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4号馆文选__烈士遗文及史实回忆

先叙述一段已为人们所熟知的故事： 　　 　　　１９４８年４月１９日《挺进报》特支代理书记陈然收到一封奇怪的信：“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路平安。”署名为“彭云”。 　　 　　　这时候，重庆地下党组织正面临十分危急的处境：４月４日，市委委员许建业被捕；４月６日，市委书记刘国定被捕；４月１７日．市委副书记冉益智被捕。冉、刘相继叛变，出卖了川东临委、重庆城区区委、《挺进报》特支、电台特支等一大批革命同志。 　　 　　　《挺进报》的上级领导李维嘉曾于４月１１日召集下属组织成员开会，通知有人被捕，要大家提高警惕，随时准备转移，并要求《挺进报》赶出两期寄给敌人，以转栘敌人注意，配合被捕同志的斗争。４月１２日，李维嘉与陈然最后一次碰头，他交给陈然一笔办报经费，指示陈然作好应变准备。 　　 　　　看来，陈然清楚地知道党内不断有同志被捕，也不止一次得到上级“提高警惕，随时准备转移”的指示。 　　 　　　４月１８日．叛徒带特务到李维嘉家中抓人，李侥幸脱险，立即给陈然写了那封信，希望陈然认出他的笔迹后赶快离开，信中不仅明确道出了他们的处境危险，还暗示不要等人商量。 　　 　　　１９日陈然接信后却没有走。２０日，他拿着信去找另一位新入党的同志，说：“我看不出这是谁的笔迹，但肯定是自己人写的。”因为“彭云”是江姐的儿子，陈然多次去看望过他。陈然迟疑着提出疑问；“莫不是……上面出了问题?”又自己回答：“这可能吗？我想是不会的。”最后他下决心，“有人约好我在星期六见面，一定要和他见见面，问问他。我们还是等两天再说，趁这两天把这一期印好发出去。” 　　 　　　陈然回家紧张地赶印着第２３期，也是他所负责的最后一期《挺进报》。同一时间，大约２０名特务正在紧张地搜捕他。上午１０点左右敌人去了江北中粮公司碾米厂，抓了人，翻箱倒柜折腾到下午２点，发现找错了目标。与叛徒商量后，原班人马于黄昏时分又直扑南岸野猫溪中粮公司修配厂，不仅抓到陈然，还发现了《挺进报》秘密印刷机关。 　　 　　　陈然被捕后英勇斗争的事迹早已脍炙人口，他的崇高品格也将永远受到人民的爱戴与敬仰．这里就不多谈了。这里要说的是陈然的牺牲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他明明知道不断有同志被捕，知道情况危急，何况从收信到被捕足足有两天时间，直至特务进他家之前十分钟，都还有逃脱的可能，而他却没有走…… 　　 　　　真正令人跌足长叹、扼腕痛惜！ 　　 　　　陈然没有及时转移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其一。陈然的个性品质所具备的最大特点是忠诚。自他幼年直至入党，这个特点表现得非常突出。因此作为党员，他毫不保留地对党忠诚。“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是他最强烈的愿望。在没有得到明确指示“停止印报”之前，他绝不会自动停止。 　　 　　　而这种近乎固执的忠诚，又是由他内心一段刻骨铭心的隐痛造成的。陈然１９３９年入党，１９４２年春天失掉组织联系到１９４７年底才又重新入党。 　　 　　　他一度脱党的原因是这样的： 　　 　　　１９４０年末，陈然的组织关系由抗战剧团转到重庆曾家岩１８集团军办事处，１９４２年春，一个党员被敌人诱捕，陈然暴露了。他到曾家岩向上级领导汇报之后，组织上要他马上离开重庆并暂时断绝组织关系。 　　 　　　切断组织关系的指示使陈然很难接受。他一向将党比作母亲，将组织关系视为生命，他很痛苦。上级反复对他讲道理：切断关系是暂时的，还是要按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深入到群众之中，等待党以后来找他。陈然还是想不通。那一夜他就住在办事处的客房里，彻夜失眠。最后，他用应该服从铁的纪律来告诚、说服自己。第二天早上，领取了路费就到江津去了。 　　 　　　在江津约半年时光，贫病交加，实在无法坚持下去，他拖着虚弱的病体回到重庆，病好后他去曾家岩多次，要求见领导，领导却因已说明“暂时切断组织联系”而不再见他。陈然极度失望中写了一份书面报告留在办事处，申诉自己的困难，希望得到指示。 　　 　　　自此，五年光阴，若失群孤雁，独自在漫漫长夜中奋飞。他严格地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深入群众，参加抗暴斗争，团结进步青年搞“读书会”，办《彷徨》杂志，并且自觉靠拢地下党组织，去领会那些可能来自党组织的意见。 　　 　　　