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概要：国民党少尉军官、渣宰洞看守黄茂才在狱中党员江竹筠、曾紫霞的教育、引导下，从一个革命的同情者成为狱内党组织和狱外重庆地下党的秘密联络员，传递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１９４９年全国解放前夕，黄茂才被资遣，离开了渣滓洞。不久，“１１·２７大屠杀”开始，渣宰洞内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大地。得此噩耗，黄茂才谢绝了重庆地下党组织让他留下的请求，悄然踏上归乡之路。 　　蒙冤入狱功臣身心备受摧残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中旬，黄茂才回到了家乡荣县杨佳场的小山村。他随身带回江姐送给他的那件毛衣，并视若珍宝。 　　 　　一天晚上，妻子杨淑琼依偎在他的身边，突然问：“老黄，我从来没有问起你在外面当差的事，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在监狱里当差主要是管什么” 　　 　　“我做的是看守。”黄茂才回答道。 　　 　　“看守，那不是特务吗”杨淑琼很惊讶地跃起身楞楞地看着丈夫。 　　 　　“淑琼，我这个特务可没有干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我告诉你，表面上我是看守，但暗地里我是狱中党组织的秘密交通员，专为共产党办事。”黄茂才给妻子解释道。 　　 　　妻子的问话，使黄茂才意识到自己在外的身份恐怕会引起家人、亲戚以及同乡人的猜疑，有必要就此说明一下。在妻子的陪同下，黄茂才把自己如何进入渣滓洞监狱以及共产党人曾紫霞、江姐等是如何教育策反他，在监狱里自己又是如何帮助狱中革命志士做事的情况，一一讲给了大家听。 　　 　　这时候，扫盲春风已吹到了半边村，由于黄茂才是村子里唯一一个上过县城中学且在外边颇有见识的读书人，村子里便让黄茂才组织孩子们读书认字，他成了一名小学老师。 　　 　　日子过得舒心，黄茂才又有了第二个儿子。 　　 　　然而１９５１年２月开始的轰轰烈烈的镇反肃反运动，将他从平静的生活中掀进波涛浪谷。一天，黄茂才正在给孩子们上课，一个公安人员来到教室，对着黄茂才说：“黄茂才，请你到乡政府来一趟，我们有要事找你谈谈”从那一天起，黄茂才在渣滓洞的经历使他成了审查对象。黄茂才把自己如何误进特务组织，如何为谋差事进入渣滓洞，又是如何被特务组织资遣回家的全过程，详细说了一遍。 　　 　　可公安人员拍着桌子指责他：“你不老实，为什么不把参加‘１１·２７大屠杀’的过程讲出来，你想向政府隐瞒罪行吗” 　　 　　“我没有参加大屠杀。我是１１月２０日离开渣滓洞的，而大屠杀是在这之后。”黄茂才辩解着。 　　 　　“我郑重其事地告诉你们，在狱中我是江姐、曾紫霞这两位我很敬佩的共产党员秘密策反的联络员，表面上我是看守，实际上，我一直都在为狱中的革命志士进行工作……”黄茂才再三为自己辩白着。遗憾的是，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就这样，黄茂才被关押审问了两年，身心备受折磨的他终于“承认”了两条：一、参加过大屠杀，破坏过电灯、电话；二、在大屠杀后潜伏下来，准备伺机进行破坏。但他没有承认自己是杀江姐的刽子手。 　　 　　１９５３年７月２０日，在全县公判大会上，黄茂才被荣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面对黑压压的人群，被五花大绑的黄茂才突然间萌发出强烈的求生欲望，他大声地喊道：“我是冤枉的，我不是杀人凶手，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 　　 　　他最后的呼喊，使荣县法院的执行人员骤然间觉得黄茂才一定还有隐情，不能草率行事，于是，当场宣布改判黄茂才为无期徒刑，押赴谢家园子劳改队服刑，再行调查。黄茂才被押进了劳改队开始服刑。 　　 　　劳改队离半边村有３０里地，关押着许多被肃清出来的敌特分子。黄茂才一到这里，便被强制进行劳动，先是每天起早贪黑地收割稻谷，接着就是到煤矿去挖煤。因他是“杀害江姐”的罪人，故而劳改队的管理人员对他总是格外“照顾”。别人挖煤一上午可以休息，他必须挖一整天；别人可以喝到适量的水，他常常连一滴水也喝不到，管理人员说这叫“以牙还牙”。除了繁重的劳动外，黄茂才还要站在劳改队的院子里，接受其他犯人的批判，而这些犯人当中有一些是真正的特务。每次被批判时，黄茂才总是一言不发，本来就十分瘦弱的他，在超重的负荷和心灵扭曲重压下，显得憔悴不堪。他不明白，为什么办案人员不去找曾紫霞、况淑华调查，看来，只有自己好好地活下去，出去后靠自己的力量去找了解实情的人了。 　　 　　有了好好活下去的念头，黄茂才不再沉默悲观，他主动寻找能干的活计，坚持在劳动中增强自己的体魄；每天接受批判时，也主动地自我检讨，洗心革面，争取重新做人。