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能动地创造和捕捉有利的战机” 　　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毛泽东 　　一、隐真示假，声东击西 　　电影《南征北战》描写了这样一个精彩的战争场面： 1947年1月，蒋介石、陈诚制定了一个“鲁南会战计划”，调集重兵集团，企图逼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于山东临沂地区。华东野战军在南线之敌密集稳进、难以分割歼灭的情况下，果断决定放弃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以少量部队伪装主力在南线与敌周旋，主力迅速隐蔽地大踏步北上150多公里，出敌不意，于2月20日至23日在北线莱芜地区打了一场大规模的、战果辉煌的运动歼灭战。这就是著名的莱芜战役。此次战役取胜之快，歼敌之多，创造了解放战争第一年的最高记录。 　　3月8日，粟裕在华东野战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中说：“在一次战役中，仅以63个小时就俘虏 4万多敌人，加上被我毙伤的共歼敌6万人左右，我仅伤亡6000多人，这在中国战史上是空前的。” 　　3月10日，华东野战军司令陈毅在接见新华社记者时说：“我华东野战军在最近宿北、鲁南、鲁中三次战役中刚创造了一个空前大胜利，就被下一个更大的胜利打破了记录，空前之后又来一个空前，接着还有另一个空前”。接着，他称赞道：“这说明了我军副司令员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记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莱芜大捷，显示出粟裕的战役指挥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这次战役中，粟裕运筹帷幄，深谋远虑，示形动敌，创造战机，导演了一幕威武雄壮、乘敌之隙的活剧，甚至达到了“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的境界。 　　众所周知，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争得战场的主动权。主动权即行动自由权。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一个士兵被缴械，是这个士兵失去了自由被迫处于被动地位的结果。同理，一个军队被打败或被消灭，也是因为失去了战场的行动自由。为此缘故，战争的敌对双方，都力争主，力避被动。 　　怎样才能争得战场的主动权?毛泽东认为有三个条件：战争力量的优势，主观指导的正确，利用敌人的错觉和不意。在我军处于相对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时，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军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 　　其中，“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公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错觉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充分利用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我们的有利条件，封锁消息，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办法，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这就是“兵不厌诈”。什么是不意?就是无准备。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出以不意的攻击这两件事，就是“以战争的不确实性给予敌人，而给自己以尽可能大的确实性，用以争取我之优势和主动，争取我之胜利。” 　　毛泽东这一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孙子兵法。所谓：“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用兵作战，本来就是一种诡诈多端、变化莫测的行动，对于弱小的军队来说更是如此。有作战能力，却装作没有作战能力；要用兵，却装作不用兵；本来要向近处进攻，却显示要从远处进攻；本来要从远处进攻，却显示要从近处进攻。在敌人无防备的情况下实施攻击，在敌人意想不到之时进击，这些军事家取胜的奥秘是不可以事先泄露的。可见，示形动敌，用谋造势，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出以不意的攻击，在中国古代兵法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粟裕深得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中国古代兵法的精髓。在他看来，示形动敌，制造敌人的错觉和不意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捕捉有利的战机。他说：“在战役指挥中，有利战机能否出现，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从指挥员角度来要求，一切调度都要着眼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这个基本的作战指导思想，善于多方位观察判断情况，尽可能地灵活用兵，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而又不一厢情愿，这样才能创造和捕捉到有力战机。”1979年1月11日，他给军事学院高级系毕业班学员的讲话中精辟地阐释说：“所谓制造战机，就是制造敌人的混乱，制造敌人的疑虑和错觉，制造敌人的缺点、弱点，使敌人犯错误。”只有通过制造敌人的混乱、疑虑、错觉和弱点，去创造和捕捉有利的战机，才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争得战场的主动权。 　　纵观粟裕一生所指挥过的许多重大的战役、战斗，从实际情况出发，用奇谋，出奇兵，示形动敌，善创战机，可以说是他的兵法的最重要的特色之一。陈毅誉之为“愈出愈奇，愈打愈妙”。所谓妙，就是妙在他能善于调动敌人就善于使用“示形”一类的策略手段。中国古代有所谓“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类的范例。在粟裕的战役指挥中，抗日战争时期的车桥战役运用了声东击西的手法，解放战争时期的莱芜战役是示南击北，而豫东战役又是声东击西(河南开封在鲁西南之西)。这里，我们着重回顾一下以“示形于鲁南，决胜于鲁中”而闻名于世的莱芜战役。 　　1947年1月底，山东解放区上空，战争乌云又一次汹涌翻滚。 　　在1月20日刚刚结束的鲁南战役中，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六师、第五十一师和第一快速纵队全部被我歼灭。但是蒋介石自恃兵力雄厚和美国政府的撑腰，马上又组织对山东解放区进行更大规模的进攻。蒋介石亲自到徐州制定了从陇海、胶济两线南北夹击山东我军的“鲁南会战”计划，并把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1／3投入到华东战场。他嫌徐州绥靖公署司令长官薛岳指挥不力，派总参谋长陈诚坐镇徐州督战。 　　国民党军统帅部对战场形势作出错误判断，认为以损兵20多万为代价占领我苏皖解放区，并把我军主力挤到山东境内，这是他们战略上的胜利。陈诚当时在一个内部文件中就说：“共军大势已去，国军部队虽略受损失，但就全盘战局而言，实属莫大之成功。”敌人还判断，我军经连续作战，一定“伤亡惨重”；临沂是山东解放区首府，我必竭力死守。陈诚叫嚷：这次会战关系重大，党国前途，剿匪成败，全赖于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当时陈毅在一次干部大会上曾经风趣地说：“陈诚在徐州公开宣布了，他要在临沂同我陈毅进行决战。既然倒如此看得起我，盛情难却呀!我只好认真奉陪，来个‘二陈’决战!”早在1946年10月，陈毅即向中央军委提出“华野、山野统一指挥”，“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的建议。 10月15日，毛泽东复电华东党政军领导指出：“在陈 (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同意“战役指挥交粟 (裕)负责”。