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4号馆文选__国防部保密局内幕 沈醉 / 黄茂才、杨钦典的资料

各个兵工厂都设有警稽组和警卫大队，抗战期间由张师当处长，胜利后由廖宗泽当处长。这两人都是中共叛徒，自认为懂得共产党的一套，但他们在每个兵工厂中，除了迫害过不少工人外，始终没有听说在哪一个兵工厂中清查出过什么中共的组织。 　　 　　保密局的外围组织，最大的一个要算“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了。这个组织是由抗战时期戴笠所主持的“人民动员委员会”扩大起来的。当时戴笠野心很大，想把全国的青帮、洪帮、袍哥、哥老以及各地的流氓组织统一起来，由他领导，以加强军统外围力量，被邀请参加这个组织的委员有杜月笙、王晓籁、向松坡、梅光培、刘治陆、杨庆山、杨虎、张啸林、石孝先、田得胜、范绍增、冯什竹、唐绍武、徐亮……等近百名帮会、袍哥、流氓头子。１９４６年在上海静安寺路丽都花园开筹备成立大会时，各路人物均赶往参加，为旧社会中少有的盛举。戴笠死后，该组织由军统大特务徐亮负责主持，不但情况马上改变，领导不起来；特别是在发展组织时，遭到了ＣＣ和政学系等各方面的攻击与阻挠，主要原因是怕保密局掌握了各地帮会流氓之后，对选举国大、立委等起操纵作用。郑介民和毛人凤一看风头不对，也不愿为这些开罪于各方，便无形中停止了活动。这个组织便成了虎头蛇尾，只昙花一现，便烟消云散了。 　　 　　保密局在工作上除继承了军统的全盘业务外，还特别学会了美国一套造谣、宣传的办法，在第二处设立了一个心理作战科，专门来主持这部分工作。属于这个科领导的外围机构和组织，主要的是南京大同新闻社。这个社由军统老特务刘启瑞任社长，军统息烽特训班毕业的特务丁匡华任编辑主任，专门制造对中共、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的诬蔑材料。这个社的外勤记者到各处 　　去活动时，并不是采访什么新闻，而是假借记者身份从事特务活动。它的稿件来源是由心理作战科供给，通过它发出去。心理作战科专门从接近解放区的特务们发回的情报中，摘出一点儿半点儿来加以颠倒黑白，编造出一套东西。如接近解放区的特务获得了某天在某地开过什么会的消息，他们便根据这一点来编造一套开会的内容，来进行诬蔑宣传。当时在武汉还有一个汉潮通讯社，也是搞这些把戏的。另外在上海、东北、重庆、贵州以及昆明等许多地方，都先后办过这类通讯社和报刊，并替胡文虎在香港、南洋等地主办星系报纸如星岛、星洲等。其中最甚的要算在重庆所办的《新华时报》了。由于当时中共在重庆发行的《新华日报》深得各方面人士的赞扬，所起的 　　政治影响太大，特务们虽曾在几年中日以继夜地想方设法来扼杀该报的发行，用尽了一切卑鄙伎俩，采用过打报馆、殴报童、拒绝传送、邮局查扣等等手段，而该报始终没有一天停刊。越是这样，爱看的人越多，越是相信该报。在无可奈何之下，重庆警察局刑警大队长（以后改刑警处，任处长）谈荣章便自告奋勇，向保密局建议应以报纸对报纸的办法来和中共作宣传上的 　　斗争。毛人凤马上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允许给以财力、物力、人力的支持和稿件的供应。为了报纸的名称问题，特务们曾绞尽脑汁，最后才决定取名为《新华时报》，一可混淆视听，一是说明要与《新华日报》相竞争。谈荣章自任发行人，把他的老婆、军统黔阳特训班毕业的女特务薛树华捧出来当社长；又以专门从事于新闻界活动的特务陈兰荪为编辑主任，拉拢一些无聊文人和漫画家如高龙生等来撰稿作画。军统除先后拨给了房屋外，还把原来“四一”印刷厂的印刷机、工人等全部拨给他们，满以为凭这张报纸的发行，便可在重庆压倒《新华日报》了。《新华时报》发行时除了在各报大吹大擂一 番之外，并由刑警大队的队员们分途到各商店去强迫商人、市民订 　　阅。谈荣章为了诬蔑中共，特派人到川西红军长征时经过的地方去搜集材料，把过去国民党军队追击红军时集体屠杀的大批无辜人民、连小孩也在内的坟墓掘开，将一堆堆的白骨摄成照片，颠倒黑白地指为红军屠杀人民的证据。不管他们怎样费尽心机，但丝毫不能发生预期的效果。看这张报的人越来越少了，有些被迫订了这份报的人，收到后根本就不去打开。如此这般， 　　不但未达到与《新华日报》分庭抗礼的目的，反而更加暴露了自身的丑恶嘴脸。到了１９４７年２月间，重庆《新华日报》被迫停刊撤走的时候，谈荣章以警察局刑警处长的身份前往红岩村监督撤退工作。他这时得意极了，认为从此去了眼中钉。当他和《新华日报》一些工作人员谈话时，曾以极其傲慢的口吻，表示今后还要在政治宣传上继续进行竞争，并以胜利者自居。当时《新华日报》一位工作人员回答他说：“采用正当的方式进行竞争的话，共产党是绝对欢迎的。”