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的李再雯的形象，应该不仅仅是一位卓越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她还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共产主义战士！！！ 《小白玉霜传》节选 《浩劫》 一九六六年，一场大风暴席卷了全国。再雯面对那些无法理解的现实朦了头，还没容她想一想这是为什么，“革命浪头”就骤然向她冲来，什么“旧班主”、“黑线人物”、“反动学术权威”、“三旧宠儿”、“三名三高”、“反党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漏网右派”．．．．．．一大堆她听说过和没听说过的政治帽子罩上她的头顶。造反派们抄了她的家，砸了她的房间里的一切陈设。她觉得像是做梦，又像是在舞台上表演盗匪袭击的故事。八月二十六日，一切属于被打倒之列的人被驱赶到院部会议室门前的小院里，面朝北跪下，造反派们抡起皮带演了一出“打全堂”。再雯哆嗦成一团，她弄不清是心里害怕，还是身上发冷。随后，他们被赶进“牛棚”，接受管制。再雯机械的跟着大伙儿早请示，晚汇报，背语录，读文件。但是她完不成劳动指标，更交不出每天必交的作业——认罪材料，于是常在别人下班之后，她还要单独加班加点。在这方面她又特别低能，拆卸旧布景，再雯不是砸了手，就是扎了脚，鲜血滴滴淌淌，还得挨批，说她吃惯了剥削饭，人懒手又笨。有个连名字都赶时髦叫“三敢”的年轻人，追打着再雯满院子跑，然后勒令再雯站在石墩子上用藤子棍抽她的脚腕。再雯病得全身浮肿，脚腿上的皮肤都肿得发亮，抽一下就是一道深沟，看见的人都浑身起鸡皮疙瘩，但就是没人敢管，没人敢拦。．．．．．． 造反派们要她承认：从整风鸣放时她就反党，在政协会议上，就向党进攻过，她是个漏网右派；要她承认她罢演过现代戏，反对现代戏，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要她承认一九五二年在朝鲜前线演出《秦香莲》，贩卖封资修黑货，是故意瓦解军心，破坏抗美援朝等等。但是再雯心里不糊涂，她没有做过的事，没有产生过的想法，决不硬往自己身上贴。她只承认自己有缺点错误，从不承认自己有罪。她认为党不会冤枉好人，自己的问题早晚会弄清楚，颠倒了的是非早晚会再颠倒过来。 然而，李再雯没能等到这一天。因为她不仅在社会上，在剧院里受折磨，她家里的火烧得更凶、更邪。她的家遭受过多次洗劫，其中最凶的一次是打着中央音乐学院（她丈夫所在单位）造反派旗号的人，竟那样了解内情，抢走了丈夫帮她藏起的多年的积蓄。再雯从牛棚“解放”回家，等着她的是丈夫早已写好的离婚书．．．．．．。再雯在绝望之际，曾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初冒险化装去找过一次引导她参加革命的马少波。同样处在困境之中的马少波给了她一些鼓励，说明即使戏改工作中发生过失误，演员也没有责任，希望她放下心来熬下去。再雯似乎发现了一丝光明，恢复了一些勇气。然而谁料到又一个更大的致命打击突然搂头盖脸砸了下来：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戚本禹在一次讲话中血口喷人的诬蔑“马连良、小白玉霜是反革命”。在那疯狂的年代，中央文革领导成员的胡言乱语力重千钧，一言可以定生死。 再雯的精神被彻底摧垮了。经历了两个痛苦难耐的不眠之夜，她苦苦思索，却百思不得其解。她感到心力交瘁，失去了生命的支撑点，在那萧杀寒冷的冬夜里，她做出了最后的抉择。但看着身边熟睡的十二岁的小女儿，她又不忍遽然离去，迷茫中她唤醒女儿，一双黯然神伤的大眼睛充满着慈爱说： “小新，你想吃什么，今天妈给你做顿饭吃。” 仍然睡意很浓的女儿莫名其妙，看着妈妈那可怜的模样，挺心疼，又说不出什么宽慰的话，只轻轻地回答：“这么晚了您歇着吧，我什么都不想吃。” 再雯没有再说话，只是深情地、依恋地看着女儿，眼泪止不住地流淌下来。 小新不敢问，也不可能理解爱爱爱心情，又睡下了。她哪里会知道，这竟是他们母女俩相处的最后一夜。 再雯走进自己的卧室，再也没有出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上午九点五十分，造反派成员来喊再雯去参加批斗会的时候，她已奄奄一息，处于昏迷状态。人们确认她是服了毒，赶忙送进人民医院抢救，如果救护及时，也许再雯的生命还能挽回，然而一位姓傅的医生在病例上贴了一个字条：“黑帮分子，不予治疗”，残忍的把再雯推下死亡的深渊。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凌晨，李再雯孤孤单单、无声无息得告别了这个世界，她，就这样的走了。 没有人听到她的遗言，只看到了她的遗书和遗字。 写在左手心上的遗字是：“我文化水平低，没革命理论，ＸＸＸ你害不了我，叫你看看我是什么人。” 四封简短的遗书，压在桌上一叠纸的下面。 致院临时领导小组的一封：“核心组的同志们，我的家都是人民和党、毛主席给我的，请公（家）卖（买）些书特别是毛选好好学习。　　李再雯。” 给女儿的一封：“小新，你要好好听毛主席的话，紧跟毛主席闹革命。