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空气、水及其它 　　 　　　　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生活上的折磨，更是长期的。 　　 　　　　当人们被编上号码，抹掉了真实的姓名，披上—件胸前背上划着一蓝色记号，“x”的囚衣，跨进那昏黑的牢房以后。就得长期的接受这四周环境的层层考验。—间一丈多长，七八尺宽的牢房，塞满了二三十个人。禁止彼此交谈，禁止阅读书报，甚至连国民党的报纸也禁止阅读。渴望知道人民解放事业胜利消息的人们，往往只能从—些新被捕的同志口里得到胜利的信息。阳光和空气，年年月月都是最稀有的赐予。牢门上的风洞，靠近屋顶的两个小天窗，成了最高贵的“宝座”。特别是酷热的夏季，低矮的牢房被太阳烘得发烫，为了换口新鲜空气，同志们只得排队到风门口去吸几口稍微清凉的空气。最初每天还按牢房分开，间隔着放十几分钟的风，让人们的脚可以到院坝去活动活动。尽管放风的时候，得赶着争取在短短的一分一秒的时间里，去大便、洗衣，但能够感受到—下泥土的芬芳，透透阳光，那算是最大的享受了，但是到后来，放风也被取消了。在这里，大部分同志都是在工作时被捕的，随身带的衣物、钢笔、手表、鞋带、手帕早被没收去了，夏天被捕的往往只剩下一身单衣，只有少数同志是在家里被捕的，带来了一点薄薄的被盖。狭窄的牢房，每个人能够住的面积，大家叫做“一脚半”——一只半鞋宽，睡觉时只能互相侧着身子睡成两排，脚对着脚，交叉着放才摆得下；带上脚镣的，翻身也十分困难。吃什么?一天两餐饭，有时故意给霉米饭吃，臭得令人发呕，菜就是几颗胡豆，几十颗黄豆。……这—切的背面，都隐藏着—个明显的罪恶目的：毁坏革命者的身体，动摇革命者的意志。 　　 　　　　有的同志原来在地下工作时身体就不好的，现在更加恶化了；即使有的同志原来身体很好的，也变坏了。一有流行病，很快就蔓延开来。有的同志早晨还是好好的，下午就周身发黑，烂牙龈，害上了坏血病。肺病、夜盲症也极为流行。都是由于缺乏阳光、空气和必要的营养而引起的。1948年秋天，渣滓洞集中营流行着痢疾、疟疾，90以上的人都病倒了。没有药吃，发着高烧的病人连喝水也十分困难。看守特务照例每天只给每人两碗水，—碗水洗脸又洗澡，一碗水洗碗和解渴。 　　 　　　　“秋老虎”使牢房特别闷热，令人汗流不止，特别口渴；病魔更烧得口里发麻。在层层高墙死死箍住的牢房里，从哪里弄来水呢?从风门朝外望，山峰光秃秃的，久旱不雨的山头一片枯黄颜色。 　　 　　　　一群花色奇异的野鸟，穿过密密麻麻的岗亭，飞向被禁锢着的小天地。顿时引起了人们的一阵轻微的欢呼。野鸟绕着院坝飞过几圈，径直朝包围男牢房背面的高墙角俯冲下去，嘁嘁喳喳地欢叫起来。墙角荒石堆边，正浸着—滩清凉的泉水。 　　 　　　　仿佛渣滓洞几百个人都注意到了这个细小的情节似的，这天放风的时候，一间间牢房的同志们都跑去了。开初，是看看，沾点水滋润滋润嘴唇。后来，就用手指开挖起来。手指甲松开一点沙石，又一点沙石。一间牢房的同志除去来回走路化费的时间，只能掏上短短的几分钟。大家心中有数，掏深些，就能有水呵！手指尖掏坏了，就捡石块来代替。看守特务发现了，一时想不出什么“禁规”制止，放风还不到几分钟，就提前吹响了收风的口哨。 　　 　　　　两天过去，水坑越来越深，叫人意外地兴奋起来。 　　 　　　　渣滓洞集中营看守所长李磊，竟跑去“巡视”一番，伸手抓了把浸流的泉水，连声叫道：“好水！好水！”在革命者中间，这个家伙有着另一个名字：“猩猩”。这个美蒋特务最忠实的走狗，会说人话会揣摸人的感情，逢年过节见人必问：“想家么?是呀，‘每逢佳节倍思亲’，”，可他心底时刻盘算着的是最狠毒的打算，他是个象人又不是人的野兽。人们从牢房远远地眺望着水坑，耽心着即将出现的事件。 　　 　　　　放风之前，高墙外响起了锄地的轰鸣声。