同时，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我们暂时离开重庆，不久还是要回来的。”当时我正有事去重庆，谈荣章把这一段情况告诉我，并且认为再没有竞争的对手了。可是这张报纸以后越办越糟糕，强迫推销也销不出去。谈荣章一 方面拿它当作敲诈的工具，专门进行讹诈从中发财；一方面则为他老婆竞选国大代表当宣传工具。最后该报实在无法维持，改出半张，到１９４８年便无形中结束。 　　 　　保密局另一个外围组织，是从日本特务机关手中接收过来的东方经济通讯社。这个通讯社由邓葆光主持，专作经济情报活动，同时也对外发稿，并在北平、武汉、重庆等大城市设有分社，配有专用的无线电台，专门搜集经济方面的情报。另外还在北平办过一张《华北经济导报》，由秦丰川主持。 　　 　　当时在这个单位工作的特务们一面进行经济情报活动，一面还暗中向投机商人高价出卖经济情报，发过不少横财。 　　 　　 血腥毒辣的罪恶活动 　　 　　保密局成立后的两三年中，在反共活动方面，毛人凤一 直认为最得意的是比过去军统局时期更有成绩，更加受到蒋介石的奖励。主要的有： 　　 　　（一）１９４６年在上海破坏过中共苏北地区的一个财经贸易组织，截获到一只小火轮和准备运往解放区的许多物资，逮捕了１０多名中共地下工作人员。 　　（二）１９４７年在北平破坏了中共的地下电台。当时是靠密布在各大城市中的侦测电台来进行对中共无线电台的侦测，各地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电检科便是专门干这种活动的。它先把所有公开的无线电台的呼号、波长、通讯时间等，都作了详细的登记，侦测台一发现有没有登记过的电台发出的呼叫，便进行方向位置的侦测，慢慢由远及近地找出电台的所在地，即进行搜 　　查。 　　（三）由于北平中共地下电台被破获，同时又在保定绥靖公署内清查出有好几个处长都是与中共有工作关系的。通过这些线索，又在西安、兰州发现了中共地下组织和电台。蒋介石得到报告时高兴极了，马上叫空军总部准备专机，毛人凤派第二处处长叶翔之率领大批特务，连夜飞往西安，又在盐店街附近破坏了一部电台，逮捕了１０几个地下工作人员。当时连胡宗南的一个秘书和他所办的西北通讯社的一个负责人，都被牵涉进去，而使得胡宗南大吃一惊，没有料到在他的身边都有共产党。当他听到叶翔之说兰州方面还有线索的时候，马上叫叶翔之乘他的小飞机赶去。结果飞机在平凉上空发生故障，险些把叶摔死，胡又请空军另派一架专机从平凉把叶送到兰州，又逮捕了几个中共人员，一同由叶翔之带回南京。蒋介石除发给１万元奖金外，还 　　特别发给叶翔之和北平侦测台的一个报务员四等宝鼎勋章。 　　（四）１９４８年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与保密局重庆站长吕世琨密切合作，在重庆破坏了中共重庆市委组织。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的叛变，使在重庆和四川其他地区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有近百人被逮捕。毛人凤特别重视这一工作，又派叶翔之赶往重庆去主持，并把刘国定带到南京，希望他进一步破坏中共长江局的组织。以后我由昆明到重庆，见到这个叛徒，他还准备和我一同到昆明，打算破坏云南的组织。据他说，在云南工作的个别负责人，他还能认识，可以协助云南站来进行这方面的活动。后来由于我去上海，回来后又去西北、成都，他才没有和我一同去昆明。毛人凤自从这件案子办完后，对徐远举加倍称赞，除给他请勋章、发奖金外，还决定成立保密局西南特区，派徐为区长，负责领导西南四省的工作，以便集中力量从事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在这同时，毛人凤还把另一个中共叛徒王芳派到西南特区当专员，协助徐远举。王芳原为东北军区参谋处的科长，在四平街战役中被俘后叛变，曾在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工作过一段时期。 　　 　　当时毛人凤希望王芳对四川方面捕获的中共人员进行说服，使大多数能叛变。因刘国定叛变后，受他领导过的许多人虽被他出卖，却不肯和他一样叛变组织，毛人凤便想通过王芳这一类人再来诱劝，但仍然没有结果。以后这些忠贞不屈的中共党员全部于解放前被屠杀在中美所看守所内。 　　 　　解放前，民革在西南地区的武装革命活动，声势相当浩大。蒋介石对于民革在后方从事武装起义的活动，感到非常不安，也有防不胜防之苦，除一面责成各地驻军随时进剿外，并命令保密局尽力设法破坏和防止。西南特区从四川华蓥山区先后破获的民革武装组织的文件内，发现了从事这些活动的主要人员中，有前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杨杰在内，便准备把材料搜集后在重庆 　　将杨逮捕起来，进行公开审讯。