鲁南战役后，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陈毅为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并担任前委书记，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治委员，陈士渠为参谋长。野战军下辖11个纵队(其中8个纵队各编足 3个师)和1个特种兵纵队。除留2个纵队在苏中、苏北敌后外，野战军主力集结在临沂周围休整待命。 　　1月31日，作为主要突击集团的南线敌军8个整编师，由台儿庄至城头一线分3路北攻临沂。2月2日，作为辅助突击集团的北线敌军3个军(相当于整编师)9个师(相当于整编旅)，由济南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率领，从明水(今章丘)、周村、张店一线开始南犯，主要目标是进占我后方腹地沂蒙山区的莱芜、新泰等地。此次行动，敌人一改过去分路进攻做法，南线“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北线则“乘虚急进”。蒋介石还从冀南、豫北战场抽调4个整编师(其中包括“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至鲁西南战场。 　　根据当面敌情，华东野战军指挥员曾于1月26日提出了集中50个团的兵力，先打南线较弱的右路之敌的初步方案。毛泽东认为，这一拣弱敌打的决心很好，指出“总以多打弱敌孤立强敌为原则”。2月3日，粟裕令华野第三纵队从正面阻击敌中路兵力，目的是要诱使敌左、右路兵力急进，以便相机歼击敌孤立突出之一路，再及其余。 　　但是，敌人看来已吸取了宿北、鲁南战争中被我军“吃”掉几个师的教训，变得狡猾和谨慎了。南线敌军在其中路遭到我军阻击后，左、右两路不仅没有突出冒进，反而就地构筑工事，并有向中路靠拢的迹象。不管我军如何透逼，敌军仍小心翼翼，步步为营，缓步爬行，平均每天只推进6公里左右。我军的干部战士把敌人的这种打法，叫作“硬核桃夹烂葡萄”战术，“硬核桃”是指蒋军嫡系主力，“烂葡萄”是指蒋军非嫡系的杂牌部队。他们紧靠在一起，异常密集，互相照应，防卫严密。这种办法也起了作用，使我军难以下手，迟迟没有捕捉到战机。与此同时，北线之敌李仙洲集团正自胶济路积极南进，其先头部队已于2月4日占领莱芜，并狂妄地继续南犯新泰，进窥蒙阴，严重威胁我后方腹地，积极策应南线的敌人。 　　正在这时，2月4日下午5时，中央军委、毛泽东来电指示：“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中央军委关于必要时放弃临沂的这一方针性的指示，给华东野战军指挥员以很大启示。针对南线敌人重兵密集、战机难寻，北线敌人孤军深入的实际情况，陈毅提出置南线之敌于不顾，主力北上寻歼李仙洲集团的初步构想，并要粟裕就此设想熟思。 　　粟裕分析认为，这个新设想既有利又有取胜可能。这是因为：第一，南线进攻之敌猥集成堆，在宽约10—20公里的正面上摆了20多个团，行动谨慎，平推北上，不易各个击破，且南线敌我兵力相当(敌约63个团，我为60个团)，但其他方面敌占明显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与之决战显然不利。第二，北线李仙洲集团急速南下孤军深入，与南线之敌相比兵力少、战斗力弱，并缺乏与我军作战指挥经验，我主力北上可形成优势将其歼灭。第三，转兵北上既可出敌不意，吃掉北线之敌，还可将南线强敌置于无用之地，便于我粉碎敌南北夹击之企图。 　　如果北线之敌发现我主力北上而回缩时，我军可以乘势进击胶济路，然后休整部队，以逸待劳，从容迎击南佯动措施，示形于南，击敌于北，迷惑敌人，特别是如临沂不守，就可能造成敌严重错觉。只要能争取到几天时间，北线之敌就难逃被歼的命运。至于南线之敌，在我主力北上后就有可能改变密集态势，造成兵力分散，有利我尔后南下作战。 　　从我军来说，北上作战面临两大困难：一是广大官兵对大踏步远程北上作战的思想没有准备；二是我军作战物资掉头北上，困难极大，任务艰巨。大踏步后退，实际上也是大踏步前进，是进到另一个方向去歼灭敌人。大家对于大踏步前进是乐于接受的，但对于大踏步后退，特别是打了胜仗以后还要大踏步后退，不容易想通。当时，华中部队中就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反攻反攻，反到山东，手拿煎饼，口咬大葱，大好形势，思想不通，有啥意见，要回华中。”粟裕认为，只要打个好仗，指战员们的思想问题是能迅速解决的；只要依靠老区人民群众，严密组织支前工作，战役保障完全可以做好。 　　2月5日下午3时，陈毅、粟裕、谭震林三人共同署名向中央军委发了一份请示电报，提出了三个作战方案： (1)以第二纵队进攻白塔埠附近的郝鹏举部，威胁海州，主力打东援或北进之敌。(2)以一部在临沂以南监视敌人，主力集结临沂以北，待敌北进时再打。(3)以一个纵队留在临沂地区伪装华野主力与其纠缠，主力则急行北上，彻底解决北线之敌，进击胶济线，威胁济南，吸引南线之敌进入临沂以北山区或增援胶济线，尔后我再全力反攻，各个歼灭南线之敌。并强调：第三案，“至少可以彻底解决北线敌人，利于我今后全力向南。如临沂敌人继续北进，更便于对敌歼灭。即或五军到达山东，更多城镇被侵占，将增加其较多之困难，我亦可采用粉碎敌三次围剿之战法粉碎之，且更便于刘邓军之大反攻。如斯时在鲁中地区不易决战，则我可以主力转入华中恢复局面，不仅完全处于主动，财粮亦可求得解决，如是，敌人之进攻可以逐步粉碎。” 　　2月6日，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5日15时电第三方案，这可使我完全立于主动地位，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并指示：一星期至10天内，全军在原地整训，对外装作打南面模样，同时，我渤海地区部队应停止攻击，以便使北线敌军放手南进。“总之，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力争主动，避免被动。” 　　在华东野战军指挥部作战室里，一片紧张气氛。四周墙上挂满了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红、蓝色小旗标示着我军部署和敌军团以上部队的位置。粟裕不时在地图前仔细察看，凝神沉思。这时除参谋人员报告最新敌情外，谁也不敢打扰。他考虑战役胜利的关键，在于隐蔽我军意图，阻住南线之敌和实施战役欺骗，迅速抓住李仙洲集团。从2月10日起，一道道命令从指挥部发出： 　　全军主力北上歼灭李仙洲集团，第一、第六、第四、第七纵队在妥善交防后立即隐蔽北上，原在北线的第八、第九纵队分别西进或东进至指定地区集结。 　　主力北上后，严密封锁消息，留下第二、第三纵队由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渠指挥，伪装全军阻击和钳制进犯临沂之敌。 　　令一部地方武装积极进逼兖州，并在运河上架设浮桥，在黄河边筹集渡船，使敌即使发觉我军主力已不在临沂附近，也会错误地判断我军准备西进过河同晋冀鲁豫部队会合。 　　这时，我华东野战军主力约20余万兵力，采取边走、边布置、边动员的方法，克服各种困难，冒着雨雪严寒，夜行晓宿，行进在道路崎岖的鲁中山区。他们成功地摆脱了当面之敌，经150多公里的长途急行军，于2月20日发起了莱芜战役。与此同时，在从临沂至莱芜地区的北进途中，几十万支前民工队伍，风餐露宿，爬山涉水，用肩挑、畜驮和推独轮小车，把数达亿万斤的粮草、弹药及时地运到北线。 　　莱芜战役敌情变化之多，为前所未有。正值南线敌军占领临沂一座空城，大肆吹嘘“胜利”之际，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判断我军可能改变作战方向，未经陈诚同意，下令李仙洲集团从新泰、颜庄星夜后撤。针对北线之敌突然北缩的情况，有的纵队首长建议提早出击，即使打不到敌军全部，也可以打到它的“尾巴”。粟裕则认为，我主力尚未全部到达预定集结位置，不能达成合围，仓促发起战役，无取胜把握，并且可能将敌人赶跑。相反，如我不过早惊动敌人，继续隐蔽集结主力，就可能使敌一时还难以判明我之企图，举棋不定，徘徊失措。他坚持既定决心，要求各部继续完成对敌人的合围。此时，蒋介石、陈诚轻信南线敌军谎报的在临沂外围“歼灭共军16个旅”的“战绩”，同时根据空军侦察的发现我军在运河架设浮桥、在黄河筹集渡船的情报，错误判断我军可能撤离山东，退到黄河以北，与刘邓部队会合。于是，严令王耀武确保新泰、莱芜。王耀武执行陈诚的命令，待判明我军确已进至莱芜、新泰东面两侧地区，并已对李仙洲集团形成包围态势时，再次下令后撤，为时已晚。 　　粟裕贯彻既定决心，不打草惊蛇，不因小失大，终于在莱芜地区抓住了敌人。当敌军从莱芜城向吐丝口方向突围时，他命令部队对敌“围三阙一，网开一面”，纵敌出城；城南部队待敌军后尾撤离城区后再迅速占领，防止敌军重返莱芜，负隅顽抗，增大我军伤亡。2月23日中午，敌军全部撤离莱芜，钻进了我军预设的“口袋”。我占领莱芜后全线出击，敌欲进不能，欲退不得，仅5个小时就在莱芜北芹村、高家洼一线的狭小地域内被我全歼。