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作家、革命烈土蒲风，离开我们半个多世纪了。过于紧张的战斗生活和劳累的工作，使他积劳成积，病魔剥夺了他年轻的生命。 　　蒲风的一生虽然短暂，但闪耀着不灭的战斗光茫。他的一生和新诗歌运动联系在—起，和人民大众联系在—起，和时代联系在—起。 　　在《诗人》一诗中，蒲风发出了“至真至诚的呼声”： 　　诗人，诗人! 　　你是时代的前哨， 　　你是大众的良朋， 　　你是自由幸福的追求者， 　　你也是悲衷、苦痛的代言人。 　　这是蒲风对诗人热切希望和真切的呼声，也是他从事新诗歌运动的实践和自我写照。 　　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蒲风，从小受到进步和革命的教育。中学读书时期，他便参加革命团体的活动。在街头散发革命传单，张贴标语。十六岁那年(一九二七年)，他参加了共青团组织。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他写的《鸦声》发出愤怒的声音：“到处都有残酷的屠杀；到处都有草菅人，命的屠场。"诗人在怒火中进出理想的火花：“但是，人们哟!，新鲜的旗帜在飘扬!” 　　诗人站在时代的前哨，不仅需要政治的热情和敏感，还需要顽强的革命意志。无论是革命韵高潮或低潮，顺利或挫折，蒲风都没有消沉过，从没有放下手中的武器——诗歌。即使侨居印尼，他仍和战友合办进步刊物，和地下党取得联系系。 　　回国后，蒲风战斗激情越烧越旺。"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示威游行、请愿等活动，走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最前列。参加“左联”后，积极酝酿成立诗歌团体。一九三四年夏，在白色恐怖笼罩卞，“中国诗歌会"遭到严重破坏，蒲风奋不顾身，他由上海回故乡广东梅县途中，在船上写了《海鸥》，借水鸟不停地扑打水面没有片刻休息的形象，表达自己不懈的斗志。蒲风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写了长篇叙事诗《六月流火》，歌颂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回国后，正是抗战爆发前一年，他为抗战奔走呼号，出版第二部国防诗集《抗战三部曲》，又出版长叙事诗《可怜虫》。一九三八年，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蒲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积极响应党的抗日统—战线的号召，竭尽心力。此后，他的思想境界更高了。他说：“假如过去的‘生’多少仍只圃于诗歌运解放事业。我们可以引用鲁迅评价叶紫的一段话，移用在蒲 　　风身上：“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纪的经历，在转辗的生活中，要他‘为艺术而艺术’，是办不到的。但我们有人懂得这样的艺术，一点用不着谁来发愁。” 　　蒲风是大众的良朋。他忠贞不渝地提倡诗歌的大众化，而他诗歌的实践，也一直朝着大众化的道路上前进，这就使他的新诗歌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众相一致，他的诗歌方向，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向。 　　诗歌大众化的基本特征是：诗人和大众打成一片，诗人是大众中的一员，又是大众的代言人，发出人民群众的心声。在诗歌形式上，为群众所喜闻乐见。这就使蒲风从根本上摆脱“化大众”的倾向。他的追求，是大众的追求，是大众企求摆脱苦难走向幸福的追求，他的悲哀和苦痛，也是属于大众的悲苦。 　　蒲风致力于新诗歌运动；为我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短短的十来年中，创作了十九册诗集和评沦集。此外还写了不少散文、小说、文艺评论和译诗。在创作中他坚持诗歌和大众贴近，和时代贴近，和生活的原则。他运用合唱体、传单诗、街头诗、朗诵诗、明信片诗、儿童诗等形式，力求使诗歌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大众化。 　　抗战前，蒲风大力鼓吹诗歌大众化、通俗化，认为必须‘着重‘质’的精进，技术的优美化”((现代中国诗坛》)。抗战前后，蒲风到过福州、厦门，进一步努力于诗歌大众化的理论和实践。他与厦门当地作者发起组织“厦门诗歌会”，他提倡“国防诗歌”，在“诗”和“歌”的结合上下工夫，"把诗歌写得和大众距离十万八千里，是不能适应这伟大的时代的”。 　　怎样才能写出大众化的诗歌呢?蒲风明确地说“诗歌应当首先反映大众的生活，表现他们的思想情感。我们的诗人应该在大众中受教养，教养大众，同时也接受大众的教育的”(《抗战诗歌讲话》）。蒲风等人的新诗歌运动，对二十年代末三十初诗坛盛行颓废迷惘诗风，逃避现实、粉饰太平的现象，是个有力的针砭。 　　在“左联”领导下，“中国诗歌会"健康而活跃地开展工作。鲁迅曾经多次赞扬蒲风的诗歌，认为他的诗别具一格。鲁迅批评当时诗歌的毛病“就是别人看不懂。好像这样，才是世界上的绝作。”鲁迅这语重心长的话，对我国诗坛的争论，也是一帖清凉剂。 　　在今天我们纪念蒲风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情不自襟地想起鲁迅的话：“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白莽作<孩子塔>》序）。鲁迅这话虽对白莽的诗而言，然而是完全适用于蒲风。 　　蒲风的战斗精神，仍然照耀着社会主义的诗坛，它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原文2001.8.13 发表于《纪念蒲风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上》  浏览：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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