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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张建木译《印度佛教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 年,页151。 [2] 我们或可说,由於佛与佛教诸祖师(除密宗祖师)皆於道果(涅槃)示现缘起的「无常」法则(示现应该有死),而非示现「生死本无自性,经由善修缘起人能成仙无死」,所以在「缘起法则」都可说得通的情况下,「示现死」是对立了「生生之道(生死是俗)」命题的一则公案。 [3] 辨识出哪些「公案示现」是「成立」的,哪些又是「不成立」的──「成立的」,其中才有真悟,才能证成你我当下的禅师存有。胜法,乃至万法,唯当因缘和合而得假名成立,在缘起辩证中无必然的成立,而正因此才呈现「胜法的成立」背后重重无尽辩证不息的胜妙;一法得立,则全观诸缘皆应相应、成立;若有一法不能「自圆其说」,则前所举的理事都只是虚妄。若禅师那「自在解脱、超越生死」的「示现的死」成立,则根据缘起法则,检视其内缘起,全观其生命史及存有,亦应遍见其解脱相应。 [4] 如在临刑前大呼「有心杀敌,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其中「有心杀敌,无力回天」或许暗示他对「心」「力」的有别,有了内在的自觉。而「快哉快哉」正是上述矛盾在一个神秘心境下的统一。 [5] 若以「位格主体性存有」作为贯串一切伦理原理(包括形上法则与缘起法则)的观点,则:「纯粹的主体性」,无生真如,须贯串缘起法的伦理实践,以期圆满实现在佛(超个人)的位格中;而(个人)以「死」(去)作为一种「生」(来)的实践,(在缘起法则中)便可以说是一种「主体性的极致」。因为是极致的、超越性的,所以称为「大生」「大来」。 (在形上学的伦理法则中,当在生命之上,还立着一个「更高的主体」如灵魂、上帝,则上面的命题并不成立。而烈士殉道或道士获赐仙丹便只是那「更高的主体」的非超越性的实践罢了。) [6] 依据缘起法则,对自杀者(如佛陀当时对待自杀的几位「可能圣者」)的检视,不应止於戒律或世间成见的价值批判,而是应该深入检视当事人身心的爱着是否能放下、自杀者否能相应道的缘起。 [7] 因为其「所悟之道」的成立,是与其身心的种种法、种种生灭,都要相依相待才能成立的。也可以说:人生中的任一施为,唯有能够「自圆其说」的才是能成立的,能通过内缘起的检视而许为「有道」的。若尚有一丝杂染造作,则不免「受后有」,而其「悟道」也根本不成立了。 [8] 父名继洵,字敬甫,咸丰九年己未科进士,在京师任郎曹十馀年,故嗣同幼年在北京出生成长。 [9] 谭嗣同的母亲徐五缘,是浏阳国子监生韶春之女。谭的<先妣徐夫人逸事状>「先夫人性惠而肃,训不肖等谆谆然。自一步一趋至植身接物,无不委曲详尽。又喜道往时贫苦事,使知衣食之不易。居平正襟危坐,略不倾倚,或终日不一言笑。不肖等过失,折 操笞不少假贷,故嗣同诵书,窃疑师说以为父慈而母严也。」嗣同之成为近代重要人物,得之母教者深远。 [10] 欧阳中鹄是同治十二年癸酉科举人,官至广西按察使。 [11]光绪二年北京大瘟疫,他的母亲和伯兄嗣贻、仲姊嗣淑,先后五天内死於这次瘟疫中。这是他「复生」前未曾受过的深重劫苦。 [12] 「复生」两字是谭嗣同父亲字之,而非谭嗣同自取。 [13] 母亲死后,他「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之苦,故操心危,虑患深,而德慧术智日增焉。」(见梁任公〈谭嗣同传〉)。后来他在仁学一书中,对中国伦常观念有不少过激的想法,可能与童年的生活环境有关。 [14] 「大刀王五」是留名后世的侠者,名王正谊、字子彬。梁启超曾说到他「所谓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浏阳少年(指谭嗣同)尝从之受剑术,以道义相期许。戊戌之变,浏阳与谋夺门迎辟,事未就而浏阳被逮,王五怀此志不衰。庚子八月,为义和团所戕,志以殁。」见华世出版社《谭嗣同全集》页496。 [15] 康有为因「强学会」遭受压迫,受了沈增植的劝告,先一月到上海去了。 [16]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生於清同治十二年(1873)。他是近代的思想家、佛学研究者。与康有为并称「康梁」。光绪22年,梁启超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等论文,阐扬变法维新思想。任公研究佛学的缘起,与他老师康有为有关,在他「三十自述」一文中说「先生又常为语佛学之精奥博大,余夙根浅薄,不能多所受。」他在上海、北京与谭嗣同交往,二人常「相互治佛学」,时谭嗣同以候补道在南京候补,与任公交往密切。谭嗣同随杨仁山学佛,着「仁学」一书,颇受任公之影响。翌年,任公到长沙,主讲於湖南时务学堂,蔡锷(松坡)亦为时务学堂学生。光绪24年,以徐致靖之荐,入京陛见光绪,奉朝旨办京师大学堂及译书局。是年八月,参加「戊戌变法」,年底变法失败,出亡日本,为时十四年之久。在这段期间内,他广读西方学术着作,思想为之一变。 [17] 熊希龄,湖南省凤凰县人,清同治九年(1870)出生。父亲熊兆祥是武官,官至总兵。母亲吴氏是苗族妇女,乐善好施。