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定名《红岩》：思想的飞跃带来艺术的创新 　　 　　　　书稿讨论会之后，修改工作开始。在作者动笔之前，编辑室同志和作者一起对小说的命名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个命名小会，实际上是作品讨论会上的主导思想的继续深化和合理发展。当时，作者从重庆带来的名字和编辑室提出的名字总共有十几个，如：《地下长城》、《红岩朝霞》、《红岩巨浪》、《红岩破晓》、《万山红遍》、《激流》、《地下的烈火》、《嘉陵怒涛》等。其中与红岩有关的就有好几个，可见众望所归。最后一致商定，取名《红岩》。因为重庆的红岩村(或叫红岩嘴)，曾经是党中央代表团住过的地方，是中共南方局所在地。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时，就住在这里。它无异是我党中央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座灯塔。取名《红岩》，就意味着：本书的主题是揭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后方人民和美蒋反动派展开的一场错综复杂的殊死斗争。党的光辉指引着人民，在各种困难条件下，艰苦奋斗，夺取胜利，而牺牲的烈士，就是他们的光荣代表。 　　 　　　　小说定名《红岩》，从宏观上说，对全稿起了高屋建瓴、画龙点睛的作用。这意味着人民革命历史的再现和时代精神的展示；是前一段带着脚撩手铐的自我禁锢的《禁锢的世界》的结束，而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热情洋溢、思想解放的《红岩》的开始；是作者最后走出困境，走向成功的转折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者写了多少年，他们埋头写生活，写真实，呕心沥血，苦苦经营，但由于指导思想不明确，所以未能站在较高的水平上开掘生活，引出深刻的生活内涵，让人们以此为镜子，去认识生活并指导生活。而《红岩》的定名，为他们前一阶段的苦苦探索，找到了明确的方向，找到了作品的立足点和前进的出发点。使他们明确了在那些亲历过的监狱生活中，应该写什么?怎样写?不是客观地“写真实”，而应该发抒战斗的“红岩精神”，去写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东西，为了教育青年一代(在这里必须再提一句，几个作者都是共青团干部，都是青年工作者)；为了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五十年代被颂扬的进取精神的需要，汲取生活中积极的、崇高的、向上的内容，塑造出英雄人物的形象，从而激励人们去战斗。这一切，正如罗广斌后来谈创作思想时所一语道破的：“材料多少，都是量的变化；而思想高低，才起了质的变化。” 　　 　　　　作者的创作思想是如何提高的呢?这里有一个发展过程。首先来自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长期的、不断的探索。探索中脑子里埋下不少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而促使思想变化的契机起源于1960年6月，他们两人在北京参观了即将开馆的军事博物馆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在博物馆里，他们从毛泽东同意在解放战争时期写的文件、手稿、电报、文章中，看到毛泽东同志洞观全国形势、指挥全国革命斗争的雄才大略，从而了解了这个急剧变化的年代的来龙去脉。在这个变化中，他们找到了重庆集中营的地位，也找到了自己的地位，使他们茅塞顿开，心胸豁然开朗，为自己曾经身历的狱中生活中长期以来许多百思不解的问题，找到了答案。 　　 　　　　通过这次参观和同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学习，作者首先明白了他们要描写的时代的特征。