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一切调度都要着眼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 ——毛泽东 　　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1946年7月至8月，我华中野战军在粟裕、谭震林的率领下进行了著名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先后歼敌6个旅、5个交警大队共5万余人。苏中战役是解放战争初期第一个歼敌最多的战役，也是1946年内歼敌最多的一个战役。毛泽东闻讯后极为兴奋，在战役结束的前三天即 8月28日，就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给各战略区首长的电报。在这份很有名的电报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粟谭军从七月十三日至八月二十七日一个半月内，作战六次，歼敌六个半旅及交通总队五千，造成辉煌战果。而我军主力只有十五个团，但这十五个团是很充实与很有战斗力的，没有采取平均主义的补充办法。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八月二十六日集中十个团打敌两个团，八月二十七日集中十五个团打敌三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 　　毛泽东把苏中战役作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范例向全军介绍，并要各战略区仿照办理，这无疑是对粟裕作战指挥才能的充分肯定，是对粟裕成功地贯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方针的最高奖赏。 　　打歼灭战，这是毛泽东战争指导上的一贯思想，是我军在战役战斗上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详尽阐述了歼灭战的思想。他强调，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的红军，基本的方针只能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他幽默地说，“拼消耗”对中国红军是不适宜的，因为“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这未免滑稽。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决定胜负的东西，而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重大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人，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毛泽东还认为，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其中，集中兵力是首先的主要的，它是打歼灭战的基本战法。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的形势。他说过：“几个大汉打一个大汉之容易打胜，这是常识中包含的真理。”因此，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这是红军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常胜将军粟裕，对毛泽东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不仅理解透彻深刻，而且运用纯熟灵活。他在回忆录中说：“由于红军是在敌人包围之中作战，武器装备一切取之于敌，因此歼灭战一直是我军作战的基本方针。战略战术的运用常以能否达到歼灭敌人为标准。在井冈山时期，红军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依据不同的敌人，采取了不同的战法。对于一打就垮的部队，采取穷追；对于战斗较强的部队，则运用迂回包围。如井冈山第二次反“进剿”时，红军打赣南刘士毅的部队。该敌是地方部队，战斗力不强，与红军刚一接触就逃跑了。粟裕所在的部队一口追了35公里，俘虏敌营长以下官兵300人，缴枪250支。这种追击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追击，而是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战术。 　　粟裕在研究战史时曾经谈到，1930年12月至1931年1月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是一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范例。当时，蒋介石调集11个师又2个旅共10万余人的兵力，统由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指挥，向中央苏区发动进攻。我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向根据地中部实施退却。敌人以平均日行35公里的速度，分多路向我进攻，每路又分成梯队。我军在多路敌人中选择了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的第五十师。这两个师各约1．4万人，我军集中 4万人的绝对优势分别歼灭之。