莱芜之战，我军以伤亡8800人的代价，在三天内歼敌1个绥靖区指挥所、2个军部、7个师，生俘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李仙洲、第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韩浚以下将官19名，计5． 6万余人。 　　莱芜战役“示形于鲁南，决胜于鲁中”，是示形动敌创造战机的成功范例。为创造在北线歼敌的有利条件，我军一示连续作战疲惫之形，二示必保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将决战于鲁南之形，三示我主力“失利”于临沂外围之形，四示准备西渡黄河、撤出山东解放区之形。这就使敌人对其错误判断深信不疑，甚至当我北上部队有所暴露时，敌统帅部仍不相信，从而有效地掩护了华东野战军主力北上歼敌的企图和行动。对于我军在莱芜战役中隐蔽北移、示南击北的战法，国民党军在它的战史中记述说：共军“主力作战略转移时，经由临沂、蒙阴、新泰、莱芜道东西山区小径，昼伏夜行，秘密前进，我空军既无法搜集，地面情报亦不易侦知，一时竟不知匪军主力所在。乃至判明其企图与行动时，我南进兵团已被分别包围于古马陵道中。” 　　粟裕的战役指挥艺术，在这一战役中得到淋漓尽的发挥，真是“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二、广泛机动，察机寻隙 　　孟良崮，位于山东中部的沂蒙山区。这里群山连绵，溪流纵横，青松与红枫辉映，山峰共长空比高。沂河、汶河，都在这里发源，奔腾千里而去。一支响誉于世的沂山小调唱得好：“人人都说沂蒙山好，沂蒙山上好风光；山绿水多好看，风吹草低见牛羊。”沂蒙山还有有名的十二崮，如双泉崮、透明崮、板子崮、傲子崮、忠子崮、锥崮、晏婴崮等，其中一个就是孟良崮。陈毅曾经写了《如令·临沂蒙阴道中》一首词，赞美沂蒙风光：“临沂蒙阴泰，路转峰回石怪。一片好风光，七十二崮堪爱。堪爱，爱，蒋军必败。” 　　1947年5月中旬，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在孟良崮一歼灭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第七十四师， 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伟大胜利。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多痛心疾首地说：“孟良崮的失败，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必须等到我们全军一番起死生的改造之后，乃能作进一步的打算”。王耀武表示“对十四师之失，有如丧父之痛。” 　　1947年5月22日新华社的时评写道：“这次蒙阴胜利，在华东解放军的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因为，第一，这是打击了蒋介石今天最强大的和几乎唯一的进攻方向；第二，这是打击了蒋介石的最精锐部队(四、五个精锐师少一个)；第三，这个打击是出现于全解放区全面反攻的前夜。和这个胜利同时，东北、豫北、晋南、正太等地，强大的反攻正在展开。” 　　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固然主要归功于战役发起后广大指战员的英勇攻歼和顽强阻援。但是，也是与战役发起前的广泛机动、创造战机分不开的。在后来的一些研究材料中，把我军捕捉孟良崮战机，说成是敌整编第七十四师孤军冒进、送上门来的。粟裕尖锐地批评说：这种说法不符合战场的实际，既没有反映敌军的作战企图和动向，也没有反映我军的预见和战役决策；这“是由于不了解我们创造和捕捉战机过程的缘故”。 　　粟裕根据亲身的实践，深刻地分析道：孟良崮战机的出现不是自然地出现的，而是通过我军的指挥得当，广泛机动，诱使敌人因应而动创造出来。因此，决不能把孟良崮战役同前一段的广泛机动、创造战机的过程割裂开来。“孟良崮战机的出现，是这一段作战行动的结果，创造战机与出现战机是因果关系，没有前者则没有后者。两军相争，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以为有利战机是‘守株待兔，可以得来的，那是违背战争指导规律的。”粟裕在这里里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重要问题，即：在以活生生的有意识有激情的人为主体的战争中，两军对阵，你死我活，有利战机的出现通常并不是一种现成的、自然而然的和必然如此的事情，而往往是由于指挥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自己部队的示形造势、广泛机动从而调动敌人所创造出来的。 　　隐真示假，声东击西，是粟裕创造和捕捉战机之一法。广泛机动，察机寻隙，是他创造和捕捉战机之又一法。而且，是更高层次的，更为灵活和主动的战法。在他看来，当进攻之敌准备充分，密集靠拢，行动比较谨慎时，采取机动调敌，察机寻隙之法，常能收到创造有利战机之奇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曾经谈到，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前进和后退；为了陷敌于不利而利于我之作战，常常要求敌人在运动中，要求敌人的前进；通过我们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可以乘敌之隙，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调动敌人就我范围。 　　粟裕在指挥大兵团作战中，根据自己的战争实践丰富了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思想。广泛机动，察机寻隙，从而能动地创造和捕捉有利战机，是他兵法的一个独具特色的内容。这里，我们还是以孟良崮战役前后的作战行动来说明。 　　1947年3月，蒋介石在莱芜战役失败后即开始实施他的重点进攻战略方针。这一方针的基本内容是：由对我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改变为重点进攻，即集中兵力对我解放区的两翼——陕北和山东实行重点进攻，而对其他解放区采取守势。他对这个方针曾作如下的说明：“我们在全国各剿匪区域中，应先划定匪军主力所在的区域为主战场，集中我们部队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后再及其余战场。”“凡是共军匪军的老巢……及其发号施令的首脑部的所在地，必须犁庭扫穴，切实攻占”，而“在主战场决战的时期，其它支战场唯有忍痛一时，缩小防区，集中兵力，以期固守。”并且强调提出：“匪军的主力集中在山东，同时山东地当冲要，交通便利，有海口运输，我们如能消灭山东境内匪的主力，则其他战场的匪部就容易肃清了。” 　　依据上述方针，国民党军首先强使黄河在花园口合拢回归故道，构成从风陵渡到济南约1000公里正面的所谓“黄河防线”，以阻止晋冀鲁豫我军向南支援山东战场。其次，撤消徐州、郑州两个绥署，组成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亲自主持的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统一指挥原徐州、郑州两绥署的部队，并将王敬久集团自冀鲁豫战场调至山东战场。 　　此时，国民党在山东战场上的兵力已达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占其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27，占其重点进攻兵力的66％。蒋介石“五大主力”中的“三大主力”，即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第十一师和第五军均调集于山东战场。并以“三大主力”为骨干，分别组成三个机动兵团：汤恩伯的第一兵团、王敬久的第二兵团和欧震的第三兵团。 　　在作战方针上，国民党军也作了改变。解放战争初期，它多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乘虚进袭等战法。鉴于以往分路进攻常被分割歼灭的教训，鲁南战役后，敌统帅部决定采取“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战法；莱芜战役后又进而提出了“密集靠拢，加强维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作战方针。 　　这一着，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就是“硬核桃”和“烂葡萄”的战术。蒋介石把他的嫡系主力作为“硬核桃”放在中间，而两翼放置的则是作为“烂葡萄”的杂牌军和次等部队。如果插到中间去打他的嫡系主力，不仅“三大主力”能够互相策应，两翼部队还可以赶来，你就啃不动这个“硬核桃”；如果打他的两翼，他拼着牺牲几个“烂葡萄”，等我军弄得精疲力尽的时候，他的主力部队就突然从横里袭击我军。