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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红岩__红岩英烈纪念馆
烈火红岩

狱中斗争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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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有一面五星红旗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之时,重庆仍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7天后,在歌乐山下的白公馆监狱里,关在楼上四室的黄显声将军从报纸上得知了这一消息。他立即通过秘密孔道传到楼下四室、二室,传遍白公馆监狱各个牢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国旗是五星红旗,国歌是风靡抗战时期的《义勇军进行曲》。”这特大的喜讯,犹如雷鸣电闪,撕破天垂浓厚的云幕。沉闷阴暗的监狱沸腾起来,难友们或紧紧拥抱,耳语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或互拥着在地上连连打滚,或碰撞镣铐发出清脆的响声,用独特的方式庆祝共和国的诞生。
  
    夜已经很深了,可是难友们都为新中国的成立而睡意全无。为了这面红旗,几十年的流血奋斗,多少革命战士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可是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前仆后继,终于让这面红旗在祖国的上空升起。平四室的刘国志、罗广斌、陈然、王朴、丁地平等人通过策反对象李育生弄来了开水,他们以茶代酒,举杯庆祝。面对这动人的情景,罗广斌动情对大家说:“同志们,镣铐虽然缚住了我们的手脚,黑牢虽然关住了我们的身体,但是锁不住我们迎接胜利的信心。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我们要打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迎接解放。”
  
    罗广斌的建议,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可是,用什么做旗帜呢?沉思之中,罗广斌的目光正好落在自己的被单上。他一步跨到床前,喃喃说道:“就用它,就用它!”
  
    旗面有了,可用什么做五角星呢?国旗,她是什么样的?一连串的问题又萦绕在难友们的脑中。谁也不知道,谁也没有见过五星红旗的样儿。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的认为五角星成一字儿在红旗中央排着;有的认为应成圆形排列,象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战斗;有的主张五星用黄色,代表中华民族;有的主张用白色,因为星光是白色的。最后大家一致决定:五角星用黄色,一颗星放在红旗的中央,四个星放在红旗的四角,象征着祖国四万万同胞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第二天,大家托李育生买来黄纸,用小刀精心地刻出五颗星,用早上吃的稀粥,把五颗星细心地粘贴在旗面上。“成了,伟大的红旗!”大家不禁欢呼起来,用布满刑伤的手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她,用灼热的脸偎依着她,激动的泪水不断涌出,千言万语,凝聚在这面旗帜上。
  
    红旗作好后,他们把牢房的楼板撬开一小块,秘密地珍藏起来,等到解放那天,打着红旗,冲出去。由于敌人的抢先屠杀,参加制作红旗的同志倒在了黎明之前,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铸就了这面五星红旗。
  
  狱中追悼会
  
    这是监狱史上的奇迹。
  
    1948年12月15日,在渣滓洞监狱里,一个悲痛的消息传到难友们耳中,新四军战士龙光章因不堪非人生活的折磨,惨死在狱中。
  
    龙光章是新四军江汉独立旅32团一营三连战士。1946年秋,龙光章在鄂西房县突围战斗中负伤被俘。1947年8月,在万县监狱时,难友越狱,为使百余名难友安全脱逃,龙光章等挺身担任断后任务,被抓回后打成重伤。1948年4月,一行七人解来渣滓洞关押。受伤的身体,粗劣的饮食,龙光章腹泻数月,于1948年12月15日深夜,含恨而逝。
  
    龙交章被折磨致死的消息通过“秘密联络通道”传遍全渣滓洞,难友们悲痛难抑,经过商量,决定利用这件事,发动全狱难友,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对敌斗争,争取改变狱中的生存条件。
  
    难友们派出肖中鼎、何雪松等人为代表与所长李磊交涉,提出四项条件:
  
    一、为龙光章开追悼会,设灵位,会后集体送葬;
    二、白布裹尸、备棺盛殓;
    三、改善生活条件惩治许虐待政治犯;
    四、今后重病号一律送医院治疗。
  
    结果是可想而知。监狱当局威胁说:“你们想聚众要挟吗?看清楚这是什么地方,放明白点,跟我提什么条件!”说完,扬长而去。
  
    第二天早起,难友们又要求进行了第二次谈判。李磊对其他的条件都答应了,唯独不同意开追悼会,并说:“没有这个先例”。谈判破裂了,难友们决定采用最后的武器——集体绝食。
  