从《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蒋介石政府正处在全民的包围中》、《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的军事形势起了变化》等著作中，作者明白了在这个天翻地覆的年代里，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经过激烈的斗争后，敌我双方的实力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方由弱变强，一方由强变弱，敌人“正在迅速崩溃中”。从重庆集中营这一个点来看，是处在敌人包围之中，但从全国范围看，重庆以至整个蒋介石政权都处于全国人民的包围之中。优势和劣势也是交错的。重庆形势、监狱形势，是敌强我弱；而全国形势，则是敌弱我强。重庆集中营这一个点的斗争和全国的斗争息息相关。以前只看到自己被包围、被禁锢时，思想是不自由的，心情是压抑的。思想没有解放，笔触自然也受到拘束。认识提高了，思想解放了，笔下也自由了。他们理解了在同一个集中营里的那些自觉的战土的伟大胸怀：身系狱中，心怀天下，死牢中的斗争，正是从敌人的心脏中对敌人的致命的一击。同时，认识到这一点，就能够从局部看到全局了，即人们常说的“从一滴水看世界”。这样，个人和集体联系起来了，狱中斗争和狱外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武装斗争也联系起来了。罗广斌曾经深情地说：“在博物馆里看到毛主席的这些手稿，好像航行在迷雾里的船只忽然看见了灯塔，我的航向明确了，周围的一切，也被照亮了。” 　　 　　　　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再来观察和描写狱中的人物，精神面貌就大不相同，敌人外强中干、色厉内茬的面貌更加清楚了，而革命者的英雄气慨、必胜的信念、高超的斗争艺术、昂扬的革命意志就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红岩》的命名，就把原来的主题——揭露敌人、表彰先烈，提炼得更具体、更鲜明，思想境界也更高了。 　　 　　　　为了使这种思路深化，使它成为修改工作的基础和动力，加速修改工作的进行，我们多方争取社会力量的帮助和支持。清明时节，我们有目的地邀请了住在附近的向洛新、陈家俊夫妇，陪同两位作者，一起出城，畅游了西山八大处、香山、碧云寺、卧佛寺、颐和园。因为向、陈夫妇都曾经是重庆团市委的领导干部，同两位作者长期生活、战斗在一起。他们都很关心这部小说，很自然地谈论起《红岩》的修改。陈家俊和向洛新提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后来，两位作者在修改中遇有疑难问题，常到他们家中去请教，我有时也陪同前往。陈、向二人对这次修改工作起到了重要的参谋作用。 　　 　　　　这段时间，正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进入高潮的日子。罗广斌、杨益言和我对于乒乓球赛的兴致都很高，凡有电视实况转播，我们便放下笔，挤到电视机前，注视着一场一场扣人心弦的激烈的战斗。我们的心也和为国争光的运动员的心紧紧地联在一起。我们都为中国乒乓健儿赢得世界冠军而深受鼓舞。在乒乓健儿为国争光夺取胜利的鼓舞下，《红岩》的修改工作也加快了步伐。 　　 　　　　当时的修改，重要的有以下几项： 　　 　　　　开头两章，几乎是另起炉灶，重新构思、重新写作的。 　　 　　　　关于双枪老太婆的描写，大幅度地删去了她的一次入城活动。因为三搞中有过多的传奇色彩、惊险场面，这可能把小说带入歧途，变成一部惊险小说，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到曲折离奇的情节里去，冲淡了监狱斗争的艰苦性，以及主要描写对象的性格特征，从而改变《红岩》早已确定的严肃主题，削弱作品的思想力量和意义，因而不宜过多使用此种手法。 　　 　　　　关于徐鹏飞的描写，删掉了鸿门宴式的宴会上徐鹏飞的一段长篇讲话。