蒋介石企图通过这一方针，进一步加强兵力密度，成纵深梯次部署，作弧形一线推进，使我无法分割和各个击破，从而陷我军于战略、战役布势被动不利之地位。 　　面对重兵压境且采取密集靠拢、稳扎稳打新战法的敌人，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在陈毅的领导下，粟裕以敏锐的目光审视着战场的形势，深思熟虑。他认为，我们的作战方针没有改变，仍然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并决心与敌人作几次大的较量。然而，鉴于敌军兵力过份密集，准备充分，行动谨慎，有利战机会比过去少得多。因此，在敌军重点进攻之始，应当“采取持重待机的方针，即以积极主动的作战行动吸引、调动、疲惫、迷惑敌人，审慎地观察战场形势的细微变化，分析掌握敌人的行动规律，能动地创造和捕捉有利的战机，条件具备了就坚决歼灭之；条件不具备，就改变和放弃原定计划，绝不轻躁作战。” 　　3月下旬，敌人发起进攻，至4月上旬，完成了第一步计划，即打通了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和兖州至临沂的公路，并占领了我鲁西南地区。敌第一、第二、第三兵团随即稳步向我鲁中山区推进，对我军略呈弧形包围的态势势。 　　在陈毅的领导和粟裕的周密部署下，华东野战军从 4月初结束整训后，在一个多月内，在鲁南、鲁中地区实行高度机动回旋，力求调动敌人，捕捉战机。 　　4月初，华东野战军主力分路南下，寻歼分散配置在临沂、郯城地区汤恩伯第一兵团主力。敌迅速收缩，调集部队，加强防御，我军即改变决心，北上另寻战机。 　　4月中旬，敌军主力向新泰、蒙阴一线发起全线攻击。我军集中3个纵队向敌左翼侧后据守泰安之整编第七十二师出击，准备得手后，分批歼灭由大汶口北援或由新泰、蒙阴方向回援之敌。我军于26日攻克泰安，歼灭七十二师主力；接着以一部乘胜南下，攻克宁阳城，但敌人始终未被调动。我军即主动放弃新泰、蒙阴，主力回师鲁中。 　　4月底，我军集中4个纵队反击进至临(沂)蒙(阴)公路、立足未稳之敌整编第八十三师等部。由于敌军迅速缩据蒙阴及其以南地区，我军在歼敌1个半团3000余人后，主动放弃打击该敌的计划。 　　5月初，我军又集中4个纵队围歼刚占新泰之敌整编第十一师。因敌王敬久第二兵团主力急忙来援，根据当时情况，不易速决取胜，我又主动撤围。 　　在这一时期，虽然由于敌人保持高度警觉，采取密集平推、稳步前进、不轻易分兵的新战法，我军多数战役未能达成预定的目的。但是，我军始终处于主动，充分利用了在解放区腹地作战的有利条件，时南时北，或东或西，有进有退，既打又撤，用高度机动回旋的方法来调动和迷惑敌人。陈毅把这形容为同敌人“耍龙灯”，就是说，我军挥舞彩球，逗引敌军，象长龙一样左右回旋，上下翻滚。敌军哀叹进入山东1个月未与解放军主力发生战斗，只是每日行军，有时围绕着一个地方团团转。我军调动和吸引敌军往返行军的里程，竟达1000公里以上。 　　我军通过这些积极的行动，既削弱、调动、迷惑了敌人，也进一步摸清了敌人的心理动向。粟裕在回忆录中分析说：尽管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是要与我决战，但从其战区指挥员的行动来看，实际上是尽量避免与我决战。他们想等待我军疲惫之际再与我军决战。所以一经与我军接触，立即龟缩和靠拢，但求自保，甚至对非嫡系见死不救。这就暴露了敌军指挥上的一个大矛盾，即战略上速决的要求和战役指挥上的迟疑、犹豫的矛盾。这一矛盾反映到敌军各个指挥集团，必然会在对我军作战的态度、决心和行动上产生差别，无法达到指挥和行动上的集中统一。 　　当然，我军在长达1个多月的时间里频繁行动，却没有痛痛快快地打一仗，部队求战心切，躁动情绪很大。不少战士唱起了“陈司令的电报嗒嗒嗒，小兵的脚板扑扑扑”的顺口溜，埋怨上级指挥“光走不打”。粟裕始终不为部队的情绪所动，坚决贯彻既定作战方针。5月3日，华东野战军决定以2个纵队南下鲁南，以另一个纵队南下苏北，以威胁敌人后方，从而进一步调动、分散敌人，创造战机。 　　5月4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即复电指示：“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同时指示：“胶济线以南广大地区均可诱敌深入，让敌占领莱芜、沂水、莒县，陷于极端困境，然后歼击，并不为迟，惟(一)要有极大忍耐心； (二)要掌握最大兵力；(三)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接着，中央军委又指示，凡行动不可只估计一种可能性，而要估计两种可能性，并要控制主力于机动位置，以应付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情况。中央军委还提出了放开正面、北攻昌潍、诱敌来援、相机歼敌的意见。 　　华东野战军首长认真研究了中央军委的指示，立即决定放弃第七纵队南下苏北和第一纵队去鲁南的计划。野战军主力后退一步，集结于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待命；已南下的第六纵队隐蔽于鲁南敌后待命，必要时可作为一支奇兵使用。 　　我军从4月初至5月初的一系列行动，既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敌人，也大大迷惑了敌人，促成了敌人的错误判断。特别是当我军主力东移后，顾祝同误认为我军主力已向蒙阴东北及淄川、博山撤退。于5月10日下令各部“跟踪进剿，进出于莒县、沂水、悦庄、淄博之线”。中央社更是得意忘形，大叫什么“共军北窜”、“泰安以东无成股共军”。战机终于出现了。敌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变更稳扎稳打的战法，不待王敬久和欧震两个兵团统一行动，即以整编第七十四师为主，整编第二十五、第八十三师在左右两翼配合，于11日自蒙阴东南的垛庄东西地区北犯，目标直指沂蒙公路上的坦埠；以第七军、整编第四十八师自汤头、葛沟地区向沂水方向推进；以整编第六十五师位于蒙阴，待机东进。 　　粟裕起初决定首先歼灭位于敌之右翼且较暴露的敌第七军和整编第四十八师，并下达了作战命令。11日晚，当各部正向沂水开进时，他查明敌将于12日全线发起进攻，第一兵团准备以整编第七十四师为主攻占坦埠等地的作战计划。面对战场形势的这一急剧变化，他经过冷静的思索和缜密的分析，认为：敌军部署显然是以整编第七十四师为主要突击力量，在两翼和后续强大兵团掩护下，对我实施中央突破，矛头直指我指挥部所在地——坦埠。这样可以一举击中我指挥中心，陷我军于混乱和四面包围之中；如我不迎战，也可将我逼压至胶东一隅或赶过黄河。 　　粟裕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形势恰恰为我军带来了有利战机。在此以前，敌军密集靠拢，行动谨慎，一打就缩，很难捕捉。现在，敌军既已开始全面进攻，并对我实施中央突破，“我应立即改变先打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师的计划，以反突破来对付敌人的突破，即迅速就近调集几个强有力的纵队，以‘猛虎掏心’的办法，从敌战斗队形的中央楔入，切断对我威胁最大的中路先锋敌第七十四师与其友邻的关系，并将其干净、全部消灭掉。” 　　整编第七十四师是蒋介石手中的“王牌”，全副美械装备，经过美国军官训练，具有相当的指挥、战术、技术水平。当时，国民党军队有五大主力，在东北战场为新一军、新六军，在华东战场为新五军、整编第十一师和第七十四师。而五大主力中，七十四师又首屈一指，是第一等主力中的第一个主力，曾被誉为“荣誉军”、“御林军”。在南京一次高级将领集会上，蒋介石亲口指定七十四师为国民党军队的“典型部队”，命令各部队的一切教育训练都要以七十四师为标准。 　　整编第七十四师，原为七十四军。最早任这个军军长的，就是蒋介石的心腹干将王耀武。蒋介石的外甥俞济时，也被派到这个部队当过五十八师师长。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是个“跛脚将军”。据传，抗战期间，“高安之役，折一腿，后虽在港就医，终成残跛”。他生于“家道殷厚”的“西安望族”，身材魁梧，个性强暴，崇拜拿破仑、希特勒。先是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后又受训于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抗战期间，蒋介石以其作战有功，一再提升，几乎年年晋级受奖。常德之役，还被蒋介石誉为“模范军人”。湘西会战，获得美国金质自由勋章。1946年夏七十四师由南京调往苏北时，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李延年竟在淮阴大吹什么“有十个七十四师，就可以统一中国”。张灵甫也对左右反复申述蒋介石的话：“一年之内不消灭共产党，死无葬身之地”。这次北犯鲁中，他决心“一鼓作气，攻下沂蒙要地，为山东之部队作出样子。” 　　粟裕认为，面对这一骄横的强敌，歼灭它将给敌人实力上、精神上以最沉重的打击，迅速改变战场态势，获得最有利的战役效果。