看守特务阴谋开挖一条深沟，在半坡上将泉水引走。 　　 　　　　放风的时候，同志们照旧一批一批去掏水坑。出人意外地，一股清凉的泉水从地下溢出，水坑里的水越流越多起来。看守特务急了，从半坡上的深沟里倒下了几桶污水。同志们沿着高墙，筑起一层沙堤，污水浸不过墙，水坑里的水渐渐多了起来。同志们怀着无限兴奋的心情，从自己的水坑里舀水解渴。泉水象透凉的冰似的令人周身爽快。可是，不能多喝。得把水留给下一间牢房的同志们，等他们放风时能喝的更多一点。还得弄最清亮的水，给正在发烧不能走出牢门的同志多带点回去。…… 　　 　　　　火辣辣的太阳，强烈地照着小院坝。牢门一敞开，放风出来的人们，一齐飞奔似的冲向厕所和那新开辟的水池。院坝里，急促地流动着欢快的脚步。十分钟的放风时间里，人们在紧张地进行着24小时内想做的一切事情：解手、洗衣、取水，借着飞快的脚步声和伙伴们的来回走动，避开看守特务的视线，向隔壁牢房的伙伴致意，问好…… 　　 　　　　“时间到了，回去，快!”猫头鹰大声地吼叫着，吹着口哨。放风时间大大缩短了。 　　 　　　　楼上第五号牢房的一个同志，路过第四号牢房时，把带的一碗水送给了一个正在发烧的病人。 　　 　　　　“站住！站住！”刚巧被借故发作的猫头鹰发现了，这只野兽立即咆哮如雷，叫嚷违犯了“所规”。宣布：“楼五室停止放风，停止供水！”而且还给楼五室狠狠地锁上了两把大铁锁。 　　 　　　　一连几天，山城的“秋老虎”继续逞威。火辣辣的太阳连眼睫毛都不闭一下地逼射着牢房。炙热的屋顶，烤得人头昏目眩，汗流如注。没有水，人简直会烤焦的。“一定要援救楼五室的同志！”这是渣滓洞集中营几百人的共同愿望。党组织号召同志们，千方百计地给楼五室的伙伴送水去。 　　 　　　　楼上几间牢房的同志献出了妙计：建议大家多洗些衣服，用衣服把楼上走廊的栏干全部挂满；然后趁着放风的机会，引开楼上的看守特务，…… 　　 　　　　可是，栏干很矮，谁能偷偷闯过几丈长的禁区不被发现呢？大家正在迟疑难决的问候，一个带着稚气声音的孩子，挺身站出来说： 　　 　　　　“我行！我行！坏蛋一定看不见！” 　　 　　　　这个孩子叫蒲小路。他原是川北人，从小死了父母，帮叔叔富农家放牛、砍柴。有天黄昏的时候，小路满身大汗背着一捆柴回家，双手被茅草和树枝刺破了，全是血。他叔叔骂他回来早了，小路咕噜了几句，他叔叔捡起木棒就是一阵乱打。 　　 　　　　小路满身血污偷偷跑到妈妈坟前，抱着小松树哭了许久。坟堆离公路不远，他远远地望见一辆汽车正停在路边，还在轰轰地发响。“我要跑！”好象有人在出主意似的，小路爬起来，飞奔到车子背后。看看开车的怪神气的样子，小路想：“我才不求人哩！”车上没有人，里面装的尽是货物，小路悄悄爬上车子，躲在车箱里。车子终于修理好了。一会儿，他听见汽车轰隆轰隆地响，“都！都！”车子开走了。这样，小路就到了重庆，过着流浪的生活…… 　　 　　　　一天下午，小路到了朝天门码头，看只有”洋房”在河里“走路”，他想去看看那是怎么回事，又偷偷地溜上了靠近江边的一只轮船。这是只载运国民党军队去安徽“剿共”的军船。在中途，小路被发现了，被一个国民党军官强留作小勤务兵，帮他老婆拿烟、倒茶、打洗脚水…… 　　 　　　　那支国民党军队被解放军打垮了。小路得到了解放，开始尝到了人间的温暖。可是，没有几天，解放军部队决定转移，不便携带小路，给他发了路费，让他回家。 　　 　　　　1948年春天，小路回到了重庆。不久就被国民党部队逮捕起来，以“小侦探“名义，被送到了歌乐山国民党的一个兵团司令部。 　　 　　　　兵团司令官亲自审讯小路，因为他认为这案子很重要。司令官问：“你是蒲小路么？” 　　 　　　　小路若无其事地回答着：“是的呀！”因为他不知道是在对他进行审讯。 　　 　　　　“谁派你来的?” 　　 　　　　“自己。” 　　 　　　　坐在司令官旁边的参谋长火了，怒吼着：“妈的，胡说！”站起来要打小路，被司令官—抬手，阻止了。