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4号馆文选__《红岩》小说及其作者、评论和读后感

提到“样板戏”，经历过“文革”，饱受过“八亿人看八个戏”之苦的人们大多能说出在“文革”前期“占领舞台”的《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龙江颂》、《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这八个“样板戏”。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由“文革旗手”江青亲自抓的“样板戏”，曾经还有一个“革命现代京剧”《红岩》，但它尚未公演就夭折了，否则，第一批“样板戏”本该有九个。 　　 　　　　江青主持讨论改编 　　 　　　　长篇小说《红岩》在1961年出版后，引起轰动，各种艺术形式争相改编，在改编热潮中，江青亲自抓了北京京剧团(即北京京剧一团)改编《红岩》的工作。 　　 　　　　被江青指定担任京剧《红岩》编剧的，是两位大手笔：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歌剧团《江姐》的编剧阎肃和北京京剧团《沙家浜》剧本的主要执笔者汪曾祺。把这两人抽调来担任《红岩》编剧，可见江青对这出戏的高度重视。 　　 　　　　汪曾祺后来发表过一篇《江青与我的“解放”》，其中谈到了京剧《红岩》的改编。“一九六四年冬，某日，党委书记薛恩厚带我和阎肃到中南海去参加关于《红岩》改编的座谈会。地点在颐年堂。这是我第一次见江青。在座的有《红岩》小说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林默涵，好像还有袁水拍。他们对《红岩》改编方案已经研究过，我是半路插进来的，对他们的谈话摸不着头脑，一句也插不上嘴，只是坐在沙发里听着，心里有些惶恐。江青说了些什么，我也全无印象，只因为觉得奇怪才记住了她最后跟罗广斌说：‘将来剧本写成了，小说也可以按照戏来改。’” 　　 　　　　陆建华著《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179页)中也写到此事：“那一晚的谈话是在中南海毛主席书房外面的一间房子里进行的。谈话中间，毛主席曾从书房里出来过一次，大家连忙站起来，但毛主席亲切地挥了挥手，说：‘你们谈，你们谈。’说完又退回书房中去了。”在汪朗的回忆《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109页)中，对此事是这样写的：“爸爸第一次见江青是在中南海颐年堂……在中南海，爸爸偶然见过毛主席一面，是不是这一次不清楚。” 　　 　　　　笔者问过阎肃，他回信说：“《汪传》所说1964年底，于中南海，确有‘召见’，但无罗广斌、杨益言，而有林默涵，似还有当时北京京剧院党委书记薛恩厚，及汪、阎。但我不记得有毛主席走来打招呼。” 　　 　　　　杨益言回忆：“1965年1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们被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京剧改编本《红岩》讨论会。进了会场，才知道这个剧本是江青叫人写的，这次讨论会也由她主持。”“会场上已有好几位与会者在沙发上落座，江青要我和罗广斌坐在她旁边的沙发上。刘白羽同志戴着个白纱布口罩，咳嗽着从门外走进来，江青抬眼看见了他，就像生怕会传染给她什么病菌似的，向他挥了挥手，刘白羽就回头走了，再也没进来。”(杨益言：《红岩逸闻》，重庆出版社1996年，147页) 　　 　　　　据杨益言回忆，讨论会上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先发言，在谈到剧本把江姐从牺牲改成被营救出狱时，他说：“现在把她写活了，群众恐怕不会接受……”江青“啪”的一巴掌猛拍在茶几上，厉声喝道：“你要允许我试验！允许我失败！”满脸通红的林默涵只好不再讲话。 　　 　　　　随后，江青笑着要小说作者讲话。于是，杨益言和罗广斌分别就“注意揭露美帝”和“应该将江姐的性格写得更丰满”各讲了几句话。江青听了连声说“好”。最后，江青宣布，她计划用十年时间来完成京剧《红岩》的改编，还要将歌剧《江姐》改好，另拍一部彩色电影片《红岩》。 　　 　　　　“体验生活” 　　 　　　　讨论会后，京剧《红岩》的编剧和罗广斌、杨益言被安排到了六国饭店。春节过后，江青又指示他们搬到颐和园中的一个岛上去住。在这期间，江青还亲笔签名赠送了两套《毛泽东选集》给罗广斌和杨益言。 　　 　　　　