这将宣示，我军既能歼灭第七十四师，还有什么敌人不能消灭呢?同时，对我军指战员必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而且，条件也已具备，该师处于进攻状态，在进攻中贸然前出，脱离了友邻，两侧出现了空隙。而我军主力正位于坦埠及其两侧地区，在鲁南尚有1个纵队隐蔽集结，可迅速集中5倍于该敌的兵力加以围歼。我军舍弱打强，以中央突破反中央突破，必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奇效。 　　他将上述想法向陈毅汇报，陈毅十分赞同，说：“好！我们就是要有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并立刻决定：迎敌第七十四师于坦埠以南、孟良崮以北地区! 　　5月12日，华野首长在坦埠东北的葛沟庄下达作战命令，以5个纵队担任围歼任务：四纵、九纵正面出击；一纵、八纵从敌七十四师的左右两翼迂回穿插，割断该师与第二十五、第八十三师的联系，抢占芦山；预伏于鲁南后的一支奇兵——六纵攻占垛庄切断七十四师退路，达成合围后会同一、四、八、九纵围歼该敌。以十纵、三纵、二纵、七纵就原态势左右开弓，分别钳制和阻击敌第七军、整编第四十八师、第十一师、第五军等援敌。 　　5月13日，战役发起。至15日拂晓，第七十四师已被我四面包围于孟良崮及其以北的狭小地域内。从13日起，由粟裕率领的华野前线指挥部就搬至艾山脚下的一个“扫把形”的山洞里。一部十二门的交换机，三门电话单机，沟通了总部和各纵队的联系，和前沿阵地的联系。粟裕从这里发出一道又一道紧急命令，一个又一个重要指示。他要求部队不要怕敌人天上的飞机和地面的援兵，出：我们有困难，敌人更困难，一定要坚持打下去，不能有丝毫动摇!他要求炮兵给素称“铁军”的七十四师以毁灭性打击。他命令各部队抓紧敌人挤成一堆的时机，集中强大炮火实施猛烈轰击…… 　　敌第七十四师被围后，蒋介石认为该师战斗力强，且与左右邻靠近，正是与我进行决战的良机。于是一面令该师坚守阵地，吸引我主力，一面督令10个整编师分路向孟良崮驰援，企图里外夹击，聚歼我军。张灵甫也把七十四师看作是个“生铁蛋”，自鸣得意地说什么：“以我张灵甫为诱饵，把共军吸引在我周围，有利于四面夹击”，“两下一挤，共军就完了。” 　　根据战场形势发展，陈毅当即发出了“歼灭七十四师，活捉张灵甫”的响亮口号。广大指战员立下“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消灭七十四师立大功，红旗插上最高峰”的誓言，猛打猛冲，奋勇作战。15日，敌我双方对孟良崮附近各制高点进行反复争夺，战况空前激烈。我军的攻势，正如敌军在战报中所描述的：“在帜盛火力掩护下，逐波冲锋，势如潮涌”。经过三昼夜激战，我军终于在16日下午5时，在两翼敌军距七十四师仅约5公里，多数援敌距七十四师只有1至2日行程的情况下，全歼敌整编第七十四师及第八十三师1个团共3．2万余人，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我军伤亡1．2万余人。 　　战役获得全胜后，陈毅格外高兴，紧紧握着粟裕的手说：“老伙计，这个仗，你硬是越打越神了!”并特地为我军取得孟良崮战役的伟大胜利赋诗一首： 　　“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师无处逃。 　　信号飞飞星乱眼，照明处处火如潮。 　　刀丛扑去争山顶，血雨飘来湿战袍。 　　喜见贼师精锐尽，我军个个是英豪。” 　　三、诱敌深入，持重待机 　　诱敌深入是我军的传统战法。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在战略防御阶段常常是通过诱敌深入来保存军力，争取时间，待机破敌。毛泽东认为，诱敌深入，或叫战略退却，或叫收紧阵地，是弱军对强军作战时在战争开始阶段必须采取的方针。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懂得这个道理。他生动地举例说：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里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 　　诱敌深入并不是目的，它是歼灭敌人的一种手段。诱敌深入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诱敌深入是为保存军力，待机破敌。对于弱小的红军来说，就是要通过有计划的战略退却，来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如充分利用根据地人民的支持，选择有利作战的阵地，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使敌人疲劳沮丧和发生过失等。毛泽东、朱德总结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就已经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红一方面军退却到根据地中部，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和对红军有利的群众条件和地形条件，集中优势兵力，首战龙冈，再战东韶，五天内打两仗，粉碎了敌人的“围剿”。红一方面军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退到根据地的前部或后部，集中兵力，先打弱敌，都取得了作战的胜利。 　　粟裕作为一名亲身参加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红军历次反“围剿”作战的优秀指挥员，深通毛泽东的诱敌深入之法。他从来不是从被动的和消极的意义上，而是从主动的和积极的方面去理解诱敌深入，把诱敌深入与获得战机紧密联系起来，强调诱敌深入的过程向时也是一个能动创造和捕捉有利战机的过程。他在指挥许多战役、战斗时，经常创造性地运用诱敌深入之法。有计划地放弃一些地方，避其锐气，蓄盈待竭，使敌增加消耗，疲惫沮丧，兵力分散，发生过失，我则密切观察战场情况变化，待机破敌。 　　前面所提到的孟良崮战役是一例。为了创造和捕捉有利战机，粟裕和华野其他首长制定了诱敌深入、持重待机的方针。何谓“持重”?谨慎、稳重，不浮躁也。持重待机，一是要慎重，审慎地观察战场形势的细微变化和掌握敌人的行动规律；二是要积极能动，以积极主动的作战行动吸引、调动、疲惫、迷惑敌人，从而捕捉和创造有利的战机。诱敌深入是手段，是前提；持重待机是目的，是根本。正因为确立了这一正确的方针，才有了孟良崮战机的出现。 　　抗日战争时期的黄桥战役又是一例。1940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亲自指挥26个团约3万余人，妄图与我新四军苏北部队在黄桥地区决战。战斗人员仅有 5000余人的新四军，怎样才能以少胜多呢?粟裕在作战部署上，以第三纵队坚守黄桥，以第一、第二纵队隐蔽集结于黄桥西北的顾高庄、横港桥一带，待机出敌；并由第二纵队派出主力2个营配置古溪至分界一线，实行运动防御，诱敌深入。4日下午3时，据报韩军主力独立第六旅先头已抵黄桥以北2至3公里处。粟裕登上土城高处观望，但见北面的大路上有许多群众惊慌地向西南逃跑，判明第六旅先头确已到来。他计算，独立第六旅采用1路行军纵队前进，如果二人之间的距离为1.5米，全部 3000多人的队形将是长达4至5公里的1路长蛇阵。从黄桥到高桥的路程约7．5公里，其先头部队抵达黄桥以北2．5公里时，后尾必然已过了高桥，完全进入了我伏击地段。在征得陈毅同意后，粟裕下令出击。我第一纵队将敌独立第六旅切成数段，并分割包围，经3小时激战，全奸该旅。尔后，我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又围攻顽军第八十九军部、第三十三师和第三四九旅，取得黄桥反顽作战的全胜。 　　下面，我们着重介绍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天目山反顽战役中，粟裕是怎样诱敌深入、持重待机的。 　　天目山战役发生在抗日战争末期的浙江省西部天目山地区。国民党第三战区，在两次进犯均遭失败后，又增调兵力，准备发动新的进攻。这次进攻由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亲自出马任总指挥，以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觉为前敌总指挥。5月27日，李觉总部进至淳安，统一指挥浙西和皖南的国民党军队，准备向浙西我天目山地区大举进攻，企图聚歼我苏浙军区主力。 　　顽方最精锐的部队是突击总队第一队，全副美械装备，经英国教官训练，其编制系五五制。突击总队下辖5个突击队，每队辖5个战斗营及工兵连等直属分队，每营步兵4个连、重机枪迫击炮各1个连，1个营约千人，相当于1个小团，1个突击队相当于1个师。 　　5月28日，顽军开始进攻，首先以1个师进至富春江以北，切断我天目山和金(华)萧(山)地区的联系；以另 1个师向我孝丰进扰；其主力分向于于潜、宁国东南集结。