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大将军雄风长在指挥艺术历久常青——纪念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 　　迟浩田 　　粟裕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我们永远怀念他。 　　我少年从军，在陈毅、粟裕同志领导的部队里转战华东，直观地领略了粟裕同志治军用兵的雄才大略，以后又聆听过粟裕同志的教诲。粟裕同志逝世后，他的夫人楚青大姐赠我一本《粟裕战争回忆录》。通过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同志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结合学习这部凝聚着粟裕同志毕生心血的军事名著、以及其他回忆粟裕同志的文章，我对这位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建立了丰功伟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有了进一步的领会。粟裕同志戎马一生，“发为干戈白，心于社稷丹”，创造性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并以自己的实践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增添了丰富而生动的内容，是一位集军事理论与作战指挥实践于一身的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他搏击沙场，巧于运筹，战功赫赫；他统军驭将，高风亮节，武德耿耿；他著书立说，见解独到，真言灼灼，不愧为百万雄师名战将。他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大将风范，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战区指挥员具有战略头脑，是粟裕同志用兵如神的重要特色。粟裕同志是一位战区指挥员，而他思考问题的立足点，总是自觉地放在关照战略全局上。在粟裕同志22年的作战生涯中，他长期在远离中央的相对独立的战略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他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非常注重从战略全局上考虑利弊得失，看得很宽阔，想得很深远，因而能够更自觉、更自如地以积极有效的局部行动来服务、影响和推动全局。粟裕同志直接指挥或参与指挥的一系列著名战役，如苏中、鲁南、莱芜、孟良崮、沙土集、豫东、济南、淮海战役等等，几乎都是他从全局着眼主动提出建议或作战设想，经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批准后付诸实施的。这一连串的重大战役，构成了解放战争华东和中原战局的基本走势，以强劲明快的节奏实现了最高统帅部的战略意图。 　　毛泽东同志指出：“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粟裕同志擘画军事，不但能够很好地关照战区全局，而且能够把目光投向更加广阔的战略全局，以大局为重，以战略利益为重，为此，不惜在局部作出最大的牺牲。例如1947年夏，为配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陈毅、粟裕同志毫不犹豫地决定，留下部分部队，勉力支撑山东战场极为严峻的局面，奋力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同时带领华野主力兵团，克服重重困难，火速西进，外线出击，开创了与刘邓、陈谢三路大军逐鹿中原的伟大局面。 　　作为战略区指挥员，粟裕同志令人钦佩之处还在于敢于和善于对关乎战争全局的重大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及时向军委提出战略性建议。如解放战争初期，他建议依托解放区先在内线作战，对中央军委将原定的“外线出击，向南作战”的战略方针，转变为“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到外线”方针，起了重要作用；1948年春，他建议粟兵团暂不过江，留在中原打大规模歼灭战，并以成功的作战实践迅速打开了中原战局，为中央军委定下与敌举行战略决战的决心，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1948年秋，他建议举行淮海战役，进而建议截断徐蚌线，歼敌主力于长江之北，从而大大加快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军事指挥员尤其是高级指挥员具有很强的战略意识，善于洞察变化中的形势，把握动态中的全局，是非常重要的。粟裕同志深有体会地说过：“作为军事指挥员应该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个指挥员对战略问题有了较深刻的理解，有了清醒的头脑，才能运筹自如地指挥作战。” 　　系统地运筹分析，是粟裕同志指挥若定的主要秘诀。每一次战役组织，从施计用谋造成敌人的错觉与失误到捕捉战机定下作战决心，从战役发起到撤离战场与部署下一次战役；从作战指挥到后勤保障和思想教育，粟裕同志都要经过缜密思考，系统运筹，做到成竹在胸。从思维方法的角度看，粟裕同志的作战运筹与现代作战系统工程的基本观点不谋而合。豫东战役，就是粟裕同志在作战指挥中系统运筹的代表作，具有不朽的军事学术价值。 　　粟裕同志运筹豫东之战，着眼于中原战局这个大系统的整体。他把中原地区敌我双方的情况联系起来思考，把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联系起来思考，把中原战区的天时(正处于战略转折阶段)、地利(地域广阔、地势平坦、便于我大兵团机动作战)、人和(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解放区、中原新解放区已初具规模)综合起来考察，并比较了在中原作战与渡江作战的利弊，得出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较之渡江作战更为有利，迅速打开中原局面必须打大规模歼灭战，在中原打大规模歼灭战的条件基本成熟的结论。