“不要惊恐他，小孩子吗！”司令官想这小孩不简单，果不出他所料。 　　 　　　　“好好说，不打不打，是哪个共产党派你来的?”司令官逼问着。 　　 　　　　“没有哪一个派我！”小路并不害怕；因为象这样的吆喝，对他来说，早习惯了。 　　 　　　　“你在安徽共产党部队里住了好久？”司令官决定从侧面进攻。 　　 　　　　“五天。” 　　 　　　　“谁对你最好?” 　　 　　　　小路想了一下，说：“一个姓陈的叔叔。” 　　 　　　　“他叫什么?住在哪里?” 　　 　　　　小路摇摇头，沉思着。 　　 　　　　司令官以为把小路问着了，哈哈大笑起来。“说嘛，小孩子，受了骗可以原谅的！” 　　 　　　　小路气不过，把眼睛—鼓：“我没受骗!我不晓得！” 　　 　　　　司令官一脚把小路踢倒，厉声叫道：“立刻送军统局处理！”于是，小路来到刑讯室，受尽了拳打脚踢，满脸留下了纸烟头的烧伤……，被关进了渣滓洞。 　　 　　　　十三岁的小路，受尽长期的折磨，个子很矮，这时他倔强地期待着战友们的同意。 　　 　　　　人们不忍让这孩子去冒这个危险，没有表示意见。轮到小路住的牢房放风时，栏干上已晒满了各色衣服。小路冲出牢门，见看守特务不在，眼睛鼓了几下，端着两碗水，弯着腰，直朝楼五室飞窜过去。把水从铁门的缝隙处传了进去。…… 　　 　　　　从此，放风的时候，院坝旁的厕所边老是有异样的拥挤现象，使得看守特务不能决心，非去巡视巡视不可…… 　　 　　　　小路成了很好的“运输兵”。小路记着同志们的叮咛，送水时脚步落得又轻又快，十分机警。 　　 　　　　猩猩和猫头鹰天天都要到楼五室去看看，黑透肠肚的野兽们，期待着干渴终于会有人忍受不下去的事情发生。 　　 　　　　送水继续了好几天以后的一个阴天。正当小路轻捷地向楼五室跳跃前进的时候，一阵风掀开了栏干上的衣物，看守特务一下就看消楚了小路的秘密活动。 　　 　　　　猫头鹰气冲冲地冲进院坝，手中紧捏着皮鞭。迎着小路倔强的身子，扬起了皮鞭，这家伙的手臂正要落下，却被好几个人的手臂挡住了。 　　 　　　　小路气愤愤地站在人丛当中。 　　 　　　　“你们要干什么？！嗯！”猫头鹰一叫，几个看守特务一拥而上。猫头鹰再举起皮鞭，高声地嚎叫： 　　 　　　　“谁指使你干的?说！” 　　 　　　　在牢房里越变越坚强的小路，学着大人的神气，回答着：“我自己。” 　　 　　　　皮鞭从空中挥了过去。 　　 　　　　“不许打人!”—个矮瘦的伙伴把小路护在—旁。大家很熟悉，这个和小路住在同一间牢房的老同志杨虞裳，是和江姐同一批到渣滓洞集中营的。他是地下党下川东地委负责人之一，被捕后，受过许多次严刑拷打，敌人一再声言：“象你这样的人，只有去见马克思！”他挨过几次假枪毙。恐吓，对他有什么用呢？在黑牢里，他和几个同志组织了一个“思想修理所”，专门从政治上思想上帮助伙伴…… 　　 　　　　猫头鹰把身子一下扭过来，对着杨虞裳，皮鞭高高举起。 　　 　　　　“不许打人！不许打人！”巨雷般的吼声，从—间间牢门里轰鸣着。 　　 　　　　猫头鹰抽搐着粗筋，吼道：“造反啦!讲不讲理？”不害臊，这野兽也讲起“理”来了。 　　 　　　　“讲理，就该给人以人的待遇!讲理，大热天，就该给人水喝！讲理，病了，就该给药吃!”杨虞裳响亮的回答，洪钟般的声音，发泄着几百个人愤慨不平的感情。他纹丝不动地挺立在皮鞭前面。 　　 　　　　野兽又扬起了皮鞭。“不许打人!不许打人！”的吼声，横扫过这狭窄的空间，激荡着巨大的回响。猩猩闪进院坝，命令看守特务把放风出来的人们全塞进了牢房；他耽心：要是再横蛮，可能会发生暴动，得缓和缓和空气。

原文1959年2月 发表于中国青年出版社  浏览：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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