为控制富春江两岸，确保浙西浙东之联系，当时任苏浙军区司令的粟裕，决定乘顽立足未稳之际打乱顽之进攻部署，并争取时间使我分散之主力能迅速集中。他于5月29日至6月2日，集中3个支队击溃了富春江以北地区的顽军第七十九师，占领新登城(今城阳)。尔后又粉碎了顽军突击第一队的反扑。此后，顽我形成相持局面。 　　在当时的战场情况下，粟裕分析有三个处置方案可供选择：其一，增援新登，继续在新登奋战；其二，撤退一步，在临安与顽决战；其三，大踏步后退，诱敌深入，寻机再战。 　　粟裕认为，无论是对顽还是对我来说这一仗都是非打不可的。我军不打这一仗不足以粉碎敌进攻，不粉碎其进攻就不能保持战场主动权，问题是何时、何地、怎样打才有利。他深入思考了以下情况：第一，日寇正加紧策动顽军进行内战，以实际行动默示顽方放胆调用后备力量向我进攻，顽我已形成正面冲突。第二，顽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已决心围歼我于临安地区，新登当面顽军正运动集结，宁国方向顽军不断进扰我孝丰西侧阵地外围并窥我后方。第三，我在新登前线仅3个支队作战，连日激战部队过于疲劳，如与顽硬拼消耗，不仅不利于当前，更不利于今后的发展，即使在临安决战，基本情况也无大的改变。第四，顽军有广大后方，人力物力充足，后备兵力雄厚，我刚开辟的新区群众尚未发动，一切军需补给完全仰赖苏南供应，运输线长，后勤保障困难，新登作战中部队整两天未吃上饭。第五，苏南新区地方工作尚未深入，浙西地方工作因全力解决财经困难无法顺利进行，杭嘉湖等广大敌后之敌后地区有待开辟，我若继续被长期的反顽作战所牵制，必然严重影响上述地区的开辟和建设，从而最终不可能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 　　根据上述分析，在新登、临安与顽作战均不利。粟裕深刻指出：同前两次反顽作战相比，“现在整个情况变了，顽军的力量、部署变了，我们不能一成不变，不可在新登恋战，也不宜死守天目山。如与顽军胶着，拼消耗正中顽军下怀。我们应该主动撤离新登、临安，诱使敌人脱离堡垒阵地，然后在运动中继续消灭顽军有生力量。”正是依据这一想法，粟裕指挥我军于6月4日主动撤离新登于8日撤离临安。 　　此时，顽军总兵力达到6．6万余人，我军能够集中的兵力仅有3个纵队10个支队(团)共2万余人，不仅在数量和装备上处于劣势，而且经连续作战，十分疲劳，给养 又极困难。在此情况下，粟裕决心放弃天目山，向孝丰地区转移，待顽军深入时再相机予以歼灭。15日，我军全部撤离东、西天目山，向孝丰地区转移。 　　粟裕指挥部队一让新登，二让临安，三让天目山，接连后退200公里，加之我前线部队仓促撤离战场，物资伤员转移都由部队自抬自运，人员纷杂，道路拥挤，这种种现象使顽军产生了错觉，认为我已“伤亡惨重溃不成军”，作出了我军已“向北溃逃”的错误判断。粟裕将计就计，加强战役伪装，诱敌深入，将顽军引向预设战场。他一面指挥设在天目山的所有机关、医院、工厂、报社和军需物资向宣长路北转移，并公开向群众告别；一面以部分兵力摆出主力大部队的样子进行运动防御，且战且退，与顽军不即不离，到达退却终点孝丰后就转入正面阵地防御。实际担任后卫的只有一个侦察连。顽军的特务、谍报将所见所闻上报并夸大其词，便那些比较持重的顽军头目也确认“新四军已向北逃窜”。 　　6月9日，顾祝同电令李觉以主力组成左右两个“进剿”兵团，依托天目山，分由临安、宁国两地向孝丰分进合击。李觉作了周密部署，组成以突击总队副司令胡琪三为指挥官的右“进剿”兵团，包括第七十九师，突击第一队，突击第二队(欠2个营)；以江南苏皖边区绥靖指挥部指挥刘秉哲为指挥官的左“进剿”兵团，包括第五十二师，第一四六师，独立第三十三旅，挺进第二纵队，绥靖第一、第二纵队。并以重兵据守天目山要隘，防我向南突出和策应其左右兵团作战。顽军总兵力约7．5万人，用于第一线和先后参战的有10个师34个团约5.7万人。大军压境直指孝丰，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顽军一心要将我军聚而歼之，或赶我军退回苏南，或将我军逼入杭嘉湖日伪“清乡”区借刀杀人。 　　面对顽军的进攻态势，粟裕决心集中兵力在孝丰地区求歼顽军一部，以粉碎其进攻。在顽军各部向前推进的同时，他将7个支队先机转到孝丰西北地区隐蔽集中，休整待命。这里是顽军合击圈的分界线，我主力集结于此既便于向合击圈内外机动，又便于机动对付东西路两路顽军。他以3个支队扼守孝丰，并控制孝丰外围的各制高点，构筑必要的工事，以迟滞、消耗顽军。 　　怎样打法?先打哪个？ 　　粟裕认为，在西路顽军6个师兵力中，进攻的骨干力量只有第五十二师和独立第三十三旅。独立第三十三旅的编制、装备、战力与正规师相等，但它为保存实力好打滑头仗，拣便宜时进得快，碰硬时也溜得快，不会真正出力。第五十二师的一个团已受过歼灭性打击，这次要对付的将主要是另2个团。东路顽军有3个师兵力，突击总队虽是精锐部队，但其第一队同第七十九师在新登作战中均被歼一部，战力大损，突击第二队前来参战的只占该队的3／5。我军虽然只有主力3个纵队的9个支队和1个独立二团共2万余人，顽军与我军兵力总对比是3：1强，但我军已完全集中，对付其1路，尤其是其中1个部队，则我又将是优势。而且，我军协同动作和战术运用都有提高，已渐适应山地战斗，对顽军脾性特点也已摸到。地理、群众条件已转为有利于我军。顽军已脱离堡垒阵地，打运动战正是我军所长。 　　在此基础上，粟裕形成了明确的作战腹案：采取先阻东打西、后阻西打东的办法，连续作战各个击破两路顽军。作战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先歼西边的顽军第五十二师，并相机求歼独立第三十三旅；第二阶段，视情况发展移兵东向，再歼顽右翼集团。 　　6月19日，顽军左兵团进到孝丰以西，比较突出。其中第五十二师好大喜功行动积极，在我军少数兵力边打边退的引诱下，更呈冒进态势。此时顽军右兵团刚刚进到孝丰东南的港口地区，尚与第五十二师相距约20公里。战机出现。粟裕于当夜集中6个支队，分别对第五十二师的第一五四、第一五五团进行包围歼击。经一昼夜激烈战斗，歼灭了这两个团和独立第三十三旅一部。第五十二师是血债累累的反共急先锋。皖南事变中伏击我新四军军部的就是他们，这次向我军进攻时竟扬言“再打一个茂林，完成皖南剿共未竟之功”。因此我军上下在战斗中高呼“为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报仇”的口号，斗志旺盛，歼击速度比预期更快。 　　当我攻歼顽左兵团时，顽右兵团向我孝丰外围阵地猛攻。我坚守部队顽强战斗，打退顽军数次猛扑，牢牢地控制住顽右兵团。20日下午，全歼第五十二师已成定局，粟裕立即把指挥重点转向东线战场，下令把孝丰变成座空城，要守备部队放开东路，控制孝丰城以北、东北、西、南、东南各山地要点，形成三面埋伏，即给顽军准备了个“口袋”让其往里钻，待其入内就关门打狗。 　　21日，顽突击第一队一部进入孝丰空城，见势不对急忙退出已经来不及了。出得了城却脱不了围。顽第七十九师与我军争夺孝丰城北制高点五峰山，被我军抢先 5分钟占领山顶打了下去，不得不驻止于不利地形。当晚，我军主力东进，将顽军右兵团包围压缩于孝丰城东南的草明山、白水湾、港口的狭小地区内。顽军虽多次拼死突围，但均未得逞。我军指战员发扬连续作战精神，英勇顽强，忍饥耐苦，咬紧牙关，排除万难，用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战术大胆穿插分割，加速了歼敌过程。 　　顽军根据惯例，认为我军必定是晚上发起进攻，就作好了防备我晚上进攻的准备，在主要通道上挂满了触发手榴弹，白天放心睡大觉去了。粟裕则一改夜间发起攻击的常规，将23日的总攻定为白天，既出敌意料，又易于观察，充分发挥我军炮火的威力，用炮火大量杀伤猥集的敌人，连顽军指挥部都被集中了。经两昼夜恶战，号称“王牌军”的突击第一队除留守临安1个营外全部被彻底干净歼灭，第七十九师、突击第二队大部被歼，残顽向南逃窜。至此，天目山第三次反顽战役遂告胜利结束。这次作战共歼顽军6800余人，其中生俘近3000人。 　　天目山战役的胜利，标志着粟裕的军事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粟裕自己也十分重视天目山作战的经验。解放战争时期总结苏中、莱芜战役时，1948年建议华野3个纵队暂不去江南时，他都一再提到天目山的经验。张震将军说过，他第一次与粟裕见面时，粟裕就向他介绍天目山组织大兵团作战的经验。许多在天目山作过战的同志都说：“经过天目山战役，以后打苏中战役，打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战役都不在话下了。粟司令的运动战、歼灭战一套战略战术我们都学到了。”后来驰骋于华东战场的有名的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即整编后的第二十、第二十二、第二十四军，就是当年在天目山作战的主力部队。 　　四、攻其必救，围点打援 　　孙武说：“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军要打，敌人即使高垒深沟也不得不脱离阵地作战，因为我军所攻击的是敌人要害，是敌人必救的地方。曹操、李鉴注：“绝其粮道，守其归路，攻其君主也。”