当得悉张辉瓒师孤军深入，已进抵龙岗时，我军迅速定下决心，乘敌立足未稳，集中优势兵力，运用迂回包围战术，于12月30日一举全歼该敌，活捉张辉瓒；接着，又在1931年1月3日歼灭谭道源一个旅，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粟裕根据当面战场的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针，“愈出愈奇，愈打愈妙”、“屡战屡胜”。 　　前面提到的解放战争初期的苏中战役，敌处绝对优势，共15个旅约12万人；我处劣势，共19个团3万余人。正是由于粟裕乘敌之隙，巧妙用兵，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实现了七战七捷。 　　一战宣家堡和泰兴。粟裕乘敌骄狂，进攻前戒备疏松之隙，指挥华中野战军主力第一师、第六师各以6倍于敌的兵力，分别出其不意地向宣家堡、泰兴守敌整编第八十三师第十九旅发起攻击，歼灭敌2个美械团另2个营，共 3000余人，扩展了我军的回旋余地，为转用兵力、连续作战打开了局面。 　　二战如南。我采取避其锋芒、击其侧翼的战法，以少数兵力迷惑敌人，主力则长途奔袭百里，以4倍于敌的兵力，出敌不意地攻击向如南增援之敌第四十九师，在运动中歼敌1个半旅，连同在阻击中消灭的敌人，共1万余人。 　　三战海安。海安是苏中的战略要点和交通枢纽。敌集中6个旅的兵力分路由如皋、姜堰合击海安，我以运动防御阻击敌人，杀伤敌3000余人，创造了敌我伤亡15比1的记录。 　　四战奇袭李堡。我主动撤离海安后，敌误认为“苏中共军大势已去”。我乘敌骄兵轻进和2个旅的部队正在换防之机，集中兵力突然向李堡发起攻击，歼敌1个半旅9000余人。 　　五战丁堰和林梓。我华中野战军经短期休整后，集中主力16个团3万余人，以夜行军插入敌侧后，从敌兵力薄弱的丁堰、林梓打开缺口，钻到敌人肚子里，全歼5个交警大队，另1个营，共3000余人。 　　六战邵伯。我第十纵队3个团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顽强坚守邵伯、乔墅阵地，抗击敌整编第二十五师2个旅的疯狂进攻，毙伤敌2000余人。 　　七战如(皋)黄(桥)路。我军攻黄(桥)救邵(伯)，用攻其必救的办法调动敌人，在如皋、黄桥之间与敌遭遇。我先是集中5倍于敌的兵力，歼灭分界之敌第九十九旅；随后向加力转用兵力，集中15个团歼灭敌第一八七旅和第七十九旅1个团，共歼敌2个半旅约1．7万余人。 　　粟裕在总结苏中战役的经验时指出：苏中作战之所以能获得重大胜利，就军事上来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执行了战略上以少胜多的原则，但在战术上，则恰好相反，采取了以多胜少的打法”。他在后来还回忆说：“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长期熏陶下，我们总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就整个苏中战场来说，敌我兵力对比是三点五比一，由于我们灵活用兵，在第一、二、四、五各决战斗中，我们都集中了三倍以上的兵力对付待歼之敌，有时为了保证全歼和速决，还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四倍、五倍、六倍于敌之兵力。”正因为如此，苏中战役才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毛泽东高度评价说，苏中战役“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朱德也赞扬道：“粟裕是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楷模。他在苏中战役中消灭的敌人比他自己的兵力还多。” 　　在集中优势兵力的具体运用上，粟裕从不拘泥于已往的经验，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调度和使用兵力。他认为，部队数量较少时，可以只对一个作战目标形成优势；部队数量较多时，可同时对几个作战目标形成优势。在大多数情况下，将战区主力集中在一个主要战场和方向上行动，以迅速转换战局。这是粟裕在全局的劣势和被动中争取局部优势和主动，逐渐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最终战胜敌人的基本方法。 　　 解放战争中的华东战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全国的主战场。蒋介石在实施重点进攻时，用于华东战区的兵力占其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27％，占其重点进攻兵力的66％。因此，华东战区是当时我军各大战区中承受压力最大的战区，中央军委也赋予华东战区以较重的作战任务。在这种情况下，陈毅、粟裕始终把集中使用战区主力，作为转换战场形势的最重要的手段。在战略防御阶段，首先将华中主力大部集中于苏中地区，在苏中解放区前部地区进行了苏中战役，胜利完成了战争初期的试战任务；尔后，华中、山东两军合并，又集中9个纵队，进行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重创进犯山东解放区的敌人。在战略进攻阶段，集中华野外线兵团主力首先实施了沙土集战役，后又统一指挥外线兵团和中野2个纵队进行了豫东战役，协同刘邓、陈谢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原战局。接着，又挥师北上南下，集中华野全军，胜利进行了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与中原野战军密切协同，歼灭国民党军主力于长江以北。 　　