对于一个已经宣誓把一切献给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并且在行动上恪守誓言的人来说，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极其痛苦的。 　　 　　　终于，他和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接受了组织交给的办《挺进报》的任务，于１９４７年底重新入党。他对五年前未得上级同意便擅自离开江津痛悔不已，一再向另一位党员说：“当时，死也该死在江津！” 　　 　　　这段经历成为陈然心头烙印极深的隐痛，导致被捕前接到暗示信而不转移，非得等候明确的通知、印完报纸才离开，终至献出生命。 　　 　　　当然，组织上提出“暂时切断关系”也事出有因。据《川东地下党的斗争．前言》所述：“１９３９年以后国民党逐步加强反共措施，多次掀起反共高潮，国统区环境日益恶化，而川东地区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迅速大量发展的党员人员比较暴露．组织不够巩固。当年８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随后，毛泽东提出在国统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根据中央和南方局指示，川东党从１９４０年起．把工作重点从大发展转变到巩固党。组织上从比较暴露的状态转变到长期埋伏，隐蔽待机的轨道上来，并不断采取措施来实现这一转变。 　　 　　　根据中央指示所采取的措施中，有一条就是“撤离暴露了的党员，暂时割断有暴露危险而又未能撤离的党员的组织关系。”这是党组织在残酷斗争的恶劣环境中，迫不得已作出的决定，从当时历史条件看，这一决定是正确的，正是因为有关措施的严格执行，才使“党的组织得到巩固，党员干部经受了锻炼，党的各级主要领导骨干得以保全，党在国统区，在大后方扎下了根，站住了脚。” 　　 　　　但是，切断组织关系，对年轻缺乏经验的党员来说真是严格的检验。梅花香自苦寒来，真金不怕烈火炼，陈然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放射出的绚丽火花，正是经受长期磨砺的结果。 　　 　　　陈然没有及时转移的第二个原因，是当时可说普遍存在的，一般党员对上级领导人抱有的绝对信任。按照地下工作原则，党员之间不能发生横的关系。上级知道下级的姓名住址，下级却不知道上级的姓名住址，只能上级找下级，下级却不能也无从找上级。使地下斗争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很容易使一般党员群众将具体的某个上级领导人等同于党。陈然收信后曾产生过一丝疑虑，《挺进报》是个绝密机关，除了上级和共同办报的党员，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是不是……上面出了问题？”这个念头倏忽即逝，他不愿意朝这方面想下去，似乎怀疑上级便是亵渎了党。而同一时刻，原地下党市委的正副书记正领着特务四出捕人。不知陈然在监狱里得知这一情况后何等愤怒！ 　　 　　　这一点，牺牲在军统集中营里的许多烈士从亲身的经历中已有了一致的认识。罗广斌从狱中带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的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其中的“狱中意见”便是集体讨论形成的。第三条“不要理想主义，对组织也不要迷信。”这条意见是以无数生命作代价总结出来的，饱含血泪，饱含烈士们遥望长空寄予组织和战友们的殷切期望。 　　 　　　陈然没有及时转移，当然还因为他没有认出那封信是李维嘉的笔迹。但这只是一个偶然因素。 　　 　　　陈然虽然牺牲了，但他短短２６年生命所包含的人生哲理，许多人即使活上一百年也未必能够领悟。陈然的事迹是《红岩》故事里的精华，使千千万万后来人从他的故事里受到教育得到启迪。

原文 发表于《纪念11.27烈士殉难45周年 红岩魂》  浏览：2806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3/25 14: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