那段文字大意是：徐鹏飞引用桃园三结义的故事，讲刘备兵败后，关羽滞留曹营，曹操对他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金、下马银。他以这个故事来劝诱许云峰，并说，“关云长身在曹营心在汉，传为千古佳话。你连顿饭都不吃，真是有愧古人哪！”这段文字显得庸俗，而且出自徐鹏飞之口，也有点不伦不类，我删掉了它。包括参与宴会的袍哥头子和—些女宾也一并删去，免得把宴会变成一个掩盖政治意图的大杂烩。 　　 　　　　此外，还删掉了特务活动的长篇计划，免得过分繁琐；删掉了狱中内线人员的过多活动，免得冲淡了牢中的艰苦气氛，变相地削弱了革命者的斗争作用，使其更真实、亲切；建议删掉“老病号”的这个雅号，后来改称“老大哥”。 　　 　　　　除作者重写的篇幅以外。在这次稿上，由作者或编辑在原稿上删去的字数约四五万字。同时，还作了相应的补充，以充实、加强主要人物形象。如对狱中斗争的主要领导人许云峰的塑造，在这次修改中就有了明显的发展。 　　 　　　　许云峰的原型为许建业。许建业是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兼工运书记。1948年4月被捕，囚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多次遭受毒刑拷问，始终坚贞不屈。特务头子恫吓说：“你受得三套五套，我们有四十八套刑罚，你受得了?”许建业不动声色地说：“管你四十八套，再多，共产党员也不害怕。”同年7月21日牺牲于重庆大坪。去刑场途中，高呼口号，打倒国民党，敌人为之胆慑，送别群众莫不感动泪下。 　　 　　　　在《禁锢的世界》的第二稿中，关于许云峰的描写，还没有跳出真人真事的局限，只写了他被捕、受刑U及在被押赴刑场时，站在刑车上，高喊口号，慷慨捐躯，写完他短短三个月的牢狱生涯，在小说的第三章就退场了。虽然文字上也渲染他“像一座屹立的山峰”，“雷鸣般的怒吼”，“震撼着悲痛的人流”，但仍然没有给人留下多深的印象。 　　 　　　　但是在三稿到四稿里所刻画的许云蜂，吸取了其他烈士的大量材料，形象就丰满多了。如赴宴一节，基本上取材于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和军委书记车耀先对敌斗争的事迹。书店遇险一节，原来的经理写的是李敬原，后来把李敬原推到更高层领导，改由许云峰任经理。茶馆被捕一节，由于李、许换位，就不再是上级保护下级，而成了下级掩护上级，下级(许云峰)被捕，而上级(李敬原)仍在狱外活动，既表现了许云峰的优秀品质，也使读者感到狱外保存了更强大的力量，社会效果更好。收尾时，许云峰在地牢的生活部分，则采自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里那个没有留下姓名的“坚强的人”的事迹，也符合许云峰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据刘德彬后来告诉我，罗广斌这个巧妙构思，是受《基度山恩仇记》地牢生活的启发。罗广斌思想敏锐、活跃，颇有点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这个处理是感人的。特别是临刑前的许云峰在地牢中和徐鹏飞的那段对话，表现了他的沉毅、果决、牺牲精神和凛然正气，把人物的精神境界推到了新的高度。这次的修收，突破了过去对许云峰的简单介绍，而塑造了一个比较丰满、完整的工人领袖的光辉形象。 　　 　　　　许云峰这个人物形象的完成，成为《红岩》取得成功的基石。这是小说《红岩》在创作过程中，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又不断突破真人真事的局限性，在生活中汲取、概括、集中、提炼、塑造的结果。许云峰是这部小说里艺术创造最多的人物。 　　 　　　　关于江姐形象的塑造，江竹筠的生活原型提供的素材是最丰富的。《禁锢的世界》第一稿由刘德彬执笔写江姐。他作为同江竹筠在川东地区并肩战斗的战友，同时被捕，共同关在集中营的死囚，同船被押往重庆的难友，对江姐理解至深，最初提供了江姐形象的雏形，为以后进一步塑造打好了良好的基础，因而他对《红岩》的成就是功不可没的。 　　 　　　　我在江姐上山时的感情变化的描写中，作了必要的增补和发展。