毛泽东曾经说过，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都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粟裕根据自己的战争实践，体会到集中兵力之所以做起来难，“如何判断和选择重点是关键”。他以济南战役为例。济南守城之敌，在王耀武统一指挥下，以泺口、马鞍山为界，分为东、西两个守备区，守备东线的是中央军，守备西线的是杂牌军吴化文部。显然，济南守敌是以东线为其重点。西线守敌六十九军军长吴化文，在战役前曾有弃暗投明的表示，加之敌人的机场在城西。粟裕遂决定将攻城兵力重点首先用在西线。结果，我军仅用4天就全部占领了济南的外围防御地带。 　　粟裕不仅善于准确地选择和判断集中兵力的重点，而且能够掌握好兵力集中的时机、方向和集中后形成的布局。他多次说到，在我处内线的情况下，不宜在战略上过早集中兵力，以免由于我之过早集中而造成敌人更加集中；集中的时机不当，还可能造成战场被敌压缩得过于狭窄，从而使我处于被动地位。集中兵力的方向应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和战场实际情况，尽可能地利用老区和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并有巩固的战略后方作依托。集中兵力后的布局，应与相邻战区集中兵力的方向相协调，便于战略上或战役上的协同。 　　二、适时转用和连续使用兵力 　　围绕作战重心适时转用和连续使用兵力，是粟裕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思想的一大特色。他在谈到苏中战役时说过，由于我们手头兵力不多，更没有预备队，只能从战场上及时转用兵力。对于这个问题，如南战斗后海安以东休整时，通过团以上干部的战斗总结会议，大家认识到，“几个打一个”决不意味着我们部队的战斗力量差；需要时增调兄弟部队加入作战，也决不“丢脸”。“只要作战需要，战役指挥员也应毫不犹豫地转用部队。”粟裕在运筹战区作战时，往往同时计划几个相互联系的战役，作出一至数月的安排，以便连续使用作战力量。他十分善于在两个战役或两个作战方向之间，适时转用兵力，以掌握主动。在他看来，及时转用兵力和连续作战不仅可以及时捕捉到有利战机，扩大战果，而且往往能够达到出敌意外。 　　苏中战役的宣泰战斗和海安战斗以后，我军又连续进行了如南战斗和李堡战斗，特别是如南战斗，我军从西向东机动100余里寻歼敌人，完全出敌意外，结果都取得了胜利。七战如黄路时，粟裕曾及时将第一师的第一旅由加力方向西调，转用分界，配合第六师等部以10个团的兵力，5比1的绝对优势，迅速围歼了敌第九十九旅2个团。随即又将第六师和第一旅东调，会同第三旅、第五旅以15个团的兵力围歼加力、谢家甸之敌3个团，打了一个干净利落的歼灭战。 　　豫东战役我攻克开封后，部队已连续行军作战1个月，相当疲劳，且有的部队已伤亡近万人。究竟是稍事休整，还是连续作战?粟裕毅然决定抓住有利战机，连续作战，再歼援敌。在歼灭区寿年兵团后，我军准备组织部队胜利撤出战斗，转入休整。此时，敌3个兵团继续向我进攻，特别是黄百韬兵团对我军从战场东部撤出威胁较大，粟裕决心继续战斗，给黄兵团以歼灭性打击。当时我军连续行军作战，伤亡消耗逐渐增大，加之战区久旱无雨，井河干涸，又值炎热的夏季，部队饮水奇缺，吃不下饭，昼夜苦战，体力渐弱，再打这一仗确实相当困难。但广大指战员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下去，投入新的战斗，又歼灭黄兵团3个多团的兵力，全歼敌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十六旅旅部及2个团。 　　粟裕不仅善于组织部队连续作战，而且善于指挥部队不失时机地迅猛追歼残敌，扩大胜利战果，彻底打垮敌人。在抗日战争末期的浙江西部天目山战役中，第一次战役从1945年2月14至18日进行了5天，就有两天是追击。第二次战役从3月6日至26日虽延续了21天，但主要战斗发生在前3天。随后，我军便兵分三路勇猛追击，先后占领章村、孔夫关、羊角岭、潘村等地，又迅速进占东、西天目山。第三次战役，我军于6月21日午后刚刚结束围歼左兵团第一五四、第一五五团的战斗，未及休息甚至来不及打扫战场，掩埋好牺牲的战友，就立即向东急进，去围歼庞大的右兵团。22日晨我军第一、第三、第四纵队即完成了对右兵团的分割包围。部队虽已多次断炊，有的已两天未吃饭，但指战员咬紧牙关，忍饥耐渴，发扬连续作战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经一天两夜恶战至23日夜终将顽军第七十九师和突击第一、第二队大部歼灭，残顽夺路南逃，我军又追至南湖(即横湖)。顽军气势汹汹的第三次进攻，即以彻底惨败而告终。 　　适时组织实施部队的转移和休整，是粟裕关于灵活转用兵力和连续使用兵力的一项重要内容。他历来认为：作为战役指挥员，要十分重视抓紧和利用休整时间，在一定意义上说，要象对待创造和捕捉战机那样重视才行，这是我军得以连续胜利作战的重要保证。在具体做法上，他一贯坚持作战与休整统筹考虑，充分利用作战间隙进行战场休整。 　　例如，1947年1月的鲁南战役即将结束时，陈、粟就判断徐州之敌不久将会发动新的大攻势，决定争取两周时间休整部队，进行战前各项准备。他们主要抓了以下几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将山东、华中的各野战兵团和地方主力部队统一编为11个步兵纵队和1个特种兵纵队，调整充实基层组织，使华东我军进一步实现了组织指挥上的集中统一。 　　第二，召开了干部会议，传达党中央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在总结7个月作战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对毛泽东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和打运动战、歼灭战思想的认识，增强全军的内部团结和统一作战指导思想。 　　