    当天中午,监狱里出人意料的送来了非常罕见的白米饭、回锅肉。这对于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的难友来说,是多么大的诱惑呀,然而为了争取集体斗争的胜利,谁也没正眼瞧它一瞧。
  
    特务们又耍花招,对难友们进行分化瓦解,欺骗拉拢,可今天全没用。李磊慌了,这样下去会出乱子的!他想尽快平息这件事,经过一番权衡,李磊终于同意接受全部条件。
  
    一场监狱史上旷古未闻的“狱中追悼会”开始了。
  
    高墙上,岗楼里敌人紧张地架起了机关枪。难友们抬着早已准备好的花圈,从牢房里缓缓地来到放风坝。花圈是他们放风时从墙角采集的小花、小草扎成的。没有青纱,谯平安撕开了自己的一件青布长袍。女同志头上戴着用白布制成小白花。
  
    院坝正中的祭桌上铺着白布,摆着“龙光章烈士之灵”的灵牌,放了简单的祭品。祭桌两边摆放着各室难友送的花圈和挽联。楼六室难友送的挽联:“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更是激起了难友们的悲愤心情。
  
    追悼会由龙光章的战友主祭,简短而沉痛的悼词,回顾了龙光章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控诉了国民党看守对政治犯的迫害。
  
    追悼会后,龙光章烈士的遗体裹上白布装入棺木,由几位难友抬了出去,安葬在渣滓洞外面向阳的山坡上。“让他永不泯灭的忠魂,在青翠的歌乐山巅,仰望黎明!”
  
    这是监狱史上的一次奇迹,是集体斗争的胜利!
  
  春节联欢会
  
    1949年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捷报频传,蒋介石被迫宣告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消息穿过高墙电网的层层封锁,飞进了暗无天日的渣滓洞监狱,黑牢里骤然增加了许多暧融融的气息。难友们无比激动和兴奋,准备利用集中营里春节延长放风时间的惯例,举行一次盛大的庆祝活动。
  
    春节的凌晨,夜色渐渐隐退。一号牢房蓦然响起了嘹响的歌声“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接着,各室相继跟上,三百个人一条心,三百个难友一个愿望,汇聚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这首“晨歌”拉开了春节联欢会的序幕。
  
    第二个节目是互赠贺年卡,互送礼物。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祝同志们春节愉快!
    楼下一室全体同志敬贺”
  
    一张香烟盒纸,制成4张贺年片,用竹签笔写着苍劲的蝇头小楷,下面画着出土的小草,引用白居易的诗,其寓意深刻。
  
    楼上一室的同志用锡箔上的白纸片,写上工整、秀丽的小楷字:
    “星火燎原,愚公移山
     众志成城,水滴石穿”
  
    楼上七室的同志,把罐头上的广告牌纸保留下来,反面写着:
  
    “熬过冬天,迎接春天
    越过高墙,穿过云端
    高山仰止,黎明来兮”
  
    新年礼品琳琅满目,雅致大方,多是同志们的精心创作,劳动与智慧的结晶。其中有黄泥精制的围棋、象棋、跳棋,也有纸壳扑克等,最精巧雅致的要数楼二室的五角星、小红心,它的作者是首屈一指的工艺专家——余祖胜同志。五角星象征光明,象征胜利,亦表达了同志们爱党爱国的一片赤诚。
  
    第三个节目是贴春联。同志们利用吃早饭的时候,把用小块草纸连成的春联,贴在了牢房的门口,对联含蓄、巧妙,真切表达了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
  
    楼上五室的对联是:“洞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横额“万象更新”。
  
    楼下七室的对联是:“两个天窗出气,一扇风门伸头。”横额是:“乐在其中”。这在当时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一看守看了以后,对这幅春联中的“乐在其中”的“乐”字大惑不解,建议改动。但又无词,一名难友挖苦说:将“乐”字改为“苦”字如何,这名看守不再言语,悻悻然走了。其实,“乐”字有两个含义:一是反语,说明狱中非人的生活;另一个含义表现了革命者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虽苦犹乐,虽苦犹荣的精神。
  