补写的重点是她在看到爱人彭松涛的头颅和布告时的悲痛感情，以及见到双枪老太婆后的感情交流。目的是突出她知道老彭牺牲后的感情激荡，双枪老太婆见到江姐后对战友的负疚和关怀。过去写小说有个清规戒律：英雄是不能哭的。我却让双枪老太婆坦直地说出：“在亲人面前，你放声痛哭一场吧！”把千言万语凝聚成有力的一句话：“剩下孤儿寡母，一样闹革命。”我在她身上表达的感情是我十年前访问中央苏区时，闽赣边的革命老妈妈给我留下的不灭的印象，在这里我深信也符合双枪老太婆的感情。作者接受了我的意图。这种从血的代价中萌发的阶级情谊，通过她们的感情交流，也把读者带到崇高的精神境界。 　　 　　　　《红岩》中的成岗是以原型陈然为主又汲取了成善谋的某些成分塑造而成的。小说丢弃了回忆录中的一个情节，即：两个长期合作、彼此相知而从来谋面的青年革命家，在走向刑场的最后时刻，当敌人点名时才第一次见面这难得的一见竟是他们的永诀。其情其景和“刑场上的婚礼”有异曲同工的壮美特色，丢掉显然有点可惜。而小说把两个人的特征揉在一起，取名成岗，作为《挺进报》的工作者、老许的交通员，和老许在狱中相见，并肩战斗，在对敌斗争中迸发了生命的火花，也有其独特的风采。我在成岗看到妹妹成瑶已长大成人并开始接触革命时，补了一笔他当时的感情，加强了兄妹情谊的渲染： 　　 　　　　"成岗猛然回头，看着妹妹，妹妹端正的 　　　　鼻梁上面，一双秀目认真地看着他，等待回 　　　　答。从那双认真的眼光中，成岗发现这个少 　　　　女已经不再是咿咿呀呀的乳雏，她已成长为 　　　　一只练羽的海燕，只待一声春雷，就要冲向 　　　　暴风雨！成岗略带几分激动地凝望着妹妹。" 　　 　　　　在成岗受审时，我对文字作了增删，主要是加强许云峰和成岗在生死关头紧紧拥抱，迸发出的以身殉理想的志士情操和战友情谊。 　　 　　　　在成岗描写上，我作了另一个重要修改，就是动笔改了当时已经风行全国并纳入课本的名诗《我的“自白书”》。我对原诗作了推敲后，认为原稿中诗的最末一句“高唱葬歌埋葬蒋家王朝！”中两个“葬”宇，有点重复：再说，革命者不必为敌人唱葬歌，应该是以胜利者的姿态，高唱凯歌埋葬敌人的。所以我改成了“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罗广斌表示同意。就这样改过来了。后来的《革命烈士诗抄》和小学课本也都照改了。 　　 　　　　龙光华的原型是新四军战士龙光章，最初在《圣洁的血花》中就有记载，总共用了不到200字。出现在该文中的人物，是一个被敌人摧残得生命垂危的病友，得到同志们的照拂、关怀，终未能挽回生命。《在烈火中永生》中，写了龙光章作为一名光荣战士的经历：由于负伤昏厥后被俘；在监狱中，他是为保卫群众利益挺身而出的抗争者，以他的实际行动保卫了战士的荣誉。在三稿四稿里的龙光华，则成了在和敌人搏斗后，叫人惊叹、引入神往的不倒的战士。他的革命气概又有了新的升华，成为一个令人难忘的英雄形象。从一个“受人照拂的病友”，到一个“保卫难友利益的战士”，最后成为一个搏击敌人、死不倒下的英雄的动人形象。这种神来之笔，也说明了在思想发展之后，作者的审美情趣也有了相应的提高，因而从这个普通战士身上，开掘出闪耀着夺目光辉的革命志士精神，使他成为来自武装斗争战线为人民利益牺牲一切的普通战士的光荣代表。 　　 　　　　关于刘思扬这个人物，是作者煞费苦心塑造出来的，也一直是人们议论较多的人物形象。他的原型主要来自刘国志，但也吸收了诗人蔡梦慰、杨虞裳，以及罗广斌本人的一些生活经历。从刘思扬身上，充分表现了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必须经过种种考验，才能成为真正的战士。他怕受委屈，怕寂寞，怕受冷落，急于向同志表自自己，在狱中焦灼不安。因为罗广斌懂诗、爱诗、能诗，他在刘思扬身上也用了很多诗。为了使人物形象更集中、鲜明，我忍痛删掉了刘思扬的大量诗歌，避免把那些游离主题的诗贴在他的身上，使他像个在狱中体验生活的诗人；有些意境可取的诗，我就把它们的分行联接起来，加以保留。 　　 　　　　在最后越狱时，刘思扬壮烈牺牲的描写，除了根据刘国志等人的生活真实以及艺术创造上的需要以外，还有作者罗广斌本人的苦心。他曾对我说：“刘思扬不能活着出来。如果让他活着，就会像《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和作者曲波那样，好事者都要出来找那个活着的人，那就不知道要带来多少麻烦了。”