第三，抓紧各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战术技术训练，特别是使中央、军委的指示和鲁南会议精神为广大指战员所掌握，大大鼓舞了全军的战斗情绪和必胜信念。 　　第四，在华东局主持下，合并苏、鲁地方机关，以全力部署、动员和组织各项支前工作，统一和健全支前组织，筹集大量粮草、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为我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提供了物质保障。 　　粟裕认为，战役间隙的休整，不只是一般地休息，而是包含着为了以利再战的很繁重且又很复杂的工作内容。况且，面对敌人的大举进攻，战役之间的空隙通常是很短暂的，因此必须十分重视和抓紧休整时机。他还经常根据任务和战场情况，预计战区力量可能的伤亡、损耗和需要补充的数量，抓住主要环节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随战随补，随补随战。如淮海战役开始时华野为36．19万人，战役中伤亡10．5万人，粟裕抓住战役空隙补充地方部队和解放战士，到战役结束时，使华野兵力达到55．1万人，为尔后连续作战作好了充分准备。 　　通过胜利的转移行动来实现部队的休整，是粟裕关于转用和连续使用兵力思想的又一特点。他认为，在作战指挥中，“组织转移是一个值得深思熟虑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与下一步作战任务的衔接，而且直接影响战役本身的成果。战役打得很好，如果转移不当，也会转胜为败反之，战役进行得不顺利，但转移得当，就可以减少损失，改变不利态势。”粟裕组织部队转移的主要方法有：充分利用良好的人民条件，隐蔽我军行动，这在组织长距离转移时尤为重要；挟战役胜利的余威，乘敌惊恐不定、各处败缩之际，迅速脱离战场；在援敌多路紧逼的情况下，我先声夺人，给对我威胁最大之敌以歼灭性打击，震慑敌人，乘势转移。 　　如前所述，豫东战役后，部队经过连续作战，减员较大，十分疲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组织部队胜利撤出战斗，转入休整，就是一个直接影响战役成果的大问题。为此，粟裕对当面敌情和组织部队转移的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被包围的整编第七十二师战斗力不强，且已构筑较坚固的工事转入防御，我只用少数部队予以监视，该敌就不敢出动，对我军转移影响不大。而在向我进攻的敌黄百韬、邱清泉和胡琏兵团中，黄兵团增援积极，对我军从战场东部撤出威胁较大，如不对该敌以有力打击，我军携带大批伤员将难以顺利撤出战斗；即使撤出，各路敌人也会尾追而来，使我军陷于被动。于是，粟裕决心乘黄兵团经长途跋涉，尚未全部展开，战斗力相对减弱之机，先声夺人，给运动中的黄兵团以歼灭性打击，为我军顺利撤出战斗和进行休整创造条件。这样，既能歼灭更多的敌人，又可对邱兵团起震慑作用，使其在我军撤出战斗时不敢紧跟尾击。战斗的发展完全在粟裕的意料之中，在我军给黄兵团歼灭性打击后撤走时，黄百韬一动也不敢动，其他敌军遭我回击后也未敢再进。我军得以顺利进入预定地区休整。待敌人查明我军位置时，我军已休整一周了。 　　三、战役合围与战术分割 　　毛泽东把包围迂回战术和集中优势兵力视为同一层次上的概念，认为没有它们就打不成歼灭战。粟裕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深刻领会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他在谈到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时曾说过：1930年2月30日全歼张辉瓒的第十八师，1931年1月3日歼灭谭道源第五十师的1个旅，两仗相比，打张辉瓒迂回得好，四方面重重叠叠，他跑不掉；打谭道源则因没有迂回好，仅歼敌一半，未能达到全歼。这说明，要打歼灭战，在兵力运用上，必须把包围迂回结合起来，没有迂回打不好歼灭战。” 　　粟裕在指挥大兵团作战中，不仅创造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成功经验，而且在继承我军传统的包围迂回战法的基础上，发展了战役合围艺术。粟裕是我军许多善用合围战术打歼灭战的优秀将领中的杰出代表。无论是在组织每战围歼敌个把师的小规模合围作战中，还是在指挥每战围歼敌几个师乃至十几个师的中型和大型合围作战中，粟裕都显示出高超的战役指挥艺术。纵观我军战史，每次包围敌3万人以上的大中型合围共22次，其中粟裕指挥或参与指挥的作战就达10次之多。 　　粟裕关于战役合围的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战役合围是取得战役胜利的重要前提。他认为：在我军以往的战役中，一般只要对敌人达成了战役合围，胜利就算基本有把握了。既然歼灭战是我军的基本作战方针，那么，在战役中要歼灭敌军集团，就必须实施战役合围。我军的战史充分显示，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反“围剿”作战，还是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进攻战役，未能围住敌人的战役都无一例外地打成了击溃战，而实现了战役合围的战役绝大多数全歼了被围之敌。因此，粟裕在指挥每一战役或战役每一作战阶段时，总是竭尽全力合围敌人，以便不使漏网，力求全歼。 　　第二，战役合围是“战役之关键”。由于合围在战役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因而它通常是战役最紧张激烈的作战阶段，是指挥上最复杂困难的时刻，战役指挥员在战前和战中都应注重对这一作战行动的筹划和把握。