    在午饭后,看守长李磊回家团年去了,同志们征得策反对象黄茂才的同意,“开门大放风”,在放风坝上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楼四室表演了“叠罗汉”,七、八个人围成一个大圈,又有几个站在他们肩上,一个接一个往上叠,一层、二层、三层……最上面的极目远眺,高墙外的岗楼布置、电网设施,尽收眼底;罗广斌带着铁镣跳起了“踢踏舞”,赢得了难友们一阵阵地掌声和喝彩;最后轮到女牢的同志表演,杨汉秀同志穿着那件褪色的列宁服,带头扭起了陕北的“秧歌舞”,轻快的秧歌舞曲久久地在渣滓洞上空缭绕,把联欢会推向了高潮:
  
     “正月里来是新春,
     赶着猪羊出了门,
     猪呀,羊呀,
     送到哪里去?
     送给那英勇的解放军……。”
  
  “活棺材”上凿个洞
  
    这里讲述的是狱中策反斗争的故事。
  
    渣滓洞、白公馆这两座监狱,对外层层封锁,对内严密禁锢,自打成立之时就有“铁罐头”和“活棺材”之称。
  
    而共产党人好比种子,即使被抛到山岩石缝,凭藉其无比顽强的信念和生命力,它照样能顶出地面,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他们硬是在“活棺材”上凿开了一个窟窿。架起了通达狱外的天桥。
  
    当时,渣滓洞看守所共有狱头近20人,其中有些为军统的基干人员,思想一贯顽固、反动,但也有少数没加入军统的看守、医官,虽沾染过反动宣传的灰尘,但出于个人前途考虑,在蒋家王朝兵败如山倒的劣势下,再无心为反动派临死垫背。这些人通过做工作,完全可能从敌人营垒中分化出来,一则使之弃暗投明,走向新岸;同时还可掩护难友,为狱中对敌斗争助一臂之力,更可以通过他们的联络,铺架起通达狱外党组织的桥梁。
  
    以囚徒身份,要在狱中对“主管”自己的看守进行策反,不但会受到种种主客观条件限制,更无异猛虎颈上系铃,时刻都有生命危险。特别是距许建业同志前车之鉴不远,必须深刻汲取“翻车”的教训:既要大胆稳健,驱车直前,又不能瞎闯硬碰,触礁翻船。在或进或退,“小心”与“大胆”之间,如何善观火色,运用策略,这还真是考验人的时候。
  
    一是渣滓洞里“坏人中的好人”——“蓝先生”:
  
    准尉看守黄茂才,四川荣县人,因家里租种地主田地,交租后长年都闹饥荒,不得不靠借高利贷维持生活。父亲死后,爷爷和他去向地主跪求一块坟地,地主不但闭门不纳,反抽佃退租,赶他迁居。1945年因躲壮丁,不得已流落成都,投靠在同乡刘重威(川康绥署稽查处副处长)家帮工,后改作稽查处司书。1948年1月,该处裁撤后并入重庆绥署二处。黄茂才非军统人员,徐远举虽勉强把他收下,派往太平门邮检组,因不懂吹拍功夫,同年5月,组长陈秉旸又将他列入裁员名单。幸经人说情,才改派渣滓洞作看守。
  
    一天,他到各室查房,陈作仪凑前和他闲谈,特别着重问他家庭情况:“你家每年收多少租石呢?”不料黄茂才听后一声长叹,竟和盘道出了他家祖孙三代,惨遭地主压迫剥削的往事。说着说着,动了感情,强把眼泪忍了回去。陈作仪自然对他善言安慰。此后,何雪松、成善谋等都尽量寻找机会,通过问长问短,闲话家常,有意识地与黄接近。不过在未判明对方可靠程度前,有关党的政策主张,还不能对黄多讲。偶尔提到,也是东一句、西一句,话到嘴边留半句。黄茂才看出这种心情,一次曾诚恳地自我表白说:“我这人从不捧上压下,更不想整人害人。说实在的,我在这里,也不过是个随时都可开销的人。”
  
    继而,女室的江竹筠、曾紫霞,通过为黄茂才打毛衣过程中的频频交谈,结合黄对个人前途的重重忧虑,渐次推进了对黄的政策攻心教育。
  
    一次,江竹筠在给黄的纸条上写道:小黄,你还年轻。但你总该晓得,现在社会上很多穷苦人民,终日吃不饱、穿不暖,还受人压迫。这种社会制度太不合理,所以共产党要领导人民起来当家作主。曾紫霞的条子说:你是中国人,应该为国家利益着想,不要再作危害人民利益的事。只要你多做有益的事,人民是会谅解你的。
  