因为刘思扬身上，也有他自己。 　　 　　　　从3月10日起，经过为时100个昼夜的辛勤努力，小说第四稿的清样于6月19日全部送齐。至此，《红岩》的第一次稿正式诞生。 　　 　　　　为了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书稿质量，文学编辑室的有关同志，又对小说进行了一次讨论。6月27日晚上罗广斌和杨益言带着小说清样，乘车回川，听取四川同志的意见。 　　 　　　　四　集思广益，修改定稿 　　 　　　　听取四川同志对小说的意见，对提高小说质量具有十分重要们意义。因为《红岩》中描写的生活，斗争来源于四川，歌颂的革命先烈多数在四川战斗过，作者本人也土生土长在四川这块美丽富饶、文化灿烂的土地上。更重要的是，小说在创作过程中，始终得到四川和重庆党、团及文艺领导部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 　　 　　　　重庆市委组织部长肖泽宽，在解放初年重庆烈士追悼会之后，就热情帮助三位热爱文艺的青年搜集烈士的材料，向他们提供必要的文献、资料，给他们讲革命史，讲重庆及川东的地下斗争，为他们安排创作假。重庆市委还根据工作需要，派作者到四川一些市、县向青年报告狱中斗争情况。这数百次的报告，既对青年进行了革命传统教育，也锻炼了作者，让他们倾听群众意见，经受群众的检验，提高对狱中斗争的再认识，从而提高创作水平。 　　 　　　　同时，四川文艺界卓有威望的老作家马识途和沙汀也给于《红岩》作者大量的帮助和支持。马识途和罗广斌，原籍都是四川忠县，后来两家都迁居成都，对门而居。罗广斌在少年时代就和地下工作者马识途结下了忘年之交，受马识途影响而奔赴革命。小说从创作意图到草稿、初稿，都不断受到马识途的指点和帮助。有丰富创作经验的老作家沙汀从一开始就对这部作品寄予了热情的关怀，多次主动地和作者一起研究稿件，并参与了具体的修改工作。重庆作协、四川文联、重庆美协的许多作家和画家一直关心这部小说的命运。 　　 　　　　作者回川后一个多星期，就向编辑部发来一信，信上说：“六月二十九日晚上，我们到达成都。马识途同志到车站来接了我们，并和我们谈了好几次，对稿件提了许多重要意见。沙汀同志当时正在省委开会，专门请了假，赶看完了，给我们作了两次指示。他们认为，这次修改得可以，再加工一下即可出版，不必再放了。如沙汀同志说，稿子的精神状态较过去翻了身，稿子的结构组织起来了。 　　 　　　　7月7日，我们来到重庆，向肖部长、高部长、宣传部汇报了工作。肖部长看了出版社和沙汀同志给他的信，很高兴，完全同意出版社和沙汀同志的安排，并且由肖部长向任白戈同志作了汇报。肖部长给我们作了以下的安排：(一)指定宣传部黄部长，宣传部文艺处王觉、冯旭、市党校余时亮、团市委廖伯康、组织部高部长等同志审阅，并于二十日左右提出意见；(二)汇集各方面意见以后，将主要问题向白戈同志汇报，请白戈同志掌个舵；(三)七月底前去成都，在沙汀同志的指导下进行修改(这是沙汀同志主动提出的)；(四)修改之后，可再次到北京。在出版社的指导下，最后定稿；(五)插图，应该也可以在重庆办到，已指示美协在八月底交稿。” 　　 　　　　一个月以后，他们再次来信说： 　　 　　　　“在重庆、成都已听了不少意见。现在看来，需要修改的主要有：(1)开头两章，改写，使之成为全书的有机部分，而不是游离的人物出场的背景介绍；(2)结尾两章修改；(3)地下党活动的加强——把李敬原写好；(4)主要人物——许云峰、江雪琴的加强；(5)叛徒的改写；(6)后两次‘红旗’的改写；(7)加强全书人物之间，事件之间，章节之间的有机联系。总起来说，根据这些意见来修改，对全书质量的提高大有好处，我们受到的启发和鼓励很大。虽然，全书的结构、人物、事件都没有太大的改动，但是需要动笔的地方还是不少。我们初步估计，约在十万字左右。目前，沙汀同志从八月二日起，就根据以上这些问题，和我们逐章研究，估计要到月中才能谈完。所以，到现在我们还在酝酿，消化各方面的意见，尚未动笔修改。 　　 　　　　关于插图，我们和美协的李少言、牛文等同志在成都研究过了。拟由李少言、牛文、吴凡、李焕民、正威等六位同志集体创作，都用木刻……他们表示，有决心把这工作搞好，使插图不限于对作品的解释，成为独立的艺术品。” 　　 　　　　