粟裕在回忆孟良崮战役时说：六纵攻占垛庄，封闭了合围口之后，尽管敌军还有10个整编师包围着我军，战场形势变得更加险恶，陈毅和他还是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围歼敌人最关键的阶段过去了。 　　第三，战役合围与战术分割同时进行。这是粟裕在战役合围问题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他明确指出：“战役发起后，战役合围同战术分割要同时进行，在实施战役合围、构成对外正面的同时，要向敌纵深猛烈突击，迅速将敌各旅、团分割包围，各个歼灭，务使敌人无法组织协同和互相支援作战。”战役合围追求成建制歼灭敌军集团的目标，被围之敌就常常建制完整或比较完整，能组织有效的防御。因此，为了一举歼灭敌人，不使其猬集成一团，并破坏其协同动作和互相支援，一般应在战役合围的同时进行战术分割，以期逐个歼敌。在解放战争时期，粟裕指挥的多数合围作战有两个特点：一是规模较大，常常一次合围敌人数万；二是常围歼强敌，被围之敌往往有较强的抵抗能力。这就使合转过程中的战术分割显得更为重要。 　　第四，围歼与阻援结合。战役合围是一种具有决战性质的作战行动。我每次志在必得，敌往往重兵救援，这常常使一些中小规模的合围作战演变成大规模的会战。粟裕认为，阻援是合围作战的一部分，没有成功的阻援，就不能真正围住敌人。重视阻援，是粟裕在战役合围指导上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他在指挥合围作战时，经常使阻援兵力多于围歼兵力。宿北战役，他以24个团的兵力歼敌整编第六十九师，以28个团的兵力监视、阻击其他三路敌人；孟良崮战役，他以11个师的兵力围歼整编第七十四师，而以18个师的兵力进行阻援作战；豫东战役第一阶段，他以2个纵队围歼开封，以7个纵队阻击邱清泉、孙元良兵团，第二阶段以4个纵队围歼区寿年兵团，以5个纵队阻援；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中的围歼黄百韬兵团，莫不如此。 　　第五，实现战役合围必须密切配合。粟裕常说大兵团作战犹如一架机器，各个部件都必须按照分工合作，不能有丝毫障碍。因此，战役合围中的协同动作是取得胜利的决定条件之一。有鉴于此，他极为重视协同问题，每次作战总结，必讲协同方面的经验教训。黄桥战役总结，他首先肯定防守兵团与突击兵团的协同配合是比较好的，然后指出：在野屋基战斗中，第六团未能很好配合第一纵队，使一部分敌人得以突围出去，第七团没有帮助第二纵队，以至缴获不大；高桥战斗，第二纵队配合不好，从而使第一纵队不能很快解决顽独立第六旅，第一纵队从高桥、八字桥南下较迟，使黄桥防御一度变得十分困难等。他在总结苏中战役、莱芜战役经验教训时，也一再与各纵队首长研究作战协同上的得失。他在济南战役动员令中写道：“大兵团作战，彼此休戚相关，常常因一部之得失成败影响全局，故必须各自警惕，在上级总的意图之下，兢兢业业，想尽一切办法来完成本身所担负的任务。” 　　合围是打歼灭战的一种基本战法，根据不同的敌人、战场态势和战役企图，灵活、巧妙地运用合围样式，则是一种指挥艺术。粟裕不愧为这方面的大师。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各次进攻战役中所采取的合围样式有很多种，现择要介绍以下几种： 　　其一，钳形攻击式合围。沿敌军集团两翼向合围终点快速机动，用钳形攻击的方法对敌达成合围。这种样式有利于迅速前出到两翼暴露、孤立、突出之敌的后方，封闭合围圈。粟裕不仅在莱芜战役、鲁南战役中成功地运用这一合围样式，而且在上海战役中创造性地加以发展，采用双层钳形攻击的方法合围敌人。 　　其二，分进合击式合围。从多个方向向心攻击，用分整合击的方法对敌达成合围。达种样式要求进击部队处于适当位置，能从不同方向奔袭预歼目标。这通常是敌人已陷入内线作战，战略或战局上已处于被包围、被割裂状态时的合围方法。粟裕在宿北战役和豫东战役第二阶段，曾采用此法。 　　其三，侧正合击式合围。以一部兵力正面阻击，主力从进攻之敌的翼侧向其后方卷击，用侧正合击的方法合围敌人。这种样式通常以主力突击敌后，把突击方向指向敌人的薄弱部位，切断进攻之敌退路，能打乱敌人布势，迅速改变战场态势。在黄桥战役中，粟裕首创这一合围样式。 　　其四，对进突击式合围，从两个方向相向攻击，以对进突击的方法合围敌人。这种样式是从相反的两个方向向敌运动，并在接敌之前或同时向两翼迂回兵力，实现四面包围。在沙土集战役中，粟裕通过长途奔袭对敌整编第五十七师进行南北夹击，同时向黄镇集、龙■（左土右固）垌集机动兵力合围了敌人。 　　其五，伏击式合围。预设口袋，诱敌入瓮，用伏击的方法对敌达成合围。这是最有利的一种围歼样式。粟裕指挥天目山第三次反顽战役歼灭敌第七十九师等部，就成功地运用这一合围样式。 　　解放战争时期，粟裕在许多重大战役中都使用过合围的作战方法。除了前面已谈到的以外，这里再举两个战例。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即第七兵团)。当敌第三绥靖区一部起义后，出现了 30公里的部署缺口，为我军迅速切断第七兵团的退路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粟裕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部署各兵团、各纵队猛烈进击，截歼第七兵团，并向徐州进逼。他命令山东兵团急速穿越第三绥靖区防区，直插陇海路，并与第十一纵和江淮军区独立旅打通联系，准备堵截敌第七兵团西逃并阻止徐州之敌东援；第四、第八、第一、第六、第九纵队排除一切困难，衔尾追击第七兵团；苏北兵团南越陇海路向徐州东南进逼，威胁徐州与堵截西逃之敌。粟裕要求各部队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饥饿，不怕伤亡，不怕打乱建制，不为河流所阻，不为小股敌人所吸引，勇猛穿插，大胆迂回，追击与堵击截击相结合。