他自幼有神童之誉,24岁成进士。光绪20年甲午7月,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丧权辱国。熊希龄感到非维新变法不能图存救亡。与地方人士皮锡瑞、欧阳中鹄、谭嗣同、唐才常等,都协助陈巡抚推行新政。希龄到长沙谒见湘抚陈宝箴,宝箴委之为「时务学堂」总理(后梁启超也到湖南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希龄除主持校务外,与谭嗣同等创办湘报,鼓吹变法,组织「南学会」。光绪24年八月,清廷电召熊希龄及湖南学政江标入京陛见。希龄北上前,到衡阳去向父亲辞行,不意在赴衡阳途中感染了痢疾,卧床月馀,耽误了进京的行期。九月下旬上众中发生「戊戌政变」,谭嗣同等罹难。希龄一向被视为康梁党徒,他因病未能进京,避过了一场大祸。希龄后来谈到这段经过二层谓「向非一病,当与六君子同命成为七贤了。」 [18] 在光绪23年三月,翁同受谭继洵探访后写的日记中,说道:「谭敬甫中丞来,此人拘谨,盖礼法之士,从前不知,而有此子何也?」文中显露出翁同的认同「礼法之士」以及对谭嗣同的叹异。 [19] 到南京不久,他便认识了杨文会。杨文会早年曾佐曾国藩幕,后来在杭州为曾公办军粮。同治三年,曾国荃破太平天国军,攻克金陵,次年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檄调杨文会到南京督办江宁工程局事务。光绪初年,曾以随员身分随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出使欧洲。他由欧回国时,曾购买了一批自然科学仪器,带回国内进行实验。 [20] 参见梁启超<谭嗣同传>。 [21] 以讨论时局为主,希望以「湘报」作为南学社的喉舌,以传播南学社的改革主张。 [22] 《仁学》凡五十篇,分上、下两卷,约五万馀言。 [2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书成(嗣同)自藏其稿,而写一副本 其友梁启超,启超在日本印布之,始传於世。」 [24] 大同书汲取佛教智慧,却不属佛教情调 [25] 谭氏也是由於自身的独特缘起,故而其思想虽与华严、唯识高僧同洗链於类似的佛学,其《仁学》体系仍与彼辈华严、唯识高僧的风格迥异,甚至不算严谨的华严、唯识学。 [26] 关於本文认谭嗣同《仁学》中的这一段文字为「道次第命题」,详论於本文的〈结论〉一节。 [27] 见述於梁启超<三十自述>一文。 [28] 类似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布曼德的「无线物」意义上的朴拙唯物论。 [29] 佛教唯识宗的名相,指人的主观意识变现出来的被认识的形相或相状。 [30] 「以太也,电也。粗浅之具也。借其名以质心力。」以太或电只不过是世间粗浴琵陋的东西。借用它们的名字是为了说明「心力」的本质。 [31] 《仁学》:「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 [32] 《上欧阳中鹄十》:「以之感一二人,而一二人化,则以感天下而劫运可挽也。」 [33] 借用现象学、哲学人类学家Max Scheler的概念。 [34] 要检视仁学体系的这一特点,可参照他的思想缘起之一──康有为《大同书》的提出理想境界。 [35] 谭嗣同讥讽那些复古守旧、反对变法的顽固派说:「古而可好。又何必为今之人哉?………今之自矜好古者,奚不自杀以从古人?」(《仁学》卷上)对他们的「极旧极敝,残朽不灵」表示了极大的蔑视。 [36] 若如杨朱等哲人,立「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的哲学,则要「充分实践自己的哲学」,或许是容易得多。 [37] 《谭嗣同全集》卷三,第22篇(七月23日),页326:「大劫将至矣,亦人心制造而成也。……人心风俗之受害,殆不可胜言;无术以救之,亦惟以心救之,缘劫既由心造,亦可以心解之也。…心之用莫良於慈悲…」。 [38] 《谭嗣同全集》卷三,第22篇(七月23日),页328。本文中「欧阳瓣疆」的疆字缺艸字头,因排版缺字体,容后修正。 [39] 《谭嗣同全集》页428「思纬壹壹台短书--报见元徵」。 [40] 辑於华世出版社《谭嗣同全集》,页495。 [41] 梁启超:「所谓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其一乃大刀王五…」。这个「两昆仑」的解释可能出自於梁对谭的较深入的个人了解。 [42] 参见梁启超<谭嗣同传>。 [43] 须注意的是,『冲决』的前提是深观其缘起,深得其缘起,这就像禅宗所谓的『有所提起者,才能谈放下。』例如谭嗣同要『冲决伦理的罗网』,是基於对伦理学的充分体会掌握,以及对伦理实践的圆满。而不是今天忽视伦理者的『破除伦理』。看谭嗣同生命情调,根本是相当深入伦理性的,而他的重视伦理,可处处徵之於他对师长的崇敬,对家国的奉献等等面向上。〈思纬壹 台短书报贝元徵〉:『夫伦常者,天道之所以生生,人道之所以存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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