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重庆频道11月28日电 “没救出烈士是我一生的遗憾!”日前,77岁的刘康老人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依然痛心不已。53年前,刘康是沙磁区地下党工作组组长,解放前夕,他以重庆大学为阵地开展革命活动。
屠杀前魔窟传出求救信 1949年11月21日,重大医学院党员况淑华悄悄交给刘康一封信,没有信封,内容节选如下: 十月二十八日歌乐山难友枪决十人后,十一月十四日又秘密于白宫附近电刑房内烧死五十人(解放后查明是在电台岚垭枪决、人数是30人),竹姐(江竹筠)亦在其中,我们无限悲痛,又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十七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 其次,提供我们的意见作营救我们的参考:公开争取切实保障政治(犯)安全;秘密谈判方式以保障张群及徐远举将来优厚待遇……此外,希望派人到禁区工作,我们侧边有一炭厂,是私人经营,同时我们尽量争取监视我们的友军,在局势混乱内部时机成熟时,盼外面朋友亦设法布置强救我们…… 信是被捕在押的重庆地下市委妇委会书记胡其芬写的。信由蓝先生(本名黄茂才,渣滓洞少尉看守,被江姐等“争取”过来的进步人士)带出。刘康立即将此信复写三份,一份转交给川东地下党负责人,要求尽快派人商量营救方案。 大营救在筹备中流产 为营救战友,刘康和杨子明(川康特委重庆城区特支宣传委员和青年委员)日夜奔走,他们的营救方案为:加强上层统战工作,拖延屠杀时间;武装抢救(即劫狱)。 11月23日,原川东和重庆地下党派人前来与刘康商量对策。决定由原川东地下党和重庆的同志加强上层统战策反工作,刘康负责武装营救。到11月26日,武装营救人员基本动员好了,主要来自弹子石的中央警察学校学生中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另外,驻守白市驿守机场的国民党连长王正修(共产党员)和江北十区区长陈秉国(已决定起义),同意借枪出来;周凯(共产党员)本是川南军阀牟瀛洲手下的一个 连长,行伍出身,愿意指挥。 11月27日下午,刘康、杨子明等开会研究各方面情况,还有一些事情未落实好,营救方案不能马上实施。“但是,敌人就在当晚开始了大屠杀。那天下半夜我起来上厕所,突然发现歌乐山红了半边天,遭了!完了!” 营救留下四遗憾 武装营救为何流产?半个世纪来,说法众多,有媒体报道说是“万事俱备,只欠带路人”。刘康说,这种说法不妥,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遗憾一:没留下黄茂才,智取落空。况淑华接到信后,应立即把信看完,留住黄茂才,托他带人到中美合作所,可能智取。 遗憾二:时间太紧,准备仓促。刘老说,当时国民党的特务密布,要在短短六天内组织一支成熟的武装力量,太紧了。别看只组织20多人,但在当时的重庆,必须一个一个分散做思想工作,难度很大。同时,枪支等武器不能提前集中,必须人枪分离,接着小范围集中,最后才是劫狱前大集中,这都需要足够的时间。这是营救流产的主要原因。 遗憾三:重视不够,抱有幻想。特别是没有从最坏的情况去早作武力解决问题的准备,对国民党的残忍估计不足,抱有可能释放政治犯的幻想。 遗憾四:线人擦肩而过,无人带路进山。刘康说,国民党二十四兵工厂厂长熟悉地形,是带路人首选。他11月25日亲自去找厂长,路上碰上了,但当时不方便说话。只有决定27日晚再去造访,但“11·27”大屠杀很快发生了。 刘老说:“53年了,这些遗憾,一直像影子一样跟着我,我总在想,如能营救出那些战友,该多好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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