了档案馆。 　　 　　　　谁会料到当初千方百计争取、分化敌人的工作，当年卓有成效的工作会在以后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和折磨呢？解放初为了这件事对我反复审查，只因我的朋友没有一个被捕或发生其他问题的，只因我在渣滓洞没有写过任何的东西而恢复了我的党籍，可审查的人说“你真胆大！”“冒险！”十年动乱时那更不得了，我成了和特务有联系的人。黄茂才呢？解放前我离开重庆后不知他情况，解放初到重庆时见到他给况淑华的信说希望到重庆找工作，我只能将他的情况向组织反映，并要他就地登记，说明需要证明时我会给他写证明。从此石沉大海。在过去那样左的思想倾向比较厉害时，连我自己都成为历次运动的对象，又怎能实现对黄茂才的允诺呢？可是，共产党的政策怎么兑现，怎么让黄茂才相信共产党呢？十年动乱中把我打成叛徒时，他曾写过材料。我知道他是对我不满的，可我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考虑的是党的威信、共产党人说话应算话，应当对他有所区别体现党的政策。终于在1981年，当刘德彬、胡春浦、张坤壁(即张秀贞)我们一块谈到这件事时，我们深感把黄茂才解放初判无期徒刑，1964年减刑释放回老家农村，没有能落实党的政策。于是由胡春浦、田一平、刘德彬、李玉钿、牛筱吾、杜涛、张坤壁和我八人认真地负责地讨论后写了一个关于黄茂才在渣滓洞的表现情况给统战部及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经过各方的调查核实，1982年4月政府宣告他无罪并在5月把他增选为县政协委员。他应该说没有辜负我们对他作过的工作。 　　 　　永恒的悼念 　　 　　　　我1949年10月离开重庆到成都后不久，就在民盟的帮助下到了西康荣经，改名换姓了。到1950年初西康成都通车后才赶到重庆，可重庆各界人民1月15日的追悼会已开过了。我见了牛筱吾、皮晓云，才知她俩1948年11月离开渣滓洞后转到特刑庭，于1949年初释放，我又见到了李玉钿，才知道了在火烧渣滓洞中幸免于难的唯一女犯是盛国玉，可至今我未能见她。 　　 　　　　经过向同志、难友的了解，我才知道江竹筠、李青林是1949年11月14日在电台岚垭被秘密杀害的。11月27日大屠杀那天，邓惠中、陈继贤是提出女牢枪杀在渣滓洞附近的。大屠杀的时候，持务将女牢的犯人集中到楼下八室后，同男牢一样全是用机枪扫射的，女牢的胡其芬、李惠明、黄玉清、胡芳玉、朱世君、张静芳、左绍英、彭灿碧、马秀英、荣增明纷纷倒下，左绍英、彭灿碧没有保护到她们的孩子，可是娅娅没有死，当敌人来补枪时，罗娟华没有丝毫的迟疑，她扑向娅娅，用身体去挡子弹，但敌人这次没有走开又补了一枪，罗娟华和娅娅都牺性了！那被提出渣滓洞释放了又抓进监狱的杨汉秀，虽没有被杀害在渣滓洞，仍一样地惨遭毒害了！ 　　 　　　　用什么来写下我的哀悼！人间没有我能用的语言！英烈们每个人的形象永远闪现在我的脑海：我怎能忘记同江竹筠亲密的交谈；我怎能忘记李青林教我做针线的情爱；我怎会忘记冒充我表姐的“公主”李惠明那贤惠的脸；我哪能忘记胡其芬卧病在床还改我的英文作业卷；我怎能忘记耐心、正宣、默默作了不少思想工作的矮胖的陈继贤；我怎会忘记能干的张静芳为左绍英、彭灿碧接生时紧张、劳累的脸和她经常含着微笑的眼；我不会忘记一个普通的女人罗娟华，用自己的苦难去保护丈夫，把她美丽的青春消磨在暗无天日的牢里边；我怎么也不会忘记洗衣、挑水、煮东西都经常和我一起的黄玉清大脚板，呵！还有朱世君、马秀英、邓惠中的小脚……一个个烈士的身影在我脑海里不断涌现，我有时似乎不相信她们已被杀害，我不能想象这人间会有这样残酷的场面，——杀害不是一个两个、十个、二十个，而是一百一百地涂炭，这仇恨啊在胸间是那么不能平息，这哀思啊哪会那么容易随岁月流逝而淡忘！一个人一生经历了一次，—次就失去了几百个难友、十七个姐妹，一生永不会忘怀！ 　　 　　　　不能忘记过去！忘记就是背叛! 　　 　　（全文完）

原文1994 发表于<<红岩魂>>--纪念11.27烈士殉难四十五周年  浏览：1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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