我军终于先敌占领了黄八集、大许家，割断了徐州与碾庄之敌的联系，将敌第七兵团7个师合围在以碾庄圩为中心的狭小地区内，并奠定了淮海战役第一仗胜利的基础，对尔后的战役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49年4月至5月的渡江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解放南京；第二阶段，我军合围歼灭南京、镇江、芜湖逃敌，占领浙赣铁路；第三阶段，攻占上海，解放崇明岛。 　　在渡江第二阶段，即我军突破敌人的长江防线之后，战役胜利的关键在于能否达成对敌人的割裂和围歼。4月21日，粟裕与张震联名向军委、总前委建议：鉴于第七、第九兵团渡江后，敌尚无全盘部署，抵抗甚微，我应乘登陆胜利之威，促成敌之更大混乱，达成分割包围。他们在作出敌人主力将向杭州撤退的判断后，为迅速切断“京航国道”(即南京至杭州的公路)，不使敌人主力退向杭州，并达成对敌人的围歼，遂令第九兵团率第二十五、第二十七两军全部，以急行军经青弋江、宣城向郎溪、溧阳挺进，不为小敌所阻惑；令第七兵团迅速将攻击箭头转向南陵以东宣城方向，在第九兵团右侧后成梯次队形前进。 　　4月22日夜，敌人开始向杭州撤退。粟裕把指挥的重点转到追歼逃敌上来，全神贯注地指挥东集团和中集团的部队在广德、长兴、吴兴一带会师，封闭合围口，将向杭州及浙赣线溃退之敌，围歼于郎溪、广德及长兴地区。他连续几次电促各兵团加速向指定的合围地区前进，并率指挥机关进驻常州。 　　我追击部队高度发扬了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不怕疲劳，不怕饥饿，不顾春雨连绵，踩着泥泞的道路，跋山涉水，快速行军。当时上上下下的思想都集中在一个字上，就是“快”。25日下午，我第二十八军占领宜兴，第二十三军于同日黄昏占领溧阳，南京至杭州公路遂被我切断。26日我中集团先头部队已进至郎溪、广德地区；同时，我第二十八军进占长兴。27日，中集团的第二十七军在吴兴附近与东集团的第二十八军打通了联系。这样，就封闭了合围口，把敌军10万之众逼入郎、广之间的山区。我追击部队机动灵活，猛插猛打，战至29日上午，将敌全部歼灭。 　　四、从小歼灭战到大歼灭战 　　毛泽东的歼灭战思想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善于根据不同的情况，确定歼灭战的规模和程度。作战形式的不同，执行歼灭任务的程度就不尽相同。一般说来，游击战只能小规模地歼灭敌人，或者消耗敌人；运动战执行歼灭任务；阵地战则有时执行半歼灭半消耗任务，有时主要执行歼灭任务。在战争的各个不同时期或阶段，歼灭战的规模也不同。比如，解放战争初期，在我军刚由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的情况下，毛泽东要求：“注意打小规模歼灭战”，以取得经验；解放战争中期，当我军积累了一些歼灭战经验，并能集中3、5个纵队一起活动时，他就提出“打中等规模之仗”，一次战役要求歼敌3、4个旅；到了解放战争后期，我军打歼灭战的经验丰富了，并能集中7、8个纵队甚至10余个纵队在一个战场活动时，他就要求我军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即便是在同一时期，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状况，对各个战场歼敌规模的要求也不一样。如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对兵力较多的东北野战军，提出的歼灭任务就相对大一些，而对兵力较少的西北野战军，提出的歼敌任务就相对小一些。 　　在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战争实践，善于思考的粟裕形成了颇有特色的关于歼灭战规模的思想。在他看来，歼灭战的规模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敌我双方和战场情况逐步改变的，它必然有一个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认识和把握这一过程的特点、规律，是指挥大兵团作战的重要一环。 　　早在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之前，粟裕就通过对敌我双方互相对立的诸因素中的分析，意识到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将具有新的特点和新的规律。他认为，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和人民解放军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的数量(450万)和武器装备都发展到它统治中国以来的最高峰，人民解放军也发展到127万人，解放区的面积已达 230万平方公里。尽管仍然是敌强我弱，但因敌我力量的重大变化，广阔战场上的运动战将成为国内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我军应充分利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以运动战为主，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在作战形式转变的同时，歼灭战的规模也将经历一个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在指挥苏中战役的过程中，粟裕就认识到：“在兵力对比敌优我劣的情况下，过早地进行大会战，我们是难以有胜利的把握的。在战争初期，我军兵力应该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我军指挥艺术的提高和战局向我解放区纵深发展而逐步集中，由一次歼敌一个旅，逐步集中兵力发展到一次歼敌几个旅，这样比较有利。”