不久，江青又给罗广斌打来了电话，说她要去上海，来不及了，想委托罗、杨帮她办一件事：带京剧《红岩》的演员去重庆体验生活。 　　 　　　　1965年2月27日，中宣部致函重庆市委宣传部，说北京京剧团正在改编小说《红岩》，该团党委书记薛恩厚将率参与这一工作的编剧、导演和演员等43人前往重庆参观、访问、修改剧稿，准备排演，“在前一阶段的改编工作过程中，罗广斌、杨益言二位同志已给予不少帮助。到重庆后，仍请他们二位，并增加刘德彬同志，继续帮助进行这一工作”。 　　 　　　　据杨益言回忆，北京京剧团一班人到重庆后，“罗广斌因血压高，这些活动只好由我出面，按江青要求组织。我每次活动的讲话录音，剧团都奉命带回北京，交给江青审查。”汪曾祺回忆：“我们随剧团大队，浩浩荡荡到四川‘体验生活’。在渣滓洞坐了牢(当然是假的)，大雨之夜上华蓥山演习了‘扯红’(暴动)。这种‘体验生活’实在如同儿戏，只有在江青直接控制下的剧团才干得出来。” 　　 　　　　对那次所谓的“体验生活”，还有一些趣话：大家集体关进渣滓洞，十几个人睡在稻草上，不准说话，不准抽烟。阎肃还被反铐着。楼下不时有游人参观，奇怪怎么楼上还有人坐牢。由罗广斌、杨益言指挥，受刑、开追悼大会，马长礼扮演许云峰，念悼词后说：“同志们，高唱《国际歌》……”结果大家唱成了《国歌》。演习山上暴动时，赵燕侠在农家避雨，突然发现一只猫，她怕猫，吓得飞快跑回招待所。《沙家浜》编剧之一杨毓珉和薛恩厚被“拖出去枪毙”，他们喊革命口号，里面的人也在喊并痛哭流涕。而被“枪毙”的人已坐小车回招待所睡觉了。(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载《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1965年4月中旬，北京京剧团一班人由重庆到上海，又排了一阵《沙家浜》，江青到剧场审查通过，定为“样板”(据汪曾祺回忆，“样板”之名就是这时开始才有的，此前不叫“样板”，叫“试验田”)，决定“五一”公演。 　　 　　　　从上海回北京后，汪曾祺他们继续修改《红岩》。 　　 　　　　《红岩》变《山城旭日》 　　 　　　　1966年春节前两天，江青从上海给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打来电话，叫阎、汪等到上海去。他们提出：“戏只差一场，写完了再去行不行？”那边的回答是：“不要写了，马上来！”李琪于是带着薛恩厚、阎肃、汪曾祺，乘飞机到上海。 　　 　　　　江青在锦江饭店接见了他们。江青对薛恩厚等人说：“上次你们到四川去，我本来也想去。因为飞机经过一个山，我不能适应……”接下来，她说出一句让众人吃惊的话：“你们去，有许多情况，他们不会告诉你们。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四川党还有王明路线！” 　　 　　　　江青这个说法，显然是乱扣帽子。那时哪来的“王明路线”？作为《红岩》历史背景的1948年四川地下党组织大破坏，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许多地下党人面临全国胜利而头脑发热，犯了左倾冒险的错误，致使自己毫无必要地暴露出来；二是地下党一些主要领导干部被捕后叛变——但这都不能说成是“王明路线”或什么“错误路线”。 　　 　　　　江青显然已经听说了当年四川的有关情况，发现背景复杂，不好处理。她正在上海主持炮制《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所谓“座谈会”期间，她一口气批判了数十部电影故事片，给不少写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扣上了“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美化叛徒”之类帽子。她自然不能让自己的“样板”也留下这方面的问题。因此，她断然决定，《红岩》不搞了，另外搞一个戏，把江姐改成由军队党派出的女干部，不通过地方党，找到一个社会关系，打进兵工厂，发动工人护厂，迎接解放。 　　 　　　　汪曾祺和阎肃按照江青的意思，两天两夜赶写出一个提纲。商定了剧名：《山城旭日》。 　　 　　　　江青对提纲挺满意，叫他们回北京去写。 　　 　　　　以后，江青又把他们叫到上海去了一次。又经过反复修改，排演，还彩排了几场，“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北京京剧团一时也陷入了动乱之中，“右派”汪曾祺被揪出来了。《山城旭日》的主演赵燕侠也因为得罪了江青而被打成“反革命”。 　　 　　　　