    又一次,黄茂才去女室清点公家被子李惠明半开玩笑地说:“小黄,你本是个好人,但是你现在走到坏人窝子来了。不过,你还是坏人中的好人,还可以转变过来。”黄茂才听了毫不恼怒,只连连点头,嘻嘻一笑。
  
    功夫到家,顽石点头。在众人循循善诱的水磨功夫下,黄茂才脑瓜逐渐开窍。每轮到他作值日看守,不但尽可能延长放风时间,处处予人方便,就连楼上下递条子(通过楼板缝),隔着墙壁“打电话”,茅厕里“咬耳朵”,只要他能对上面交差,他总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从而支援、掩护了狱中的革命活动。
  
    如龙光章烈士追悼会(1948年12月)开会前,难友们急欲书写挽联、扎制花圈,然应用材料一无所有。众人正相对嗟叹,黄茂才忽推门而入,悄悄送来了纸笔墨砚。
  
    一次,徐贵林带着看守去各房实行大搜查,陈作仪枕头下正压着一张秘密通信纸条,黄茂才趁“猫头鹰”掉脸讲话,忙把纸条揣入裤袋扯碎,避免了险情。
  
    临近大屠杀前3个月,狱中难友为配合上级党实施武装劫狱计划,两次让黄茂才将担任狱外警卫连长邬治声,约到黄内院宿舍里来,由韩子重、何雪松出面与邬谈话,晓以大义。此事非同小可,如被发现,会被就地杀头。但黄不稍迟疑,均一一照办。大屠杀前6天,在胡启芬写给党组织的《最后一份报告》中,曾特地提到此事:
  
    看守我们的人有三个团体:一个是直属长官公署二处的管理兵有十二、三人,交警队5人,连上官兵百余人。他们最近见敌迫害我们,表示深厚同情与愤慨……我们亦争取到个别分子,想掉头转向我们但时机未成熟……
  
    信里讲的争取到的“个别分子”,即指连长邬治声而言。
  
    在认定反动派己如大厦将倾,唯有弃暗投明才是自己唯一生路后,除参与狱中活动外,黄还甘冒风险,身佩“二处”证章,使用张力修、黄克诚等化名,在一年中(1948下半年至次年下半年),主动为20多位难友,送出带进数十封信件、书报和药物。
  
    重大医学院女生、地下党员况淑华(现在西安科委),是曾紫霞的同班好友。况的上级领导为中共沙磁北培区领导小组长刘康(属川康特委)。黄茂才按照曾紫霞的嘱咐,以进城休假为名,多次奔波于中一路协和里四号和重大第二女生宿舍,将一封封密件面交况淑华手,直接沟通了狱内党员与狱外组织的联系。在这些信中,曾紫霞、胡启芬等向组织报告了发现狱内某某已经叛变,应即转知有关人员注意和狱内如何配合武装劫狱计划进行策反工作情况。在前述胡启芬烈士化名“吉祥”,写给党的《最后一份报告》中,曾三处提到:“在笼罩着死亡的阴影”中,“蓝先生归来又带给我们一线生的希望。”又说:“蓝此次见你时,定将外面情况……组织上的准备(指武装劫狱计划),以及盼望我们在这里进行的事项,详细告知。”又说:此次“蓝亦在遣散之列。希望找朋友为他解决职业及经济问题,留他在渝呆过这段时间,以便我们之间今后必要的联络。”信中提到的“蓝先生”,实即指黄茂才。现原件存于中共重庆市委。
  
    二是渣滓洞的狱医——刘石仁:
  
    中校医官刘石仁,字隽声,天津人。1927年毕业于西北军医学校,后随冯玉祥部参加北伐。1948年初因渣滓洞狱内时疫蔓延,刑伤累累,故刘石仁刚去重庆绥靖公署报到,即被分配去渣滓洞成立“分诊所”,担任狱医。他工作上隶属长官公署总务处检诊所,为非军统人员,不受徐远举节制。
  
    初去渣滓洞时,他也把在押人视作“违法分子”,认为“理应关押。”每去治疗刑伤,触摸到那皮开肉绽的伤口,他还止不住想过:“瞧这些人多傻!为什么宁受断腿裂肤之苦,而不招供认罪?傻到如此地步,究竟为的什么?”
  