由此，形成了集中兵力大战中原的基本作战构想。在此基础上，粟裕同志进一步作了定性、定量分析，并依据中央的指令性要求，明确了近期在黄淮地区寻歼敌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旅的基本作战目标。 　　粟裕同志对战役的筹划与指挥，用系统科学的观点来看，充分体现了“恰当选优”的原则。在军事斗争中，“弃”和“取”的权衡与决断，充满了辩证法。学过一些系统论知识的人都知道，作战系统是两股活力量激烈对抗、急剧变化的动态系统，敌对双方的指挥员无不为最大限度地歼灭敌人，获取系统运筹的“最优值”而竭尽心力。然而，这个“最优值”在理论上虽然是存在的，但在现实中却难以办到。这就要求军事指挥员要善于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敢“弃”善“取”，把兵用活。在这方面，粟裕同志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豫东作战，起初以“钓大鱼”的办法寻歼敌整编第五军，同时粟裕同志也腹筹了先攻开封后歼援敌的方案。敌整编第五军是蒋介石的“王牌”部队，是中原战场上敌邱清泉兵团的主力，歼灭它可一举打开中原战局，这当然是一个“最优值”。当我华野第三、第八纵队按预定计划由许昌地区向淮阳方向转移时，位于鲁西南地区的邱兵团果然被我吸引南下。我华野主力乘机从濮阳地区跨过黄河。这时，敌统帅部极为震惊，急令邱兵团主力和整编七十五师火速北返，以堵截我渡河部队。同时，敌又向鲁西南地区增调了3个整编师另一个旅，一时间，大军云集，且邱兵团主力整编第五军又猬集一团，不易分割。在敌来我往的交错机动中，歼灭整编第五军的条件尚不成熟，而先攻开封后歼援敌的战机却已出现。此时，我第三、第八纵队已进至通许、雎县、杞县之间，距开封仅一日行程。开封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河南省会，守敌虽有 3万余人，但指挥不统一，战斗力不强，且处境孤立，可以增援的主力集团都在100公里以外。相反，我华野主力兵团与中原野战军一部却相对靠拢，当其时，处其势，攻城则如探囊取物，打援则如撒网捕鱼。粟裕同志当机立断，毅然放弃对预期“最优值”的追求，转而力夺打开封歼援敌这个比较现实的“满意值”。在作战过程中，他又考虑到为下一步作战创造条件，同时有把握地包收本战役的胜利成果，再一次放弃对已在包围之中的敌整编七十二师残部予以全歼的这个“最优值”的追求，集中力量打击猖狂急进企图一逞的黄百韬兵团，以先声夺人的气势，枪打出头鸟，震慑其余增援之敌，从而求得胜利转移的“满意值”。 　　不断地出奇与创新，是粟裕同志屡战屡胜的神来之笔。陈毅元帅曾经说过：“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我领会，“愈出愈奇，愈打愈妙”这8个字，不但有褒奖之意，而且还指出了粟裕用兵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不囿成法，不断创新，“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正是由于他能“愈出愈奇”，所以才会“愈打愈妙”。 　　粟裕同志在《向苏浙敌后发展和天目山战役》一文中，讲了一段极富兵家哲理的话：“打仗是最讲辩证法的，因为双方都是活生生的人在行动，敌人同我们一样也会动脑筋会走路，他打着打着变了招，我们就得跟着变招，即使他不变招，我们也常要根据战场上变化了的形势来变化打法。”粟裕同志是深谙军事辩证法的。战争同一切事物运动一样，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着。世界上没有两次完全相同的作战，战法必定是千差万别的。战争是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领域，只有极富创新精神不断进取的军事家，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粟裕同志在作战实践中，勇于创新，因时而变，因地而变，因敌而变，因势而变，因情措法。苏中战役，他精心导演了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首战宣家堡和泰兴，他反常用兵，以反进攻战法，歼敌于将出未出之时；如南战斗，他舍近而趋远，飞兵百余里，拊敌侧背；海安战斗，以节节抗击，挫敌锋芒；李堡战斗，即乘敌“祝捷”得意忘形之际，挥兵奇袭；丁堰、林梓战斗，则选敌弱点，剑指敌腹；尔后，攻黄(桥)救邵(伯)，钻到敌人肚子里去打，把中国古代“围魏救赵”的战法成功地运用于战役作战实践之中，既有力地策应了邵伯方向的作战行动，又在运动中歼敌1．7万余人，打得敌人六神无主，不知所措。粟裕同志率兵3万，临12万大敌，在靠近敌人心脏的战略前沿地区与敌周旋一个半月，七战七捷，歼敌5万多人，在这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孟良崮战役，在强敌云集对我山东实施重点进攻的情况下，粟裕同志根据陈毅同志的指示，充分利用我部队在解放区腹地作战的有利条件，采取时南时北，忽东忽西，或进或退，既打又撤的“耍龙灯”办法创造战机，抓住敌王牌部队整编第七十四师对我实施中央突破的时机，以“猛虎掏心”的战法，5个纵队担任围歼，4个纵队担任阻援，从敌战斗队形的中央楔入，切断七十四师与其友邻的联系，一举全歼该师，创造了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奇迹，这也是粟裕同志用兵“既奇又妙”的又一范例。 　　用兵有法，但无定法。粟裕同志指挥作战，往往是法外觅法，法中求变，变中出奇，出奇制胜。有时候是声东击西，如莱芜战役，示形于鲁南，决胜于鲁中；有时候则是声东击东，如淞沪战役之打吴淞，直接把进攻的主要矛头指向敌人的要点和强点，以吸引更多的敌人自投罗网；有时候是虚则虚之，如淮海战役对徐州之敌即网开三面；有时候则是实则实之，如济南战役摆开18万大军准备打援，明明白白地告诉敌人，只要你敢来，我就能够歼灭你。