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第二中学的前身是福建学院附属中学。当年，我的爸爸蒲风在该校担任高中国文教员时，曾留下许多抗日爱国诗篇。1979年春，应上海文艺出版社和《福建文艺》编辑部约稿，我偕同爱人陈松溪，经常到福建省图书馆查阅有关爸爸在福建的资料。在该馆领导和有关同志支持、帮助下，我找到了爸爸在1936年冬亲笔题赠福建省立图书馆和福建学院图书馆的诗集《钢铁的歌唱》、《生活》，以及多年来一直未搜集到的诗论文集《抗战诗歌讲话》和诗集《抗战三部曲》。这些意外的发现使我们万分兴奋，也引起了我对爸爸的深切怀念。 　　我的爸爸原名黄日华，曾用名黄飘霞，另有个笔名叫黄风，广东梅县隆文乡坑美村人。1911年9月9日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从小就喜爱诗歌，16岁开始从事诗歌创作，并在同年(1927)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他入上海“中国公学”读书，经常与进步青年一起，在左联领导下参加革命活动。1932年，他和任钧、扬骚等在沪组织成立“中国诗歌会”，为该会发起人之一。1934年，他的第一部诗集《茫茫夜》出版后，又出版了长篇叙事诗《六月流火》，诗集《生活》，引起了国内外广大读者的注意。1936年，斯诺的前妻海伦·福斯特曾经在《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中写道：“蒲风可能是最值得注意的左翼诗人”。鲁迅先生曾亲自代购《六月流火》寄给在北方的曹靖华同志(见《鲁迅书简——致曹靖华》)。 　　1936年春夏之间，爸爸从东京回国，怀着高昂的爱国热情，写下了《我迎着风狂和雨暴》。这首诗和《茫茫夜——农村前奏曲》，都于1956年被选入《中国新诗选》和1980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近几年，国内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新诗选集，如《中国新文学大系》等多有选用。 　　1936年夏末，爸爸应聘从青岛来到福州，在福建学院附中任教，先后写出了《青年九·一八》、《少年福建》、《飞鹰，飞向台湾去吧》等诗作。9月下旬，他整理回国后所写的诗，编成集子《钢铁的歌唱》，并附上《怎样写“国防诗歌”》一文，由上海诗歌出版社出版，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初版 1500册很快就卖光了。 　　1936年8月，日伪军侵犯绥远，11月，驻绥的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福州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掀起了援绥热潮。这使爸爸兴奋异常，接连写出了《欢呼西北的炮声》和《战线不单在绥远》这两首充满战斗激情的诗篇，指出福州人民也“肩负着杀敌的任务”，也都“曾出力而且英勇地挖掘日帝国主义的坟墓。”面对着当时抗日战争的现实，爸爸极力主张写“国防诗歌”，认为“‘心防’最为迫切。”为了开展新诗歌运动，他到福州不久，就在《星星》上发表文章，提出“我们要组织诗歌会!我们需要团结!” 　　“打起热情来!”—一这是爸爸到福州以后，向新诗界提出希望和要求的具体口号。他常常邀请同学谈心，宣传国防诗歌的意义，阐述自己的主张；朗读自己的作品给他们听，把自己刚出版的诗集赠送给同学们，请同学们提意见；他发动同学们“打起热情来”，学习好功课，坚持业余写作，以诗歌为武器，投入抗日救国的斗争。他热情地帮他们修改稿件，并把稿件向报刊推荐。 　　在福州期间，爸爸培养的一批青年诗歌作者，如谢培贞、康雄飞、梁碧瑜，叶可根等都很快地成长起来。他们的作品经常发表在福州的《艺术座》、《民族战线》和厦门的《鹭风》上，受到读者的好评。当时担任《艺术座》诗刊主编的诗人雷石榆就曾在《告别读者诸君》中说：“几位新进作者的成绩是相当可惊的。”他并指出：象梁碧瑜、谢培贞、康雄飞等都“有不可轻视的才能”。实则，他们这些人在创作见解上，作品风格上都是受到爸爸的影响。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女学生谢培贞写了《抗战》一诗，发表在《福建民报》上。女学生梁碧瑜写的《送壮丁入伍》在《民族战线》上发表，编者还加了按语，指出：“作者梁先生以强烈之抗敌情绪，一气呵成此曲，足以激励同胞爱国，共赴民族战线，争取我‘中华民族’解放之最后胜利。本刊有此项作品，为破题儿之第一遭……”(1937年12月31日《小民报》)。