    后经个别接触,才摸清在押者多属知识分子、各党派爱国人士,而非一般作奸犯科之人。他们有高尚情怀,坚强意志,誓不屈膝。刘石仁早年立志学医,原抱着“济世活人”思想。虽20年身陷旧社会这只“染缸”,然天良、人性和一颗人道主义之心迄未泯灭。如今,眼见大批爱国青年竟无辜下狱,且被拷打成伤,而致伤致残之后,当局只不过从逃避舆论指责和企图从伤者身上榨取更多“材料”的私心出发,乃不得不胡乱给医治。这单从当局给“分诊所”的配备——全狱200余人,只配备医生一人,药品20余种,体温表、镊子各两只,连、听诊器都不配给(听诊器为刘自购)就是以说明问题。看守所特务对医生还苛刻规定,医生只能隔门“问病”,不能入室检查听诊。经刘以要求调职回城抗议后,李磊方取消这条戒令。
  
    革命者为国为民,吃尽苦头,却依然英勇豪迈的身影,整日里不断从眼前掠过,激发了刘石仁对仁人志士的同情和尊敬之心。
  
    1948年2月,刘发现女牢周泉香(四川广安人)呕吐不止,日夜抽泣,自己也不知得了什么病症。继而深入了解,才发现她是新婚被捕,正出现妊娠反应。刘即向李磊反映,必须改善孕妇伙食,否则将造成早产或死胎,弄不好就是两条人命。在刘石仁再三催询下,李磊干脆回答:“谁管这些闲事!”
  
    从医生的责任出发,刘气忿己极,当面向李提问:“是否可由我出钱为病妇买些营养食品?并让她发信与家人联系?”李威胁说:“我劝你不要嫌钱太多,自找麻烦了。”
  
    在济世活人思想支配下,刘不但真送了营养食品,还承担风险,让周泉香偷偷写了她南岸一个亲属的地址,由刘亲自渡江送去。以后她亲属送来了钱物,精神上有了安慰,哭声遂止。临产前,刘又为她开了应外出生产证明,报二处批准,回乡生产。
  
    4月底,胡启芬等抓到渣滓洞后,与正待还乡的周泉香关在一屋。胡长期在中共代表团工作,富于对敌斗争和统战工作经验。通过难友们介绍以及与刘石仁直接交谈,很快了解到刘的思想性格,决定把他作为重点争取目标。
  
    5月里的一天,刘石仁到女室看病。事前,胡启芬等经过商量,计划好了一套方案,成竹在胸。这天,刘刚跨进女室门槛,胡就像煞有介事的匆匆夺门而出,二人门口相撞,只见胡一个踉跄,险些绊倒。趁立起当口,胡迅捷地往刘手心塞去一个纸团。众人正一旁笑乐,刘已在笑声中会意,随手把纸团藏好。
  
    看完病,刘返身携药箱到各室发药,胡又迎到门边:“医官,让我来为病人服务吧!”顿了一顿,又意味深长的加了一句:“医官,我看你也是在为别人服务嘛!”说着,又塞去了一个纸团。
  
    夜静更深,刘摊平纸条一看,一张写着:“医官,听难友们说你是好人。难友们需要你帮助的地方很多,尤其是我这个心脏病人。让我代表难友向你致谢!”另一张写的是:“拿出勇气来,不要怕!”
  
    在革命者无私无畏精神的教育鼓舞下,刘石仁作出积极反应,开始了为难友们传话递信的活动。
  
    1949年春末夏初,淮海战役胜利,南京已成危城,国民党要求和谈。消息传来,狱中同志无限欢欣鼓舞。为揭穿“活棺材”真象,使反动派在释放政治犯问题上无可抵赖,乃由胡春浦、田一平,会同古承铄,拟就一份渣滓洞、白公馆300名在押政治犯名单,准备交刘石仁带出,转寄香港报纸刊登。
  
    当天上午,刘石仁照例去各室巡诊。入室后,见胡春浦半卧床上,身盖厚被,呻吟有声。刘近前相问:“你怎么样了?”胡答:“难过得很。医官,请给我号号脉吧!”刘果然伸手进被窝号脉,胡笑着将一小布包塞进刘手心,悄声说:“请急转张秀贞(即张坤璧,时已出狱)收。”刘回到住处,取出一看,见是一个用蓝布密缝,约一寸见方的小包。
  