张预注：“敌人虽有金城汤池之固，不得守其险而必来与我战者，在攻其所顾爱，使之相救援也。” 　　孙膑说：“攻其所必救，使其离固，以揆其虑，施伏设援，击其移庶。” 　　刘伯承元帅把孙武和孙膑的这一战法精辟地概括为：“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是求得打运动战歼敌的好办法。” 　　毛泽东在谈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曾这样说：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充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钳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距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距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 　　“围魏救赵”是“攻其必救”战法的典型战例。围魏救赵之战，也叫桂陵之战，发生在公元前354年的战国时期。当时魏国出兵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西南)。邯郸告急，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采纳了齐将段干朋的主张，即先出兵一部进行牵制，等到赵、魏两军打得精疲力竭的时候，再出兵救赵。第二年，齐威王任命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率领军队救赵。田忌打算直奔邯郸，进攻魏军。孙膑认为魏军精锐在赵，内部空虚，主张引兵迅速进攻魏国的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切断魏国的交通要道。这样，魏军势必弃赵自救，我们可以一举而既救了赵国，又能使魏军疲惫，便于击败它。田忌采纳了孙膑的意见，率兵直奔大梁。大梁危急，魏军果然急忙从邯郸撤退回国。齐军趁魏军疲惫不堪的时候，在桂陵(今河南省长垣县西北)设伏袭击，大败魏军，赵国之围也就解除了。 　　从粟裕指挥的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来看，他极为熟悉中国传统兵法中的“攻其必救”的战法，并多次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运用这一战法。他认为，攻其必救、围点打援，是创造和捕捉有利战机，从而达到歼灭敌人目的的有效手段。这里的关键是选点。选敌至关痛痒之点，同时亦是较为空虚之处，常能收牵一发而动全身，击一点而震全局，调动敌人之效。 　　前面提到的粟裕指挥的“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豫东战役，就是攻其必救的著名范例。经过深思熟虑，粟裕选择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有重要影响的中原重镇一开封，作为攻敌必救之点。我军先攻占开封的行动，果然调动了敌邱清泉、区寿年两兵团来援。粟裕说：“我军实施开封战役的目的，除攻占城市全歼守敌外，更重要的是引诱敌人来援，以便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现在敌军分两路向开封扑来，正好中了我们的‘动敌’之计。”先打哪一路?粟裕在全面分析了战场形势之后，决定先打力量较弱的区寿年兵团，由于邱兵团和区兵团相距很近，要歼区兵团，必须使区、邱兵团分离。他又决定放弃开封，挥师南下，诱邱兵团西进开封，同时令第一、四、六纵队向杞县以南傅集东西地区隐蔽集结。 　　这时，国民党国防部又低估了我军连续作战的能力，误认为我军经过开封战役已被打伤，“似无积极企图气”，“必向津浦路前进”，遂令邱区两兵团全力追堵我军。骄狂的邱清泉除以先头部队占领开封外，主力直奔通许，妄图尾击我南下的第三、八纵队。而多疑的区寿年却认为我军“有向平汉路进攻模样”，但也摸不清我军行动企图，因而在进抵睢杞地区后举棋不定。结果，两路援敌在我挥师南下的引诱和迷惑下，一路向西向南疾进，一路踌躇不前，从而很快拉开了距离，形成了40公里的间隙。粟裕果断抓住这一战机，乘敌立足未稳之际，突然包围区寿年兵团部及整编第七十五师、新编第二十一旅，经几昼夜激战，歼敌大部，并活捉兵团司令区寿年和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 　　粟裕还在几个很有名的战役中，成功地运用过“攻其必救”的战法。 　　车桥战役——攻点打援。1944年3月上旬，粟裕为改善苏中的斗争局面，并为整风运动创造比较安定的环境，在淮安、宝应以东发起以夺取车桥为目标的攻势作战。 　　车桥坐落在涧河(又名菊花沟)两岸，东西2华里，南北1.5华里，河道上有五座桥梁，俯瞰全镇，形如“车”字，是以得名。车桥是联系苏中和苏北的枢纽，是日军第六十五、六十四师团的结合部，仅驻扎日军1个小队，约40余人，伪军1个大队，约500余人，比较孤立突出。驻车桥之敌加高围墙，拓宽外壕，架设铁丝网，修建了53座碉堡，构成了绵密的交叉火力网。以车桥为中心，在外围还有 10余个坚固据点相拱卫。 　　粟裕认为，车桥地处中心，来援方向较多，但敌两个师团部的驻地徐州、扬州，距车桥都比较远，估计不一定来援，其主要增援方向可能来自淮安。据此，他决心集中 5个团的兵力组成3个纵队，采取攻点打援的战法，攻坚与打援并举，以1个纵队夺取车桥，两个纵队于外围准备歼灭增援之敌。后来有的研究者把这次的作战方针表述为“攻坚打援并举，以打援为主”。粟裕认为这不太确切。他说：打援的部队虽多一些，但我们的目的是攻取车桥，解放这一片地区。 　　3月5日晨1时50分，车桥战役发起。我军利用黑暗避开敌之外围据点直取车桥，在炮兵大队的火力支援下，很快攻占了围墙上的所有碉堡并迅速攻入镇内，分割包围各敌伪驻地。于当日中午，全歼伪军1个大队。接着对日军驻守的土圩及碉堡展开攻击，经一天一夜战斗，日军1个小队大部被歼，残敌固守挣扎。我军对车桥的进攻，震惊了周围日军，淮阴、淮安、泗阳、涟水等地日军，纠合伪军共700余人，乘装甲车和汽车分五批驰援车桥。当第一批增援之敌进至车桥以西我韩庄、芦家滩伏击阵地时，我军突然猛烈射击，迫敌进入我预设的地雷阵地。我军遂乘雷群爆炸奋勇出击，歼敌240余人。接着又给逐次增援之日军以歼灭性打击。7日晨，车桥残敌狼狈逃窜。我军乘胜扩张战果，至13日相继收复径口、曹甸等据点 12处，战役遂告结束。我军共歼灭日军大佐以下460余人和伪军480余人，创华中地区我军歼灭战范例。 　　苏中战役——“攻黄救邵”。从1946年7月13日至 8月22日，我军取得宣(家堡)泰(兴)、如南、海安、李堡、丁(堰)、林(梓)五次战斗的胜利。8月23日，苏中之敌为配合淮北敌人对淮阴的进攻，以驻扬州的整编第二十五师沿运河线北上，向邵伯、高邮方向进攻。 　　邵伯是华中解放区首府淮阴的大门，河流港汊密布，仅运河堤一条陆道，地势险要。为保卫淮阴，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粟裕决心以一部兵力在邵伯地区组织防御，阻敌第二十五师北上；主力仍按原定计划向黄桥方向发展进攻，来一个攻黄(桥)救邵(伯)，用攻其必救的办法来调动敌人，寻歼敌人于运动中，并解邵伯之围；“第一个就是消灭九十九旅，第二个如九十九旅不好打或打不着，就舍之而采取攻魏救赵办法，向泰州攻击”，以解邵伯之危。 　　进犯邵伯的敌整编第二十五师拥有日、美式装备。师长黄百韬夸口说：“拿下邵伯少则数小时，多则几天。”23日拂晓，敌开始炮火准备，接着分三路向丁沟、乔墅、邵伯进攻，战斗至晚，进攻丁沟邵伯之敌被击退，进攻乔墅之敌则与我军形成对峙。 　　粟裕指挥所部主力于23日夜间由如皋以南西进，准备攻击黄桥、泰州，以调动进攻邵伯之敌回援。24日，得悉由黄桥东援之敌第九十九旅和由如皋西出援应之敌第一八七旅附第七十九旅1个团即将出动，遂即命令西进部队准备在如(皋)黄(桥)公路上与敌打预期遭遇战。25日晨，敌第九十九旅进至黄桥东北的分界及芹湖地区与我第六师遭遇，当即被第六师包围，展开激战。敌第一八七旅和第七十九旅1个团，在分界、如皋之间的加力、谢家甸一带被我第一师截住并包围。因敌人实有的兵力远比我原先侦察的要多，我军战至26日拂晓，未能解决战斗。此时，我乔墅阵地已被突破。粟裕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野战军主力与敌纠缠在如黄路上，可能导致邵伯失守，从而引起战局剧变。他当机立断，从包围加力的部队中抽出1个旅加强到分界方向，以10个团五倍于敌的兵力，于26日首歼了分界之敌第九十九旅。 　　当这一消息传来，进攻邵伯的敌人全线震惊。敌人因侧背受到严重威胁，且伤亡已达2000余人，再打下去，凶多吉少，遂于26日黄昏狼狈撤回扬州。进行了四昼夜的邵伯战斗胜利结束。 　　27日上午，我军围攻加力、谢家甸之敌的15个团全部到达预定位置并投入了战斗。加力之敌在如皋敌人接应下，分路向东突围。粟裕乘机指挥各部全线出击，将敌歼灭于如皋以西地区，残敌数百人逃回如皋。我军乘胜于 31日攻占黄桥。至此，如黄路战斗结束，我军以伤亡3500余人的代价，共歼敌2个半旅1．