后来，他在总结经验时又进一步明确指出：“解放战争开始，敌强我弱的形势很明显，打歼灭战的规模必须有一个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华中主力在苏中几仗打得比较顺利，没有吃过什么大亏，由小到大，逐步发展作战的规模，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 　　在这里，粟裕缜密地分析了解放战争时期歼灭战规模逐步增大的三个条件： 　　其一：敌我力量的消长。解放战争初期，尽管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重大变化，但总的形势依然是敌强我弱。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应充分利用内线歼敌的有利条件，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哪里打仗，各战区之间可以有战略性的配合，但不宜过早作战役性配合。如果急于作战役性配合，我军兵力作更大的集中，则敌人的兵力也将随之作更大的集中，对各个歼敌不利。只有通过小歼灭战使敌人的力量进一步衰弱，使我军的力量进一步增长，歼灭战的规模才有可能逐步扩大。 　　其二，我军指挥艺术的提高。大规模歼灭战是一种大兵团作战，它往往需要集中若干个纵队，甚至若干个野战军协同作战，这对战役指挥的要求是很高的。随着我军在战役上的集中，无论是领导机构，还是所属部队，各方面的关系都会更加复杂，各部队之间、指挥员之间都有一个重新适应、建立信任感的过程。我军的集中又必然导至敌人的集中，使我军的作战对象、作战地域、作战方式等都会发生很大变化。这就需要逐步积累经验，打一仗进一步。 　　其三，战局向我解放区纵深发展。解放战争初期的苏中战役，为了鼓舞士气民心，掩护我解放区的战争准备和各项转变，以及对敌人进行战略侦察，我军是选择苏中解放区的前部地区作战。这就必然使歼灭战的规模受到一定限制，如苏中战役歼敌5万余人是7仗的总和，最大的如黄路一仗，也仅歼敌1．7万余人。而当敌人继续增加进攻我华中的兵力时，为了进一步歼灭敌人，战局必然向华中纵深转移。在这一过程中，我军可以进一步集中兵力，充分利用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开辟战场，调整布局，实行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把运动战、歼灭战推向更大规模。 　　苏中战役后不久，我军就集中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进行了宿北战役，全歼敌整编第六十九师2．1万余人。粟裕称这一仗是“成为两支野战军集中后战役规模越来越大的一个良好的开端，成为歼敌由小到大的一块中间阶石”，认为踏上了这块阶石，再上一步去踩更高的阶石，就比较好办了。宿北战役胜利后，两支野战军继续并肩作战，尔后又统一整编为华东野战军，兵力进一步集中。粟裕又协助陈毅指挥野战军主力，接连打了鲁南、莱芜、孟良崮等大规模战役。在战争的实践中，我军从分散作战到集中作战，由打小仗到打大仗，既打敌人步兵又打机械化部队，既擅长野战又能城市攻坚，使运动战和歼灭战的规模越打越大。粟裕后来在回忆录中深有感触地说：作为战区指挥员应不断地研究、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变化，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敢于适时把战局推向新的水平，而不能坐待条件完全成熟。从孟良崮战役到豫东战役，再到淮海战役，都使他深刻体会到这一点。 　　当我军进入战略进攻阶段之后，依据当时华东和中原战局的发展，粟裕认为，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和我军战略战术的发展，我军的歼灭战应进一步向更大规模发展。 1948年1月22日他向中央军委建议，长江以北刘邓、陈粟和陈谢三支大军应采取忽集忽分的战法协同作战，以求彻底歼敌一路。粟裕曾谈过他当时的一些考虑。他说：我军自孟良崮战役后一直没有找到打大歼灭战的战机，我对此不断地进行思考。我认为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战略战术的变化，我军的歼灭战将进一步向更大规模发展，这可能是个客观规律。因为敌人在多次遭我歼灭后，兵力已大为集中。如果我们不能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战机则势必难寻。基于这些考虑，他觉得这一时期在中原很少打到歼灭战，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敌我兵力对比过于悬殊，敌人除了以一定数量的兵力固守点线外，还集中了几个各由2至4个整编师(军)组成的较强的主力兵团机动作战。黄淮平原上，交通比较发达，敌人有一定的摩托机械化装备，机动较快。如果一点被攻，三五天内敌援军即可赶到。我军若在三五天内不能解决战斗，势必要放下嘴边的敌人，迅速撤出战斗，否则即将陷入被动。而我军当时为开辟新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基本上是采取分兵应战。刘邓主力3个纵队分散在大别山、淮西两区域，2个纵队开辟桐柏、江汉两区域；陈谢兵团(2个纵队)在伏牛山区及其以北；华野除留许谭兵团 (4个纵队)于山东、苏北兵团(2个纵队)在华中坚持外，第三、第八、第十纵队由陈士渠、唐亮率领在豫西行动。陈粟手中只有4个多纵队(一、四、六纵、中野十一纵和兵力约为1个师的两广纵队)在豫皖苏和鲁西南地区作战。由于敌人总是集中3、4个整编师(军)一起行动，而我军主力较为分散，因而许多战机不得不放弃。