    次日,刘专程进城,在七星岗女青年会宿舍面交张手。后在邮寄香港时,为军统邮检组查出。徐远举闻报大怒,下令层层追查。除在监狱实行大搜查外,还将刘石仁、黄茂才、徐兴中等多次叫去厉言查询。终因查无实据,只得偃旗息鼓。
  
    再就是唐友元、黄纯卿、赵正清、徐兴中等,也为狱中革命者多次送信。在现存何柏梁烈士就义前写给亲人的10封遗书中,可看到如下字句:
  
    “由T带转六日第四号,及八号第五号……这两号信都看到了吗?
    关于T,也因被吹得恐怖,要求代他设法安顿家眷。他太太是江津人,曾在豫丰纱厂做工,现在急于想进去,因此我想请你设法介绍去”。(见1949年11月11日第六号信)
    “昨天T回来说,竟没有会着你。明天要他去,顺便到你处和见兄(指地下党员韩觉民)处,以便取回字典。”“另外请见兄设法给T找一套外穿的,无论长袍短服……因为他的家眷还是安顿在特区外附近,因此需要用费,不妨在这个时候帮助他。”(见11月21日最后一信)
  
    上面信中多次提到的“T”,实为唐友元的代号。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当时唐的老婆孩子都失业在家,家用拮据,急等钱花。在钞票和愿为其老婆介绍工作的承诺下,何柏梁终打通了唐友元等人关节,架起了通达狱外的又一座天桥。
  
    “洞名渣滓几经秋,环看群山抱水流;浅草疏林尽兽迹,阳关大道绝人游。“从上引狱中同志《咏渣滓洞》诗句中,你不难想象这座隐匿在山谷底的人间魔窟,当年何等阴森恐怖。
  
    但渣滓洞四周究竟地形如何?除循营门内公路主干线外,还有哪些林间秘密小道可以通达?各处岗哨及火力配备怎样?这些,都是正在策划武装劫狱的组织领导,急待狱中同志回答的问题。
  
    杨虞裳等不负众望,1949年盛夏,利用登高修补监狱断墙所得,归来立时绘就一幅地图。
  
    此等要件,如所托非人,很可能图未出门,人头早已落地。杨虞裳和何柏梁均为“三八式”党员,前者以下川东地工委委员身份直接领导过奉节、大宁、巫山武装起义,后者大学毕业多年,在复杂环境中,长期从事交通联络工作,阅历丰富。加上几个深通兵法的同志参谋,觉得刘石仁一介书生,胆气不壮;黄茂才少见阵仗,遇事难免张惶;反不如唐友元其人,他是徐远举同乡兼亲信,后台硬扎,且又是老牌军统特务,出入营门一向大摇大摆,容易偷关而过,如再能“厚以金,结以恩,彼间皆转而为我间矣”,在当时环境中,他反倒是比较合适的人选。果然神机妙算,唐友元被牵着鼻子,顺利完成了这项使命——只不过密件内容,却是他那只脑袋瓜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
  
    以上成功事例说明:狱中共产党员在极端恶劣条件下,凭借其英勇机智,照样能在“太岁”头上动土,“活棺材”上打洞,创造出人所罕见的英雄业绩。
  
  狱中学习
  
    蔡梦慰烈士在《黑牢诗篇》第五章中写道:
  
    像笼里的鹰
    梳理着他的羽翼,
    准备迎接那飞翔的日子;
    长期的幽禁呵,
    岂能使反抗者的意志麻痹。
    在铁窗里面,
    无时不在磨利着斗争的武器——
    用黄泥搓成粉笔,
    在地板上写出了讲义,
    你,是学生,也是教师。
    卡尔、
    恩格斯、
    伊里奇、
    约瑟夫
    就像坐在身边,
    同大家亲密地讲叙;
    毛泽东的话呀,
    又一遍在心里重新记忆,
    再一遍在心里仔细温习。
    ……
    五十几岁的老大哥,
    天天在读书、写字;
    还在梦里流尿的孩子,
    也会用稚气的口语,
    讲说革命的大道理,
    描述新社会的美丽。
    ……
  
    这一段精彩的描述,就是狱中学习的真实写照。
  
    “解放了要争做党的积极战士,不做包袱。”“努力学习,锻炼身体,迎接解放。”“共产党员只要一天没有停止呼吸,就要工作一天,学习一天。”在狱中的难友们互相鼓励,他们怀着一个共同的愿望,争取活着出去后,要为党和人民多做工作,争做贡献。他们对黑牢中的囚犯生活,处之泰然,却并不白白浪费光阴。
  