阎肃在给笔者的信中回忆：“《红岩》改名《山城旭日》后，“剧情大致未动，但人名全改了，而且江姐改为二野部队派到四川领导游击队，剧中也不叫江姐，所有剧中人名字全改了(就像《智取威虎山》有一段剧中人名也全改了，座山雕改为‘随三刀’之类一样)，大概是江青彻底否定川东地下党，很怕地下党同志来这‘样板戏’里‘沾光’。后来总觉得很别扭，《红岩》和《林海雪原》一样，影响面很广，这样乱改人名，大事件又维持原样，自然很可笑。江青似乎也感到这点，于是，和《智取威虎山》一样，又都改回来了，还是叫江姐、许云峰，剧名还是《红岩》。”从他这段回忆看，《山城旭日》与《红岩》实际上是一回事，而且后来剧名又改回来了。 　　 　　　　突然夭折 　　 　　　　1967年4月的一天，汪曾祺突然被宣布“解放”，并奉命于当晚和阎肃一起陪同江青观看《山城旭日》彩排。看戏过程中，江青说了些什么，汪曾祺全不记得了，只记得她说：“你们用毛主席诗词作为每场的标题，倒省事啊！不要用！”幕间休息时，江青还说了一句观后感：“不好吧？但是总比帝王将相戏好！” 　　 　　　　演出后开了小范围的座谈会。汪曾祺记得，江青坐下后，第一句话是：“你们开幕的天幕上写的是‘向大西南进军’，我们这两天正在研究向大西南进军。” 　　 　　　　——江青所说的“正在研究向大西南进军”，是指从4月初开始连续召开的中央解决四川、重庆问题的两个会议。 　　 　　　　据汪曾祺回忆，座谈会上，除了陈亚丁长篇大论地谈了一些对戏的意见外，江青等人所谈的都是关于“文革”的事。 　　 　　　　接着，5月1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新北大》报第69期刊登了一则简讯：“由江青同志亲自修改的革命现代京剧《山城旭日》已胜利排练成功，于四月十七日晚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正式彩排，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萧华等同志观看了演出，并上台接见了全体演员。” 　　 　　　　看来，又一出“样板戏”已经诞生并马上要正式“占领舞台”了。然而，就在“五一”当晚，毛泽东观看几个“样板团”的演出后，江青在接见样板团人员的讲话中，谈到了计划改编为现代京剧的几部小说，却只字未提已经“排练成功”的京剧《山城旭日》！ 　　 　　　　《山城旭日》莫名其妙地“无声无息”了。在6月24日出版的重庆《鲁迅战报》第5期上，登出了这样一则简讯，“京剧《山城旭日》，中央已决定弃稿不演了，因为：一、原著《红岩》没有反映历史真实，在重庆解放时，地下党近于没有；二、没有反映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这则简讯所说的“弃稿不演”的两个原因，似乎都不能成立。说重庆解放时地下党近于没有，而《山城旭日》已改成了由部队派人去发动工人；说没有反映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山城旭日》写的就是部队派人去发动武装斗争。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已经“排练成功”的《山城旭日》夭折了？陈徒手在《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中说：看《山城旭日》彩排后，“江青问陈伯达意见，陈没有说什么，康生冷不丁说了一句：‘净是概念。’江青为什么最后放弃了这出戏？汪、阎二人当时一直没弄懂真正的原因。” 　　 　　　　现在看来，康生批评的“净是概念”有可能是这个戏夭折的一个原因，不过不会是主要原因——因为“样板戏”中有不少都用得上这个评语。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是因为《山城旭日》的女主角写成了从“二野”部队派去的，而“二野”就是有名的刘(伯承)、邓(小平)大军。邓小平这时已成为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人物，江青会不会怕这出戏被指责为“替邓小平树碑立传”？从当时环境看，要这样上纲批判是很容易的。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小说《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参加了当时的派性斗争，而被指责为“畏罪自杀”。罗广斌—《红岩》—《山城旭日》的关系尽人皆知，万一罗广斌真有什么问题，《山城旭日》岂不受到牵连？为避免麻烦，当然最好是放弃这个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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