同是伏击，有的是击其救者，有的是击其退者，有的是击其“过路者”，有的是“利而诱之”，有的则是“威而逼之”。同是围歼，有的是“围师阙一”，有的是“围而不阙”，有的是长困久围，有的是即围即歼。又如围城打援，有时是虚以围城，实以打援，有时是虚以打援，实以攻城，有时则既夺城，又打援。这种施智用谋的无尽变化，生动地体现了粟裕同志的卓越指挥才能。 　　大勇若怯，精勤慎重，是粟裕同志在激烈和复杂的军事斗争中能够胜敌一筹的坚实基础。粟裕同志素以敢打大仗、硬仗和恶仗著称于世。他22年疆场征战，总是以少胜多，以弱搏强，摧坚挫锐，迭克劲敌，具有非凡的革命胆略。然而，这位戎马几十年，身经数百战的沙场宿将，在回顾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辉煌经历时，不言豪勇，却一再写下了“担子沉重”、“心情紧张”的文字。他在忆及当年黄桥决战前的心情时说：“成败的责任完全在我们，在敌众我寡的条件下，肩上的担子是很沉重的。”在忆及苏中战役时说：“面对即将进犯的敌人深感重担在肩。”在忆及宿北战役时说：“我协助陈毅同志指挥宿北战役深感责任重大，心情紧张”。在谈到沙土集战役时说：“此时，我深感责任重大。”说到受命经略豫东时的心情，“我深感自己的担子沉重，觉得这次是向中央立下了‘军令状’”，直到打下开封，“心情才踏实下来。”这些发人深省的记载，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粟裕同志为将大勇若怯、精勤慎重的可贵品格。 　　两军对阵，不仅是兵力、火力、士气的较量，也是双方指挥员谋略水平和指挥艺术的较量，在一定情况下，胜负往往取决于指挥员的一念之间，担子不可谓不沉重，心情不能说不紧张。“担子沉重”和“心情紧张”的心理感受，正是粟裕同志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和对用兵打仗极其谨慎的表现。学习研究粟裕同志指挥过的许多战役，都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细细剖析，却没有丝毫侥幸取胜之处，其深邃的谋略造势思想和高超的指挥艺术令人敬服。粟裕同志曾三次率兵飞渡天堑长江，不论是带几百人偷渡，还是统数十万大军强渡，都是“认真准备，周密部署”，“全神贯注”地指挥，因此，无一失误。粟裕同志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曾连续七昼夜没有睡觉，后来发作了美尼尔氏综合症，带病指挥。据说陈毅元帅对粟裕同志有“食少事繁诸葛公”的赞语，生动体现了粟裕同志为将任事勤勉严谨、不辞辛劳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同志要求指挥员做勇敢而明智的将军，粟裕同志在这方面堪称楷模。 　　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一致作为用兵的基本原则和要求，是粟裕同志指挥艺术的精髓。粟裕同志实事求是地研究战争，致力于探讨战争的客观规律。他说：“我在青年时期，跟随毛委员、朱军长学习带兵打仗，得到最深刻的体会是，战争有它自己的规律，克敌制胜的办法，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战争的内在规律去寻找。这条道理使我终生受益。”粟裕同志研究战争，着眼特点，着眼发展，善于把握战争规律的层次性和阶段性。例如，他关于作战指导的“转折”理论，就区分为战争全局的战略性转折、战区范围的阶段性转折和战役过程中的转折点等三个层次。当解放战争即将来临的时候，粟裕司志依据变化了的新形势，“反复思索，从中探寻战争的客观规律，特别是战争初期的规律”。直到垂暮之年，他还在努力探索现代条件下的战争规律。 　　粟裕同志指导战争，总是把上级的指示与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思考，创造性地贯彻上级意图。他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熟知敌我双方各方面情况，找出其行动规律，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指挥行动，保证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一致。“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哪里打仗，什么时候好消灭敌人就在什么时候打仗，什么敌人好消灭就打什么敌人”，完全是从实际出发。 　　 粟裕同志不仅善于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普遍真理同指挥作战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且善于总结实践经验，并把经验概括升华为理论。他晚年致力于总结一生的作战经验，在撰写回忆录时，坚持“按历史的真实来写”，力求“如实地反映一个战役指挥员是怎样去认识和掌握战争规律以夺取胜利或者导致失败的”。他认为“把错综复杂的战争进程表述为高明的指挥者早就规划好的，并以这些观点来教育下一代，打起仗来是会害死人的”。这充分体现了一位无产阶级军事家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坚定性和一贯性。 　　学习粟裕同志的指挥艺术和大将风范，实事求是地研究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军事斗争，从而更加自觉地学习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落实江泽民同志对军队建设“五句话”的总要求，努力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这是我们对粟裕同志的最好纪念。 　　(《解放军报》1994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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