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末期，抗日战争的炮火，使位于西南一隅的山城重庆陡然身价倍增。 　　 　　　　1939年底，国民政府迁到了重庆。 　　 　　　　1940年9月6日，重庆被正式确定为中华民国陪都。 　　 　　　　重庆是著名的雾都，山城人早已习惯了在浓雾笼罩下生活。然而，在战时的陪都，笼罩在人们头上的，却是法西斯统治的阴影。 　　 　　　　在“团结抗战”的口号下，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得到了空前的、畸型的发展。当1938年4月当蒋介石把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升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时，这个特务组织还仅有4个处、2个室。迁入重庆后，军统局的机构和人员急遽膨胀，很快就发展到11个处、5个室、4个会，全局总人数达到15万人。他们在重庆西北郊歌乐山下五灵观、磁器口、缫丝厂一带强行占地，设立了一个又一个特务机关。 　　 　　　　1943年4月，军统局又与美国军方签定协议，成立了名义上隶属于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特务情报机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从此，歌乐山下，岗哨林立，电网密布。在这占地5000多亩的区域里，分布着白公馆、渣滓洞、杨家山、戴公祠、红炉厂、洗布塘、蒋家院子、黄家院子、孟家院子等大小二十余所监狱和秘密囚室。歌乐山不再宁静，它成了一个人们谈之色变的神秘特区，成了一座阴森恐怖的人间魔窟。 　　 　　　　黑雾弥漫中，人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嘉陵江畔红岩嘴上的一幢小楼。 　　 　　　　那里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驻地，大家都习惯地称它为“红岩村”。 　　 　　　　就在这幢小楼里，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共领导人领导了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的党的工作。 　　 　　　　有人把“红岩村”比作一只火炬，因为它为黑暗中的人们照亮了路程。 　　 　　　　有人把“红岩村”比作一所学校，因为它培育出了一批又一批坚强的战士。 　　 　　　　复杂而艰苦的斗争环境，铸就了一种特殊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影响历久不衰，一直延续至今，始终为世人赞颂和弘扬。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红岩精神”。 　　 　　　　到1946年春天，重庆已不再是战时首都。 　　 　　　　由于抗战胜利，国民党中央机关陆续迁归南京。不久，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坠机暴死，“中美合作所”不得不寿终正寝。 　　 　　　　与此同时，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也随同国民党中央机关迁往南京。 　　 　　　　但是，光明与黑暗的争斗，并没有就此在重庆停息。 　　 　　　　1946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在重庆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成立以吴玉章为书记、王维舟为副书记的中共四川省委。第二天，也就是1946年5月1日，即将迁返南京的军统局，委派以性格狂躁、手段毒辣著称的徐远举就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 　　 　　　　新的一轮较量又开始了。 　　 　　　　这年夏天，国民党反动派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了大举进攻。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和平民主运动也遭到了血腥的镇压。6月，一大批参加反内战斗争的工人、学生和市民遭到逮捕…… 　　 　　　　在日益紧张的斗争环境中，中共党组织以多种方式领导着重庆的斗争。党组织同党员和进步群众的联系渠道，有已经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有中共重庆市委领导的地下组织，有以个人出面的单线，还有设在重庆市区的新华日报馆。 　　 　　　　徐远举十分清楚自己作为整个西南大区军统首领的使命，他确信，完成这一使命的关键，就在于破坏中共的各类公开的或地下的组织网络。 　　 　　　　1947年2月28日凌晨，重庆军警宪特突然紧急出动，包围了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馆，强迫中共方面所有驻渝人员撤返延安。 　　 　　　　1947年6月1日夜，根据南京政府关于实施所谓“大整肃”的密令，重庆军警宪特再度出动，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仅此一夜，被捕者竟达270余人。 　　 　　　　然而，这些行动并没有收到什么明显的效果，中共的地下组织非但没有因此而遭到破坏，反而活动得更加频繁。 　　 　　　　1947年7月，在重庆的大小街巷中，又秘密出现了一份名为《挺进报》的油印小报。 　　 　　　　这份油印小报，最初是几个年轻人自发创办的。 　　 　　　　陈然、刘熔铸、蒋一苇等几个人，有的是因所在党组织被破坏而暂时失去组织关系的中共地下党员，有的是积极靠拢中共党组织的进步青年。1947年元旦，他们在《新华日报》的支持和鼓励下办起了一份名为《彷徨》的“灰皮红心”的杂志，但不久就发生了《新华日报》被迫撤离的事件。正当他们为《彷徨》失去领导而苦闷时，党组织从香港为他们寄来了新华社电讯稿。 　　 　　　　1947年5月1日起，陈然等人根据新华社电讯稿，印出了第一份无名的油印小报。 　　 　　　　对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的人们来说，这份大量刊登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胜利的消息的油印小报，无异于及时雨、雪中炭。因此，它很快就在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中不胫而走，同时也很快引起了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的注意。 　　 　　　　中共重庆沙磁学运特支书记刘国志找来了。几番考察，陈然等人终于重新回到了自己组织的怀抱。 　　 　　　　不久，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又与陈然等人接上了关系。 　　 　　　　中共重庆市委研究决定，在那份无名小报的基础上，创建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 　　 　　　　“挺进”二字，正是当时军事舞台上演奏的主旋律。 　　 　　　　其时，人民解放军正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刘邓大军于6月30日强渡黄河，8月上旬越过陇海线，挺进大别山；陈谢、陈粟两路大军于8月下旬和9月上旬分别挺进豫西地区和鲁西南地区；西北、华北、东北的解放军部队也都相继转入攻势作战。人民解放军的大举进攻，标志着战争形势的根本改变。 　　 　　　　为了适应这样一个“挺进”的新形势，重庆等地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指示，于1947年10月组建成立了中共川东临委。 　　 　　　　川东临委成立后，立即作出了一系列大胆的部署。 　　 　　　　临委决定，为配合人民解放战争，川东地下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工运和学运转向农村武装斗争。临委五个成员中，仅留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和秘书长肖泽宽在重庆。临委书记王璞、副书记涂孝文分别兼任上川东地工委和下川东地工委书记。彭咏梧委员也改任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和他的妻子江竹筠一道，告别重庆，潜赴大巴山，发动和组织武装暴动。 　　 　　　　临委还决定，为动摇和瓦解敌人的军心，将《挺进报》的发行方针从以对内发行为主改为以对敌展开“攻心战”为主，要求运用各种手段，把这张报纸寄送给敌方党、政、军、警、宪、特大小头目，以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 　　 　　　　毫无疑问，本来就已十分激烈的斗争，必将因此而进一步趋向白热化！ 　　 　　　　就是在这样一种火热的斗争气氛中，我们的主人公们满怀着对战斗的期待和对胜利的遐想，走入了1948年……

原文2000年 发表于人到中年网  浏览：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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