九月中旬，罗广斌、杨益言带着渝蓉两地众多同志对书稿的意见，再次来京，住在出版社宿舍，准备做最后一次修改。 　　 　　　　他们两人被安排在我的宿舍隔壁的一间大空屋里，同我比邻而居。后来，我干脆也搬到了那间大房间里去，三人，三床，三桌，依次摆开，进行流水作业。每天晚上，是最紧张的时刻。三盏台灯，照着三张桌面上铺开的稿纸，三个人悄然无声，埋头“爬格子”。一般情况是杨益言先放出第一遍稿，交给罗广斌修改；罗把两人的改定稿，再交我加工处理；我对稿件作过推敲、订正、删削或润饰后，再给他俩传阅。三人都认可后，即作为定稿，等待发稿、付排。 　　 　　　　第五次修改的重点，首先还是开头的一、二章。2万多字的原稿，经过一二周时间，几乎又全部写过(开头两章前后共改过8次)。转到我手上时，我对其中那些堆砌式的材料又作了删节；对有新鲜感的补充篇幅，又作了润饰和加强，补充了几大段文字。删掉的主要是介绍炮厂工人日常生活的游离主题的描写、甫志高和余新江交往中一些不必要的叙述、炮广纵火案的大段具体描写，为的是使主题更加集中、鲜明。我的删削或补充，又启发了作者把联接不紧密之处再作修补，使文章编织得更紧密些。我在删掉重庆大学学生斗争那段抽象的说明性文字后，对罗广斌说起解放前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看到的墙报斗争，比起他们现在描写的要复杂得多。这唤起了罗广斌头脑中更具体、更生动的回忆，他油然命笔，增加了《慧星报》事件那段出色的描写。 　　 　　　　修改后的第五稿第一章和原来第四稿第一章相比，已经是面目全非了。四稿第一章开头是这样写的： 　　 　　　　“黯淡的暮色，从远处的山头慢慢移来，忽然，气笛长鸣，炮厂工人换班了。”接着，展开了炮厂工人的生活；陈松林来厂；江上出了事，美国军舰撞翻民船；余新江母亲出场；余新江和丁长发接头；笔锋一转，又写余家母子。总的来说，写法上枝蔓太多。 　　 　　　　五稿第一章开头改为： 　　 　　　　一早，余新江匆忙赶过江来，向许云峰汇报：“炮厂发生意外……”一开头就把人带到当时最尖锐的矛盾中去。 　　 　　　　为了紧紧抓住这一命题并深入下去，这一章我删掉了马师母癫狂的描写、关于甫志高生活情趣以及他的低级庸俗的生活方式的描写。 　　 　　　　五稿第二章和四稿第二章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主要是删掉了不符合学校斗争真实的描写和过分粗野或过分暴露的描写。四稿中华为初见黎纪纲一下子就对黎作出了政治上的判断，似嫌过早，五稿中作了适当的调整。还删掉了训导长和魏吉伯穿连裆裤的描写。这一章里描写的沙坪书店部分，使我想起解放前住在上海北四川路地下党同志开的兄弟图书公司的日日夜夜，我把感情通过笔墨溶进小说里去。 　　 　　　　经反复修改后，新的第二章，充满着斗争的激情。通过对实际生活的抒写，在解剖甫志高思想的变化上，也有了新的深度。罗广斌在有了新的认识后，毫不犹豫地大量删掉了甫志高对陈松林的评论，删掉了大段带有重复性的交代。修收后，这一章具有了明显的特点：节奏紧凑，思想明快；生活面开阔了，丰富了；对甫志高的描写有了新的开掘，较前深化了。这一切主要是贯彻了认识提高后的罗广斌的创作意图，现在保存下来的一、二章原稿，大部分都是罗广斌的手稿。 　　 　　　　这时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最末一年。粮食很紧，人们用粮都严格控制着定量。两位作者按重庆的定量每月只有23斤，出版社按北京定量给他们增加了几斤。每天熬到深夜时，我们三人就到十条西口，在铺子里或小摊上，吃碗面条，再回来赶稿。 　　 　　　　十月末的一个深夜，我们从十条西口回来。一路上谈着时局，对数日来《参考消息》上登的赫鲁晓夫火焚斯大林遗体的新闻颇为愤慨。当时，连印度党也表示了谴责，中国的革命者该怎样看待这个事件呢？在折向横街的拐弯处，我对罗、杨二人说：对赫鲁晓夫的做法，应该通过我们书中的人物，仗义执言，表达我们的见解。可否通过许云蜂或是其他代表人物的言论，表达我们中国同志对斯大林的爱戴？ 　　 　　　　这个建议触动了敏感的罗广斌，引起他深深的思索。他是个爱憎分明、容易激动、富于感情的人。