    他们有的用黄泥搓成粉笔在地板上写字,有的用竹签子和竹筷子削尖磨成“自来水笔”,没有墨,就用棉絮烧成灰拌上水便成为“墨汁”,然后用节约下来的手纸和香烟盒来写字。没有书本,就凭着记忆把过去读过的书讲述出来,供大家学习讨论。江竹筠、曾紫霞等人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背诵出来,用竹笔写在草纸上供大家传阅。江竹筠还凭着记忆讲过《土地法大纲》、《政治经济学》等内容。“政治犯”中不少人各有专长。有许多同志还刻苦学习外文。大家对学外文特别感兴趣,若能用外文进行交谈,那怕当着看守的面也不要紧。有的同志外文水平较高,还用外文写日记。其中最突出的要数共产党员谭沈明。在狱中他被整整关了八年多,入狱前仅有小学文化水平,但在难友们的帮助下,他自学英文、俄文,并坚持数年不断。解放后外语学院老师在翻译谭沈明烈士在狱中写下的英文、俄文笔记时很受感动。他们对一个当年被囚禁在狱中的革命者,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能达到如此的外文水平,感到特别的惊讶。在那些字里行间渗透了革命者多少心血呵!谭沈明烈士在狱中不但学习外文,还学习历史、地理等知识。难友们互教互学,既是老师又是学生。曾任地下党重庆北区工委书记的齐亮同志,毕业于西南联大。在狱中主动教难友学俄文,他还结合斗争实际写出了《怎样作支部工作》供大家学习讨论。有的同志还编写了数学、物理、化学等讲义。
  
    在监狱里学习已成为大家每天不可缺少的主要内容,和生活的第一需要,甚至连刚到上学年纪的宋振中(小萝卜头)和流浪儿蒲小路也都把学习当作自觉行动。小萝卜头囚在白公馆时,每天去黄显声将军那儿听课,在黄伯伯还学了俄语,并能用俄语与黄伯伯进行简单的对话,还能机智地用俄语给叔叔们传递消息。
  
    狱中还有不少同志爱好文学艺术,有的是很有才华的诗人;有的是戏剧工作者;有的是音乐家。他们虽然失去了自由,但并没有放下武器,他们挥动那浸血凝恨的笔,把对同志的爱,对敌人的恨,满怀激情的倾注在了诗文里。
  
    一九四九年初春,被囚在渣滓洞监狱的一些诗歌爱好者,秘密组织了“铁窗诗社”。他们运用诗歌这个战斗武器,歌颂光明,诅咒黑暗。他们写下的那些脍炙人口的诗句,在狱中广为流传。志士们留下的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成为我们后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强大精神力量。
  
  铁窗诗社
  
    1949年春节前夕,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捷报和解放军直驱长江北岸的喜讯,为渣滓洞看守所的“囚徒”带来了不可抑制的兴奋和期望。
  
    1949年大年初一,难友们趁“放风”之机,在高墙电网、岗哨机枪的严密监视下,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春节联欢会”。各牢房自编自演的节目一个紧接一个,高潮迭起,把岗楼、碉堡上持枪警戒的特务们吸引了过去,就在这时,一个个分散的人影,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了楼上一号牢房。20多位诗歌爱好者秘密集中在这里,是要庄严举行“铁窗诗社”成立大会,开辟一个以笔作刀枪的新战场。
  
    早在1948年“六一”周年纪念日,刘振美就作过《无题》七律诗一首,请“洞中诗友”斧正:
  
    凤尾从来逞艳姿,巴山夜雨梦回迟;
    史家高秉董狐笔,诸子低吟鲁迅诗。
    初稼新逢六月雪,幼发危杨一年枝;
    余生入狱何足畏,且看中天日影移。
  
    同一天,古承铄又将一年前被捕时所作新体诗《“六一”大逮捕有感》奉献给了狱中难友:
  
    假如天崩地裂,
    假如天要垮下,
    假如一动就会死,
    假如有血才有花……
    只要能打开牢笼,
    让自由吹满天下,
    我将勇敢上前,
    毫不惧怕!
  