《鹭风》第七期诗歌专号，在一则《诗坛消息》中，还曾客观地作了如下的报道：“福州艺术学院附中之有诗歌青年，原因是去年蒲风曾在该校播种，后来蒲风因母病返家，代任者又是诗人雷石榆，故有今春夏所开之《艺术座》花朵。” 　　为了帮助青年作者写好诗，爸爸总是不惜花费休息时间，热情地帮助他们修改作品。往往是当他一到那里，信件、诗稿也就跟到那里。(详见另文1937年1月7日日记。) 　　除了帮人家改诗，爸爸也经常为新诗人写序。1936年9月13日，他在福州时，就曾为工人业余作者江岳浪的诗集《饥饿的咆哮》写序。在序言中，爸爸鼓励青年习作者要“不断地写作，不断地学习，这最是我们新诗人所要采取的态度。” 　　这也正是他自己行动的写照。 　　爸爸十分喜爱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的诗篇。在东京时，他曾买了日文版的普希金诗集带回来，想把这些诗翻译过来，介绍给读者。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值此新诗歌的新形式始立不久，而洋化声浪正浓聚的今年，我们不是更有必要有如普式庚一样的抓紧我们的工具(大众语言)，作为武器，而充实以时代内容，以青春的势力，起来为中华民族歌唱么?”当时他的日文水平并不高，刚好青年学生叶可根(原籍福清县，侨生于日本)，在日本读完初中，回到福州念高中。于是，爸爸就虚心向这位学生请教，后来还同他一起选译普希金的诗。他们利用课余时间翻译了《三泉》、《给普斯真》、《冬夜》，《回想》、《预感》、《阿里思》等。当初稿完成时，恰好爸爸的亲密诗友、诗人雷石榆应邀来到福州。曾在日本担任过“左联”东京分盟领导下的刊物《诗歌》的主编，日文水平很高，曾经用日文在东京出版过诗集《沙漠之歌》。爸爸十分高兴地把一大叠诗稿送给雷石榆修改定稿、，于1937年2月发表在《文学》八卷二期上。通过这样虚心求教和反复修改，爸爸的日文水平提高了，能够独立译诗了。这些译诗后来都收入 1938年出版的《普式庚诗钞》。翻译普希金的诗，对爸爸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他在1937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夜忽有诗情冲动，今早笔而成诗，得《告诉日本帝国主义》一首，长约五十行。音调沉痛、悱恻，在我是稍为感到满意的。”他承认：“翻译过《普式庚诗钞》后，对于我，真是大有帮助呵I” 　　1937年1月17日，爸爸回到广东汕头和家乡梅县后，还照样关心福州的诗歌运动。他仍然是《南风》的特约撰稿人，同福州的诗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把稿件寄到福州的报刊上发表。 　　1939年12月，厦门诗歌会成员李青鸟来到福州，与福州的诗友合办了《战线诗歌》。爸爸知道后也是给予热情的支持，他在这个诗刊上发表的作品有《<取火者颂集>自序》、《值此周年》、《晚会》。又在另一个文艺副刊《纸弹》上发表他的新作《慰灵祭》等。这些都说明了，爸爸无论走到那里，总是着意在生活的底层培养诗人。不论士兵、店员、邮差、教师、学生，或是机关勤杂人员，只要他们热爱新诗，便寄予希望，给予热情的帮助，同时成了他的“座上客”。爸爸生前常说：“我们是新诗歌运动的推广者。”他自己也以笔耕不辍，时有新作问世，来实践自己的诺言。 　　1940年10月，爸爸决心为祖国自由独立而斗争。他带着妈妈，经过地下党的介绍，通过重重封锁线，到新四军去，开始了他既拿枪杆子叹拿笔杆子，是战士又是诗人的新的生活。“皖南事变”突围后，由于过度劳累，他旧病复发，于1942年 8月13日逝世于苏皖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结束了他勤奋战斗的一生，时年仅31岁。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爸爸在他短促的一生中，先后创作诗集16部，诗歌论文集3部，译诗2部。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蒲风诗选》。1985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蒲风选集》。去年，广东、福建两省文联、作协等6个单位又联合在广州广东大厦，为爸爸诞辰80周年召开了隆重的记念大会和学术研讨会。我想，爸爸有知，一定也会万分高兴的吧! 　　 　　（作者黄安榕系蒲风先生女儿，任福州市文联副主席等职）

原文1993.10 发表于《福州文坛回忆录》  浏览：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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