在连日的修改工作中，他经常想到这个建议。一周后，他交出一批新稿时，对我说：从那晚谈起赫鲁晓夫火焚斯大林以后，我们苦苦思索了一个礼拜。我和杨益言—起在北海公园里，且行，且谈，且想，在徐鹏飞宴请许云峰的宴会这一节，我们加了一段表达敌我双方关于阶级斗争的对话，就是我们的态度。请你再帮我们斟酌一下。 　　 　　　　这段文字是这样的： 　　 　　　　“开口阶级斗争，闭口武装暴动！”毛人凤 　　　　突然逼上前去，粗短的手臂全力挥动着，“马 　　　　克思死了多少年了？列宁死了多少年了？你 　　　　们那一套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陈腐不 　　　　堪，早已为现代社会所抛弃……” 　　 　　　　“叫全世界的反动派发狂去吧！斯大林…… 　　　　他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在全世界建立了第一 　　　　个社会主义国家！……”许云峰举起手来指 　　　　着毛人凤大声说道。 　　 　　　　我觉得这段思想表达得还不突出，还不鲜明。在调整了一些词句后，我又加了几句话，改写成： 　　 　　　　“开口阶级斗争，闭口武装暴动！”毛人凤 　　　　突然逼上前去，粗短的手臂全力挥动着“你 　　　　们那套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早已陈腐不 　　　　堪。马克思死了多少年？列宁死了多少年 　　　　了?……” 　　 　　　　“可是斯大林还活着。”许云峰突然打断 　　　　毛人凤的话：“斯大林继承了马克思列宁的 　　　　事业，在全世界建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你们听了他的名字，都浑身发抖！” 　　 　　　　这两段话，是通过书中人物的语言，表达中国革命者对赫鲁晓夫的抗议，对国际共运的见解，向全中国、全世界人民宣告：“斯大林还活着！”这也体现了当时中国党和人民的声音。 　　 　　　　关于书中另一个人物胡浩，据罗广斌说，取名胡浩，没有太多的用意，刘这个人物的塑造也没有花太多的功夫，只是当作一个符号(四川人读“胡浩”和“符号”同音)。原是把宣濒烈土和因误入特区而被捕的几个中学生的形象揉在一起塑造而成的。虽笔墨不多，但也颇有特色，倒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尤其是胡浩的那封入党申请书，很能表达当时进步青年的心血。我为这封情意诚挚的信增加了追求光明的求知色彩之外，在最末一段特别倾诉了期待天亮(即解放)的献身感情，这段话就是： 　　 　　　　“胜利就在眼前……如果我能够冲出地狱，即使牺牲在跨出地狱的门槛上，我也要珍惜地利用看见光明的一瞬，专诉年轻朋友：不要放下你的武器，全世界的反动派尚未消灭干净啊!” 　　 　　　　此时，杨益言因事先回重庆，最后两章的定稿工作，就只有我和罗广斌两人了。在那定稿的最后日子里，我们两人经常围炉促膝畅谈。他向我谈了自己的家世，自己思想的成长，谈了哥哥（即国民党兵团司令罗广文）和嫂嫂，谈了对这个家庭的看法。他对我说，他的部分家庭生活也变成了他的创作素材，描写徐鹏飞夫人在宴会上的气派和风度，就是从嫂嫂身上汲取的。此时此刻，他特别怀念刘德彬。他称刘为“候补烈士”。刘是从渣滓洞的火网中突围越狱的。可惜他没有参加小说的后期写作。在小说末尾，描写越狱斗争时，必须有和开头部分相照应的大开大合的气势，写出阶级大搏斗的激烈声威，使集体英雄形象升华到更高的地位。最后两章就承担着这个任务。决战时刻，是阶级感情最深的生死考验，眼看着战友们一个一个、一批一批倒下去，他们最后告别时的一个眼色、一句嘱咐，都给活着的人留下特殊的、终生难忘的印象。这—切，现在都要由罗广斌单独承担回忆和描写的重任了。 　　 　　　　第29章，是描写越狱斗争的一章。罗广斌先用钢笔在四稿上作删节，再另用稿子作了补充和修改。而后，我用蓝色圆珠笔再进行加工整理。在这场敌我最后时刻的较量中，加强了对老大哥、丁长发的描写。关于看守交出钥匙的情节，是罗广斌最熟悉的、他自己在狱中生活的一段亲身经历，写来十分顺手。他描述越狱的情况，我又作了大量的补写和润色。