7万余人。 　　济南战役——“攻济打援”。济南战役，是我华东野战军于”48年9月主6日至24日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城市攻坚战。这次战役，标志着华东我军在革命战争的道路上，进入最后夺取大城市阶段的开始。当时陈毅在中原军区工作未回，中央军委、毛泽东9月11日电示：“全军指挥由粟裕负责。” 　　济南是山东省会，当时有70余万人口。它北临黄河，南依泰山，地势险要，又是津浦、胶济铁路的交会点和连接华东、华北地区的战略要地，守敌有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3个整编师12个旅约10余万人，控制着东自韩仓，西自长清，南起中宫、张夏，北迄泺口及齐河之间地区。济南市区分内城、外城和商埠。国民党军在日伪时期的原有工事基础上，大加扩建，筑成了支撑点式的永久和半永久的城市防御体系，易守难攻。 　　1948年5月，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发起津浦路中段战役，先后攻占泰安、大汶口、曲阜、兖州等地，济南已处于我军的重重包围之中。蒋介石为屏障徐州，隔断我华东、东北解放区的联系，钳制华东野战军南下作战，拒绝了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关于“退出济南，把军队撤至徐州”的建议，决定确保济南。9月15日，蒋介石下令在孟良崮战役中被歼灭后重建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由徐州空运济南。他得意地说：“济南有坚固纵深的工事，再把七十四师邱维达部运去，足可以守得住。”还制定了一个所谓27万人的“会战计划”，即在济南遭到攻击时，由王耀武部10余万人坚守济南，以第二、第七和第十三兵团主力约17万人由徐州北援，企图在兖州、济宁间击破华东野战军主力。 　　在津浦路中段战役胜利后，中央军委、毛泽东于7月“日电示粟裕，提出华东野战军准备攻取济南，相机歼灭部分援敌的任务。电报指出： 　　“拟令许(世友)谭(震林)于攻克兖(州)济(宁)后，休息两星期，即向济南攻击，迫使邱(清泉)黄(百韬)两兵团分兵北援(敌非北援不可)。此时，你们则寻敌一部攻击，使敌既被迫分散，又首尾不能相顾，利于我之各个击破尔后之大休整。许谭攻济南，可先占领机场，以两三个星期时间完成攻城准备(包括恢复疲劳，补兵，练兵，侦察及部署等)。然后看敌援兵情况，决定先打援或先攻城。如攻城打援均无把握，则收兵休整。” 　　粟裕经过反复考虑，于7月16日电复中央军委：“以许谭现有主力攻济南与打援，势难兼顾”；“建议许谭与我们争取时间休整一个月，尔后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建议，并指示：休整后或在陇海路南北打几仗，然后攻济南，或先攻济南并打援，当视情况临机决断。 　　8月10日，粟裕与华野其他领导人在深入研究中央军委的多次指示后，联名向军委提出以下3个作战方案。 　　第一方案：集中华东野战军全部兵力转到豫皖苏及淮北路东地区作战，切断徐蚌铁路，孤立徐州，并将重点放在打击由徐州出援之敌上，首先求得在运动中歼灭邱清泉的(新)五军，继而歼击其他兵团。 　　第二方案：集中主力首先攻占济南，以必要兵力阻击徐州可能北援的敌人。 　　第三方案：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实施，但有重点地使用兵力，第一阶段先以2个纵队夺取济南机场，11个纵队求歼援敌一部；第二阶段以一部兵力阻击援敌，主力转攻济南。 　　粟裕通过比较，认为以执行第三方案有利。他判断徐州之敌可能分两路沿津浦路及经鲁西南北援，因而准备将打援战场选择在汶河以北、泰安以西、肥城以南地区或邹县、滕县间地区，阻援战场选择在鲁西南金乡、巨野、嘉祥地区。 　　8月12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攻济打援，并指出作战结果有三种可能：第十，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即既攻克济南，又歼灭大部分援敌；第二，打一个大的歼灭战，即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敌；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又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同时指出，依中原作战经验，“如果你们此次计划不是真打济南，而是置重点于打援，则在区兵团被歼，邱黄两兵团重创之后，援敌必然会采取(不会不采取)这种谨慎集结缓缓推进方法。到了那时，我军势必中途改变计划，将重点放在真打济南。这种中途改变计划，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好，但丧失了一部分时间，并让敌人推进了一段路程，可能给予战局以影响。”有鉴于此，毛泽东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方针，即粟裕提出的第二方案，争取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敌。 　　8月26日，毛泽东又根据山东战场敌我力量对比指出，此次战役估计有三种可能：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在援敌已接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我军应争取前两种可能，出现第三种可能，即应由攻济为主改以打援为主，打退援敌后再攻城。因此，攻济应留出预备兵力，阻援、打援集团更应留出强大的预备兵力。 　　遵照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指示和战场的实际情况，粟裕决心以总兵力的44％弱、约14万人组成攻城兵团，由许世友、谭震林指挥，担任攻打济南的任务。其中以3个纵队组成攻城西集团，由宋时轮、刘培善指挥，首先攻占机场和商埠，尔后在东集团协同下攻城；另指挥一部兵力围攻长清、齐河之敌。以2个纵队为攻城东集团，由聂凤智、刘浩天指挥，首先肃清济南东郊之敌，尔后协同西集团歼灭济南守敌；另指挥一部兵力控制黄河铁桥，尔后向南突击。以特纵炮兵主力及各纵队炮兵团组成东、西2个炮兵群，分隶攻城东、西集团。以1个纵队为攻城预备队。 　　粟裕又以总兵力的56％强、约18万人阻成阻援、打援兵团。其中，以2个纵队又2个独立旅，阻击可能由商丘、砀山地区北援之敌；以一部兵力阻击可能由徐州援之敌；以6个纵队配属特纵炮兵一部，分别集结于济宁、兖州和滕县以东地区，待机歼击沿津浦路北援之敌。 　　以1个纵队和各军区地方武装在民兵配合下，积极向当面之敌出击，破坏津浦路、陇海路，配合主力作战。并决定攻济战斗于9月16日发起，预计15天至20天攻克济南。9月2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上述部署。 　　9月16日午夜，华东野战军攻城兵团发起全线猛攻，经八昼夜连续作战，于24日全歼守敌，解放济南。徐州北援之敌，虽经蒋介石一再严令督促，但在我打援兵团的威慑下，迟迟不敢推进与我打援兵团交战，至我军攻克济南时，敌第二兵团方进至城武、曹县地区，第七、第十三兵团尚在集结中。由济南化装逃走的王耀武，在寿光县境内为我地方武装俘获。这次战役，我军以2.8万人为代价，换取了歼敌10万余人(内2万人起义)、攻克济南的重大胜利。中共中央在9月29日的贺电中指出：济南战役“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 　　粟裕后来在谈到济南战役“攻济打援”作战方针的特点时，这样分析道： 　　“我军战史上运用过‘攻城阻援’的方法，即以攻城为目的，大部兵力用于攻城，小部兵力用于阻援，阻援是攻城的手段。我军战史上也运用过‘围城打援’的战法，即以小部兵力围城，这是诱敌来援的手段，而以大部兵力用于歼灭来援之敌，这是目的。我对豫东之战的方案虽是既攻城又打援，但与济南战役不同，那是先攻城后打援，战役分为两个阶段，可伺机行事。这次‘攻济打援’则是在新条件下的崭新战法，特点是在保证有足够的兵力攻下济南的前提下，以大部分兵力用于打援，求得在攻济的的同时，歼敌援军一部，这是达到攻济目的的必要手段。 　　攻城打援分工协作的战役方针，是中央军委、毛泽东和以粟裕为首的华东野战军指挥员围绕战役目的和战役企图，在全面分析战场情况和敌人行动的新特点，科学地预见战场发展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新战法。它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兵学中的“攻其必救”的思想。粟裕对这一新战法的产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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