一部分（注：原文如此，指遗物）留下来，小新愿跟谁交给他抚养，因我体弱多病，不能培（陪）她了。　　李再雯。” 一封给邻居、本院司机李诚：“我学习改造不好，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认识不够，革命小将和你们的行为都是对的，但我体弱多病，也给国家浪费小米，请你把我送走吧。革命致礼，希进步。　　李再雯67年12月17日。” 一封给邻居、剧院艺术处处长贺飞：“贺飞同志，我没为党做什么工作，改造的不好，因有些事你不了解，和你谈恐也对你无益。我把小新交你，望好好帮她，跟你们一起闹革命。教育她不要经济主义和汪家三子学，我因体弱多病永别吧，望你紧跟毛主席闹革命，祝你夫妇健康，革命致礼。望小赵、小宝（注：贺飞子女）帮助小新点。　　李再雯67年12月17日晚” 这遗书、遗字是李再雯蘸着生命之血留下的绝笔，透过这些字迹，人们看到一个荏弱的灵魂在挣扎。她肯定想了许多许多．．．．．． 她一定想过：我这一辈子活得多么艰难，好不容易熬到了解放，获取了做人的权利，然而今天这一切又将失去，我不甘心啊！ 她一定想过：是党救了我，我热爱祖国，拥护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我有过错，事业上建树不多，生活上处理不当，但我从没有反对过党。别人可以取消我的党员称号，可是我热爱党的一颗心是永远泯灭不了的。 她一定还想过：我拥护“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愿意身体力行。但是我被剥夺了上舞台的资格，唱戏的不唱戏，活着还有什么兴味？ 她很不愿意想到死，但目前的处境是：政治生命已被判处死刑，艺术生命也已凋零，经济上又完全破了产，往前看没光亮，往后走无退路，她还能做什么？她滴血的心灵在绞痛，她杂乱的思路在纷争，那满桌满地的烟灰烟蒂就是证明。谁能轻易做出告别人生的痛苦决定！然而她最终没有鼓起奋斗的勇气，而且走上了那条不是路的路。一代名优小白玉霜就这样负屈含冤背着沉重的十字架离开了人间。事后，人们都说她不该走绝路。是呀！是不该，她错了。但是怎么能苛求她呢？她想不到中央会出“四人帮”，她想不到几年后党中央会粉碎“四人帮”。她想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做出把祖国重新引向繁荣昌盛的划时代的决策，她想不到文化大革命会被彻底否定，一切冤假错案会得到昭雪．．．．．．她被那场骇人的政治风暴吞噬了。 李再雯的惨死和身后的萧条，使初闻者落泪，熟知者扼腕痛惜。她在最后弥留人世的时刻是那样的凄苦孤独，身边没有一个人，离世之后遗体被裹在医院的白床单里仍在了太平间门口，是纪乐如赶来才给她穿上了一身旧衣服。她被大卡车运往火葬场时，身上只盖了一块塑料布，数九寒天北风呼啸，塑料布被吹得哗啦啦的响。如果死者九泉有知，有一点她还应该感到欣慰，那就是火葬场里有她的知音。一位管收尸体的淳厚正直的老工人听说死者是小白玉霜，连声说：“可惜了的，可惜了的！”她小心翼翼又十分庄重的将再雯的遗体移放到小推床上，像是对来人，又像是对再雯轻轻的说：“交给我吧！我最爱听你的戏，我把你送走吧！唉！好人不长寿啊！”就这样，李再雯走了，走得是那样干净，连骨灰都没有留下。 一九七六年秋天，万恶的“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了。李再雯的冤案终于在一九七八年底得到昭雪。文化部、北京市委、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评剧院于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六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李再雯的遗像下安放着一个骨灰盒，里面装的只是一件戏衣——一件紫红色的褶子，上绣粉色牡丹花，也就是她参加革命把戏衣全部献给剧院时留下的那件唯一的纪念品。家属席上只有她的女儿李玉新和她没有见过面的女婿王继森。会上，由老戏剧家马彦祥致悼词。悼词对李再雯的一生做出了全面而公允的评价，遗憾的是没有指明李再雯的共产党员的身份，六十年代“左”的路线强加给李再雯莫须有的罪名和不公正待遇，还留下了一个尾巴。斗转星移，又是八年。中国评剧院党委经过反复核实研究，终于澄清了事实，检查了自己政治思想工作的失误，对当年开除李再雯党籍一事，重新做出了实事求是的决定，经报请上级批准，于一九八六年撤消了关于开除李再雯同志党籍的决定，并于当年七月一日，也就是李再雯入党三十周年的日子里公开宣布，恢复了已去世十九年的一个女共产党员的党籍。这说明，完整的李再雯的形象，应该不仅仅是一位卓越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她还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共产主义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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