如果我们要想歼灭敌人，必须集中足够的兵力，既要有足够的攻坚力量，还要有足够的阻击多路援敌的力量。不仅如此，由于敌人机动兵力密集，在歼灭一路敌人之后，更多的敌人又会纷纷拥上，新的战机又将出现，打了一仗之后还要打第二仗、第三仗，一个战役可以发展为两三个阶段来打，部队必须准备连续作战。这样，在中原歼灭敌人，就必须高度集中兵力，从打大歼灭战着眼去作准备，才能打到敌人，歼灭敌人。如果着跟于只打小仗，每次求歼1至2个正规旅，想积小胜为大胜，那么由于敌人兵力集中不易分割，而增援较快，往往连小歼灭战也打不成。正是根据这一特点，粟裕深感必须尽可能地集中更多的兵力，组织强大的野战兵团，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非如此就不能逐次歼灭敌军主力，就不能迅速改变中原战局。 　　豫东战役歼敌9万余人，就是在粟裕的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他在回忆录中说：“豫东战役的胜利证明，适时扩大战役规模，组成更为强大的野战兵团。以对付敌人的高度集中，比以较小的野战兵团，寻歼较小目标的敌人，对我更为有利，发展下去，势将成为我军同敌人主力的决战。” 　　济南战役前夕，中央军委于1948年7月14日曾电告粟裕：拟令山东兵团向济南攻击，迫使邱清泉、黄百韬兵团北援，此时，已转入外线作战的西兵团寻敌一部攻击之。粟裕经过慎重考虑，建议集中华东野战军全部兵力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中央军委采纳了他的意见。华东野战军只用了8昼夜即攻克了济南，而援敌惧歼未敢出援。粟裕认为，济南战役中敌人南线3个兵团在我军前沿徘徊，不敢北上交手，说明敌人是在避免不利条件下与我军打大规模之仗，也说明我对敌进行决战的有利条件已逐渐成熟。 　　淮海战役即将发起时，粟裕意识到该战役将发展成为规模巨大的战略性战役决战。为使我中原、华东两大野裁军和地方武装密切协同，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他向中决军委建议：请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中央军委第二天就复电同意他的建议，并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统筹淮海前线作战事宜和地方支前工作，临机处置一切。此外，他还建议召开华东、华中、中原、冀鲁豫四方及中野、华野代表参加的联合支前会议，解决大兵团作战的供应和运输问题。在总前委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我军取得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 　　粟裕关于歼灭战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必须以解放区作依托。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重大建议，都强调大兵团背靠老解放区作战，比远离解放区作战更有利于改变战局。在他看来，依托解放区作战，有利于集中解放区的人力、物力，直接支援战争；有利于进行战争动员，大打人民战争；有利于转移兵力，选择战场；有利于封锁消息；有利于部队的休整和补充。解放战争中，当我几十万大军在广阔的农村根据地实施机动作战时，解放区人民全力支前，为夺取战争的胜利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特别是人力、物力的消耗很大(沂蒙山区汽车抵不上大车，大车抵不上小车，经常保持50万民夫保障我们的40万军队的供给)。沂蒙山区敌我双方武装一百万以上，民夫130万，摆在纵横一百里的地区内，人力、物力的消耗空前巨大，山东的水都几乎要喝干。” 　　粟裕这一思想的前提，就是深刻认识到大兵团打大歼灭战，需要有雄厚的后勤支援力量。大兵团作战战场范围广，参战兵力多，战役规模大，机动性强。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有可靠的物资保障。当时华东野战军本身的后勤力量有限，衣食住用及许多战勤工作几乎全靠人民群众来承担。在3年解放战争中，山东人民有700多万人参加了支前行列，将4亿多公斤粮食及大量的作战物资运达前方，保证“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同时，我军也建设了一些有近代化技术的军工企业。当时，华东地区作战的炮弹供应，主要来自于大连的建新公司。粟裕曾说过，华东战场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人民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炮弹。 　　粟裕经常吟诵陈毅的《记淮海前线见闻》一诗： 　　几十万，民工走不通。 　　骏马高车送粮食， 　　随军旋转逐西东， 　　前线争立功。 　　担架队，几夜不曾睡， 　　稳步轻行问伤员： 　　同志带花最高贵， 　　疼痛可减退? 　　…… 　　 每吟至此，粟裕就仿佛回到了当年的华东战场，听到了那隆隆的炮声和千万辆支前小车发出的有节奏的鸣响……是的，没有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援，我军一次比一次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就不可能实现，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成为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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