管理人员开始对他有了好感，认为他改造彻底。这样，伴随着日出日落，到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８日，黄茂才终因“劳改中表现好”而被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１５年。 　　 　　本来黄家这个读书人给村子里带来了外界的信息和琅琅的书声，乡里乡亲都十分尊重他。可自从黄茂才被定性为大屠杀刽子手和杀害江姐的凶手，公安局几次来黄家“抄家”后，村里人的态度一下子就变了，人人痛骂黄茂才是十恶不赦的坏蛋，是隐藏在村子里的特务。黄茂才的亲人成了众矢之的，黄家门前，总有许多人围着指指点点，并将砖头瓦块砸向黄家的窗户房顶。黄家一下子成了很多人痛恨国民党特务的出气筒。 　　 　　面临劫难，年轻的杨淑琼慢慢感到：自己是这个遭灾之家的顶梁柱，无论如何，自己都不能倒下去，否则这个家可就完了。她一家一家地去解释，声泪俱下地告诉乡亲们黄茂才绝不是杀人犯。 　　 　　有一些好心人来劝杨淑琼：你的丈夫是大特务，是大屠杀的凶手，你趁现在年轻，赶紧与他离婚，既可以找个好人家，又可以与他划清界线一拨人劝完了，又来一拨人劝她。 　　 　　杨淑琼依然故我，上侍婆母，下侍双儿。可劝的人一多，杨淑琼实在坐不住了。她斩钉截铁地对那些好心人说：“我不但不会离婚，而且我还要拉扯好这个破碎的家。” 　　 　　在冷嘲、谩骂、歧视的氛围里，杨淑琼这个没有进过一天学堂的文盲女子，以自己的善良、纯朴支撑着这个破碎的家，用希望和信念苦捱着凄惨的日子，等待着一家人劫后团圆的那一天。 　　 　　劫难再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１９６４年９月初，黄茂才因劳动积极，反省彻底而再度被减刑两年，至９月中旬，蹲了１３年大牢的黄茂才走出了监狱，被监外执行。 　　 　　拖着疲惫的身体，黄茂才推开了已经有１３年未曾跨进过的自家茅屋。他看着残破的屋顶、裸露的墙面，看着躺在床上的病态母亲、苍老的妻子、两个孱弱的儿子，一股莫大的委屈化成了决堤的洪水，一家人相拥着，啜泣着。 　　 　　突然，黄茂才推开妻子和儿子，开始翻箱倒柜。杨淑琼有些惊讶地问丈夫：“你找什么呢” 　　 　　“我找毛衣，找我回来时穿的那件蓝色毛衣，它可是江姐她们给我留下的珍贵礼物呀”黄茂才着急地说。 　　 　　杨淑琼眼圈又红了，沮丧地说：“你被抓以后，家里被抄了几次，说是要寻找你做潜伏特务的证据。那件毛衣不知是被抄去了，还是被他们给扔了” 　　 　　黄茂才伤心至极，带着哭腔说：“这可是一件特殊的纪念品啊也是我洗刷罪证的有力证据……” 　　 　　这件毛衣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丢失了，一件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被特殊的历史运动给葬送了。 　　 　　以后的日子里，黄茂才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着。妻子为他生了第三个儿子。 　　 　　１９６６年初，公安局对他的管制有了明显的放松，群众对他的监督也不似先前那样寸步不离，黄茂才琢磨着去重庆寻找曾紫霞和况淑华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但随着文化大革命势如破竹般横扫神州大地，黄茂才这个“特务”又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黄茂才与几个“走资派”并肩站在县城广场中间，头颈上挂着一块写着“国民党大特务”的牌子，在数万人的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接受批判。 　　 　　造反派们对他大打出手。为了表现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一些造反派还找来大棒子，猛砸黄茂才的头和后背。常常是一天批斗会下来，黄茂才已被打得口鼻流血，上气不接下气。 　　 　　不久，重庆市的“知青”插队到了荣县，对黄茂才的批斗，又上了一个台阶。 　　 　　这些重庆“知青”几乎是伴随着学习渣滓洞革命英烈的事迹而长大的，对江姐更是充满了爱戴和崇敬。一听说这里有一个重庆“１１·２７大屠杀”的刽子手，有一个杀害江姐的元凶，积聚在他们心中的满腔怒火便如火山一般地爆发出来。于是，数千重庆知青，拥到了半边村，把黄茂才和他的妻子儿子一起拉了出来，一边批判，一边踢打，把这一家五口折磨得死去活来。 　　 　　一时间，对黄家的批判，成了这个县的批斗主流。 　　 　　随着批斗的持续，运动的深入，到１９７５年，黄茂才及其家人已经被批斗了大小近千次，一心想要坚持到出头那一天的黄茂才挺不住了，他的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一天夜晚，他悄然来到河边准备自杀。 　　 　　