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慈悲」 　　----谭嗣同儒、佛、耶宗教情操之探讨 　　 　　邬昆如（辅仁大学哲学系教授） 　　 　　一、 绪 论 　　 　　(一)谭嗣同并非哲学家，亦非宗教家；但作为清末爱国志士，其知识层面极广，其生命情操尤以宗教信仰为主轴，特别以自身所经历之耶、佛、儒三教体验，在大着《仁学》一书中，表现出其丰富的哲学思想。 　　 　　(二)《仁学》书中的哲学辩论，说法指出「各教肉身不同，法身则一」，并以此理念为基础，来统合儒、佛、耶三教，更以宗教行为之「三教教主一也，吾拜其则皆拜矣」作为三教合一的实践。 　　 　　(三)本文说法从谭氏《仁学》中对三教核心教义「仁」、「爱」、「慈悲」三者为总，并试从「宇宙论」、「人性论」的哲学思路进程为纬，来铺陈谭嗣同宗教情操中西合璧与儒、佛、耶会通的内涵。 　　 　　二、中、西、印文化史 　　 　　(一)《仁学》一书，若从文化「纵」的层面向探讨宗教问题，几乎可以说亦就是对中、西、印三大文明的纵向理解，谭氏在《仁学》中说：「三教其犹行星之轨道乎？佛生最先，孔次之，耶又次之。乃今耶教则既昌明矣，孔教亦将引厥绪然，而佛教仍晦盲如故。先生之教主，教反后行；后生之教主，教反先行；此何故欤？岂不以轨道有大小，程途有远近；即运行有久暂，而出见有迟速哉？佛教大矣，孔次之，耶为小。小者先行，次宜及孔，卒乃及佛，此其序矣。」（注1） 　　 　　这显然以教主的出生先后为序，佛教教主释迦牟尼生於纪元前565年，孔子生於纪元前551年，而耶稣基督则於公元1至4年出生。中西印的三教教主出生时、地的不同，则形成了不同的宗教。 　　 　　「凡教主之生也，要皆际其时，因其势，量象生之根器，而为其现身说法。」（注2） 　　 　　(二)但三教教义因时空差异而不同，而其宗教产生的背景也大不相同。这就是中、西、印三地文化之所以没落，而教主之生，恰好扮演救世者的身份，出来救苦救难。谭氏说：「以公羊传三世之说衡之，孔最为不幸。孔之时，君子之法变，既已甚密而孔繁，所谓伦常礼义，一切束缚箝制之名，既已浸渍人人之心，而猝不可兴革，既已为据乱之世，孔无如之何也----据乱之世，君统也。-----耶次不幸。彼其时亦君主横恣之时也，然而礼仪等差之相去，无若中国之悬绝，有升平之象焉。故耶得伸其天治之说於升平之世，而为天统也。----惟佛独幸，其国土本无所称历代神圣之主，及摩西约翰禹汤文武周公之属，琢其天真，漓其本朴，而佛又自为世外出家之人，於世间无所避就，故得毕伸其大同之说於太之世，而为元统也。」（注3） 　　 　　公羊传三世之思想，原就是历史哲学之见解，据乱世为始点，为古圣先贤所观察，所感受到的文化没落状况，而挺身而出，指点迷津，提出化解之道。谭氏也就把这种背景描绘着孔子的时代，升平世则是中站，表示已经有着化解困境的智力，教主也从此处着力，希望文化继续发挥潜力，迈向更完美的太平世。谭氏认为耶稣基督所处的时代，要比中国好。故而用「升平世」来描绘基督宗教的兴起背景。在谭氏看来，公羊传所说的太平世，立足释迦牟尼在印度时的文化背景，而释氏顺势悟道宣道，而蔚成佛教的大总大法。 　　 　　显然的，谭氏衡量三教产生历史背景，皆站在儒家的政治和社会理念，以「人」为本，以个别的人的安身之命，以群体社会的安和乐利为尺度，来衡量文化的兴衰；而这兴衰则以治道的仁政暴政作思考的入门，仁政必兴，暴政必亡的道德法则，作为历史哲学的规范。 　　 　　(三)儒家政治社会治乱兴衰的标准是道德进路，而非俗世的或是法家所依侍的国富兵强。也因此，谭氏运用了儒家道德学说的核心概念「仁」作为其着作的书名；「仁学」不但是谭氏代表作的名称，而其内容更以「仁」作为宇宙本体，作为「仁」开显自己在宗教上的各种情操之首。「仁」不但可以与「爱」和「慈悲」互换，而且根本就涵盖了其他诸德，是诸德之和，是各种宗教情绪的浓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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