    这两首诗,抒发了作者对革命必胜信念的至死不渝的革命立场,表达了铁窗难友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大无畏气概。诗篇在难友们中间争相传诵,他们秘密酝酿着在这座杀气腾腾的黑牢里,组织一个反监禁、反迫害、反杀戮的文艺联盟。
  
    同年6月,被敌人酷刑拷打得血肉模糊的江竹筠,收到了各牢房难友写来的慰问诗、慰问信。会写诗和没有写过诗的都拿起了竹签笔,以诗为武器投入了战斗。
  
    何雪松写了《灵魂颂》,赞颂“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江姐,是暴风雨中迎接黎明的“海燕”。
  
    蔡梦慰在《黑牢诗篇》里揭露了“48套酷刑”:
  
    热铁烙在胸脯上,
    竹签子钉进每一根指尖,
    用凉水来灌鼻孔,
    让电流通过全身……
    人的意志呀,
    在地狱的毒火里熬炼——
    象金子一般的亮!
    象金子一般的坚!
    可以使皮肉烧焦,
    可以使筋骨折断。
    铁的棍子,
    木的杠子,
    撬不开紧咬着的嘴唇,
    ——那是千百个战士的安全线呵!
    用刺刀来切剖胸腹吧,
    挖得出的——
    也只有又热又红的心肝!
  
    仇恨与愤怒,忠诚与坚毅汇成诗的激流,冲击着渣滓洞黑牢的高墙深院,它初步检阅了化笔为匕首的铁窗文艺队伍的强大力量。
  
    1949年春节将至,入狱才3个月的傅伯雍为庆祝三大战役胜利赋七绝诗一首《入狱偶成》:
  
    权把牢房当我家,
    长袍卸去穿囚褂;
    铁窗共话兴亡不,
    捷报频传放心花。
  
    这首诗,象长了翅膀飞进了各个牢房,难友们纷纷用纸烟盒和草纸片写诗唱和。杨虞裳的和诗写道:“革命成功终有日,满天晴雪映梅花”;刘振美和诗写道:“誓歼国贼野心家,生命何须问子牙”;白石坚和诗写道:“正气歌声震寰宇,要叫铁树开红花”;艾文萱和诗写道:“深知牢底坐穿日,全国遍开胜利花”;张学云和诗号召难友:“对敌斗争靠大家,酷刑难熬紧咬牙;蒋贼兵败末日近,坐穿牢底戴红花。”唱和诗联结了颗颗红心,成为凝聚难友们的纽带。
  
    在经过一年多的秘密串联后,杨虞裳、史德端、何敬平、何雪松、古承铄、刘振美、陈丹墀、张朗生、余祖胜、张学云、艾文萱、白深富、蓝蒂裕、齐亮、屈楚、唐征久、蔡梦慰、张永昌、胡作霖、傅伯雍等20余人席地围坐,宣布“铁窗诗社”在铁窗烈火中诞生了!
  
    会议由刘振美主持,他说:组织诗社的目的,是要以诗歌作为斗争的武器,把竹签子当作战鼓、号角,揭露强盗的罪行,迎接革命的胜利。杨虞裳说:革命者决不能沉默,每个战友都应拿起笔来战斗,既要无情揭露敌人,又要写出我们的理想、未来和狱中生活。但是要注意监狱的特殊环境,传递诗歌必须保密。短诗以口传为主,需要抄在纸上传阅的,一定不要记作者姓名,防止敌人搜查。
  
    会上,为庆贺“铁窗诗社”的成立,杨虞裳带头朗诵了鲁迅的七律《惯于长夜过春时》;何雪松朗读了自己创作的《灵魂颂》;张朗生、陈丹墀、张学云等都相继朗诵了自己的新作;何敬平唱了自编的歌《把牢底坐穿》。诗友们心情激奋,直至“收风”,才依依不舍地离去。“铁窗诗社”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集体活动,作为狱中斗争的光辉乐章,永远载入了史册。
  
    “铁窗诗社”成立后,难友们先后创作了许多闪光的诗篇,战斗的檄文。他们之中很少有人被称为诗人,而且留下的多为残缺不全的诗稿,但是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革命者本身就是一篇无比壮丽、无比伟大的诗篇。他们的诗响彻云霄,他们是真正的伟大的诗人!
  
  
  
  
  
  
  
  
  
  
  
  
  
原文2003 发表于不朽的红岩网  浏览:5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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