这时候，一个童稚的声音传进了他的耳畔：“爸爸，你不能死啊”１０岁的三儿子黄平平小手擦着父亲的泪眼，说：“爸爸，你不用怕，我来陪你挨斗。等我长大了，再来给你找证据”黄茂才被儿子的话打动了，他只有紧紧地抱住了这个懂事的孩子。 　　 　　劫后余生，举债救助病重老妻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到了黄茂才的家乡。随着形势的变化，慢慢地黄茂才不再被人拉出去批斗了，对他的管制一天一天地松懈，直至没有人来训斥指责他。黄茂才和妻子悄悄观察着，他们发现世道变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的浪潮在全国蓬蓬勃勃地展开。 　　 　　已是白发老翁的黄茂才等着他的案子有个说法，可等了一年也没有盼到有一个县上的干部来调查他的案子。黄茂才对妻子说：“我们不能等，应该自己去申诉” 　　 　　晚上，杨淑琼为他点上一盏油灯，黄茂才认真地写好了申诉书，然后，又公公正正地誊写了三份。 　　 　　１９７９年的最后一天，黄茂才来到了荣县县城，把自己的三份申诉书分别送到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 　　 　　公检法部门告诉他：尽管很愿意为你复查，不过可能性很小，因为你没有证明你是策反者的证据 　　 　　他们的无可奈何，无疑给信心百倍的黄茂才泼了一盆凉水。 　　 　　１９８１年５月的一天，黄茂才收到了落款是重庆烈士陵园纪念馆的来信。信是纪念馆馆长卢光泽写的。信中告诉他，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在清理档案时，发现档案中有脱险志士撰写的材料，其中提到了黄茂才为狱中党组织做过很多事的情况，为了对历史负责，请速来重庆烈士陵园进行核实。 　　 　　他立即坐上火车赶奔重庆。黄茂才与卢光泽馆长见面后，把自己在渣滓洞为狱中党组织进行秘密工作的详细情况和盘托出。 　　 　　卢光泽问黄茂才：“老黄，建国之后这些年你都在干什么呢” 　　 　　不问则已，一问黄茂才竟当着卢光泽的面呜呜地啜泣起来。老泪纵横的黄茂才向卢馆长讲起了自己这几十年来的冤屈。 　　 　　卢光泽听罢告诉黄茂才：“你赶快到成都中医学院，曾紫霞现在在那里教书。你的历史曾紫霞是最重要的见证人，如果她写了证明材料，那么，你的冤屈就有了纠正的那一天” 　　 　　黄茂才终于和曾紫霞见面了。几天后，曾紫霞写了一份详详细细的证明材料，同时，又把黄茂才的情况通报给了狱中脱险者、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仲秋元，四川省统战部顾问胡春甫，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田一平，四川省妇联主任李玉钿，请他们各写一份证明材料，然后交到四川省委统战部。 　　 　　这些材料很快就从省里转到了荣县的公检法部门。 　　 　　１９８１年１１月至１２月，荣县组成了一个联合调查组，行程万里，调查了几十个当事人，翻查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终于弄清楚了黄茂才的蒙冤案。 　　 　　１９８２年４月１２日，黄茂才被宣告无罪。 　　 　　听完宣判，黄茂才没有落泪，他颤抖着接过了判决书，把判决书放到眼前一遍一遍地看着。 　　 　　不久，荣县政协增补黄茂才为政协委员，并给予他每月３０元的生活补助。 　　 　　平反后的黄茂才在平静的生活中，常常想起江姐和渣滓洞被杀的那些英烈，她们的坚贞不屈、乐观豁达，总会勾起他无尽的回忆。尤其是他听说渣滓洞幸存者中有一个是女牢的盛国玉，他渴望能够有一天与大难不死的盛国玉见上一面。 　　 　　１９９５年初春，黄茂才的老伴杨淑琼喉咙疼痛，脸色发白，经县医院检查，杨淑琼患的是初期食道癌，必须住院治疗。 　　 　　为了给妻子治病，黄茂才找乡亲借钱，可他遭到了一些人的奚落和嘲讽，有人直言不讳地说：“你为革命做了不少的事，而且又给你平了反，你为什么不去找政府要待遇，你老伴住院就应当去找政府……” 　　 　　最后，他向信用社贷了款，才为老伴交了住院费。 　　 　　不久，应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之邀，黄茂才去那里帮助核实了大量的档案和材料，指出了多处与历史相悖的实物错误。１９９８年８月，当黄茂才结束了一年多的重庆之行，回到老妻病榻旁时，杨淑琼的病情已一天比一天恶化。“我这一生，虽然遭遇到了这么多的磨难，但我也有快慰的事，那就是我曾经得到过江姐的教育。作为历史见证人，今年１１月２７日这一天，我一定要去重庆江姐殉难地，为牺牲的烈士鞠上三个躬，我希望这一天能够带着我的老妻一同前往。”这大概是黄茂才老人最后的心愿。

原文1999年11月11日 发表于《民主与法制画报》第45期  浏览：2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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