他写了“浓烟和火舌不断卷着”，我给他补上“冲进鼻孔，烫着皮肤”；他写了“一排子弹，穿透了丁长发的身体”，我又补上“丁长发踉跄一下，咬着牙，一手捂着胸膛，一手举起铁镣，朝特务的脑门，狠狠地(他又改成“奋力猛”)砸下去，咔嚓一响，特务闷叫一声，脑花飞溅，像一只布袋，软绵绵的(倒在丁长发的脚下)”。他写了“余新江正想夺取特务丢下的冲锋枪”，我给他补上：“在他前面，一只敏捷、熟练的手，又把枪捡了起来，还没有看见他的面孔，只见他把枪抱在怀里，略一瞄准，就扫射起来。……子弹跟着敌人的屁股和后脑勺，发出清脆的音响。” 　　 　　　　12月9日，黎明，当熹微的晨光照进我们住的那间平房时，罗广斌写到了最后一段： 　　 　　　　“东方的地平线上，渐渐透出一派红光， 　　　　闪烁在碧绿的嘉陵江上；湛蓝的天空，万里 　　　　无云，绚丽的朝霞，放射出万道光芒。” 　　 　　　　罗广斌写完了最后一个字。这次重写部分约有10万字。 　　 　　　　我们掩卷对视，露出完成一桩任务后的愉快和欣慰。再看窗棱，已经完全发白。他拧熄电灯，无限感慨地对我说： 　　 　　　　“老张，我现在改出兴趣了，我也逐渐体会到此中三味了。如果需要的话，我真想把全稿再全部重写一遍。经过这次修改，我的想法又进了一步。我深深感到，如能再写一遍，定会比这次稿还要好些。” 　　 　　　　为了庆祝胜利，这天中午，我和罗广斌以及他的好友陈家俊、向洛新、刘德钦(刘德彬的弟弟)一起到四川饭店去进午餐。回来，又一起到中山公园拍照留念。大家都因过分兴奋，拍照时没有注意，底片竟未挂上齿轮，没有留下罗广斌在这个重要时刻的形象，带来无法弥补的遗憾。 　　 　　　　12月15日，罗广斌离京返渝，我和向洛新到车站送行。 　　 　　　　在1961年年终前，《红岩》终于出版问世了。我当即给罗广斌寄去了4册。《红岩》是给党献出的一份生日礼物，我们由衷地感到愉快和自豪。 　　 　　　　五　出版后的影响 　　 　　　　小说一出，洛阳纸贵。北京所有的宣传机构几乎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纷纷著文介绍，形成开国以来少有的对一部小说进行宣传的热潮。 　　 　　　　《中国青年报》在《红岩》出书之前，已发表了有关许云峰的章节；在出书之后，发表了我写的《冬夜围炉话＜红岩＞》，以答客问的方式，介绍了小说的故事和人物。接着，该报又召开了读者座谈会，着重向青年介绍了此书的现实教育意义，并准备作进一步的报道。 　　 　　　　中国青年出版社内部，气氛更加热烈。文学编辑室连续开了四次座谈会，与会者都有充分准备，各抒己见，发言十分踊跃。我作了题为《管窥＜红岩＞》的发言，介绍了《红岩》的写作过程，并初步探讨了党领导文艺的新鲜经验和毛泽东思想在创作中的指导作用。 　　 　　　　接着，新华社对外部记者芮苑如来访，《人民日报》文艺部李希凡、《文艺报》副主编侯金镜及阎纲，还有曹靖华、华罗庚等均先后打来电话，表示赞赏和祝贺。各电影制片厂，如北影、长影、天马等厂纷纷派人来联系拍摄电影事。 　　 　　　　春节过后，各报的评介文章纷纷出现。 　　 　　　　《红岩》不胫而走。全国各地出现了“《红岩》热”。 　　 　　　　《红岩》的影响，不仅限于国内，已经超越国界，很快销售到越南、印尼、柬埔寨、缅甸、尼泊尔、锡兰(斯里兰卡)、日本、蒙古、联邦德国、瑞士、捷克斯洛伐克、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古巴、巴西、委内瑞拉等许多国家。皆给予很高评价。 　　 　　　　连续数年间，各种以《红岩》人物、题材进行再创作的艺术形式不断出现。计有电影、话剧、京剧、说唱、快板、评弹、连环画以及若干年后的电视连续剧等等。《红岩》中的人物江姐、许云峰、成岗、华子良、双枪老太婆，以及小萝卜头等，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他们都以自己的生命力走进了千千万万人民的生活之中，成为人们的亲人、知己和朋友，一起去开拓新的生活。 　　 　　　　　　　　　　　　1987年8月20日 北京

原文1987年 发表于新文学史料第四期  浏览：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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