因为杨杰在国民党部队内的人事关系很多，不少将领是他的学生，不消除这个人，影响很大。特务们除了对杨严密监视外，还收买了他的秘书和威胁一个准备嫁给杨的女护士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以后杨杰发觉了，便秘密逃往昆明，托庇于卢汉先生，因为当时云南方面的特务们还不敢和在重庆一样猖獗。但是蒋介石并不因杨杰离开重庆便放过他，而叫毛人凤命令我（已任保密局云南站长）在昆明将杨暗杀，以除此心腹之患。 　　 　　由于当时局势关系，云南站迟迟未能执行。１９４９年９月，卢汉先生被逼赴重庆见蒋介石，杨将军即由昆明逃出。等到蒋介石派徐远举随同卢汉先生到昆明去逮捕杨杰的时候，才发现他已经去香港。毛人凤随即到昆明，在杨的家中抄出一些文件，发现杨在香港的关系，便派叶翔之率领特务由台湾赶去，将杨将军刺杀于香港。但是在西南地区的民革武装活动却越来越大，当时对牵制国民党的部队和协同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向国民党军队进攻，以及建立根据地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毛人凤为此挨过蒋介石好几次臭骂，责怪他这是由于防范不周，事前没有做好工作的缘故。 　　 　　毛人凤在搞策反活动方面，也曾费过不少心思。保密局第二处专设有策反科，幻想对解放军及起义的部队进行策反活动。除了在开封、郑州、青岛等处设立有策反站外，第二 处还派副处长黄逸公随同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到武汉“和平爱国团”去挑选人员，秘密进行训练后派往临近解放的地区去从事活动。所谓和平爱国团的成员，都是些被俘的解放军军官和文职 　　人员，他们是少数思想落后的分子，国民党利用他们来进行反共宣传。保密局便去挑选在解放军中人事关系较多的人带回南京，施以训练再派出去活动。但是这些人派出去后，却从没有看到他们策反过什么解放军部队投到国民党这边来。 　　 　　在策反工作中，毛人凤极力在蒋介石面前争功的是策反郝鹏举的事件。当时很多方面都在进行这一活动。薛岳说是他一手搞成的；毛人凤却硬说是由于他通过吴化文的关系起的决定性作用。可是等到吴化文起义后，毛人凤满以为有把握可以再把吴策反过来，结果空夸了一顿口，最后被蒋介石骂了几句完事。保密局在进行策反的工作中，还弄过许多次赔本生意。如对河南军 　　区牛子龙的策反，便把派去的人和电台一起送掉。原来牛子龙曾在军统中工作过，因发现他有同情中共的言行便把他扣押在军统西安冰窖巷西北看守所中。 　　 　　牛在看守所内联络了几个心腹人员，趁看守人员不防备时劫夺了警卫枪支，击毙了几个看守，逃出监狱，投入解放军。毛人凤以为凭过去关系，只要不追究他越狱的罪行，还许以官位金钱便可策反过来。结果等到把人和电台派去后，便杳无音信，人和电台一去不复返了。像这类的事虽然有过好几次，但毛人凤并不死心，总认为只要成功一次，便能一本万利。直到１９４８ 　　年冬，他还在积极搞这些活动。可是到１９４９年后，他再也不愿在这方面花气力，也知道大势已去，谁也不会再肯弃明而投暗了。 　　 　　军统局时期所掌握的特务武装，除了在江南的忠义救国军和各地的别动军偷偷地进攻一下新四军和各地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部队外，还没有正式派出这些部队去进攻解放区。到保密局时期，由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郑介民和毛人凤为了在蒋介石面前表示对打内战的拥护，便一批又一批地把所掌握的交通警察总队调往各个战场，直接参加反人民的战争。最初毛人凤担心这些部队不能作战，在阻止解放军解放大同和包头的两次战役中，他发现特务武装发挥了一点作用，便越来越胆大起来。 　　 　　可是等到张国梁、熊剑东等几个总队被解放军全部歼灭以后，毛人凤既感到非常心痛，又有些恐慌，但是蒋介石为了垂死挣扎，还是不断地把这些部队投入战场。在上海外围战争中，第二、第五、第六、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八以及水上总队都投了进去，结果除两三个不完整的总队由他的亲信周文新带往台湾以外其余几乎全部被歼，最后剩下的残余部队，也在代指挥李铁夫率领下放下武器，投向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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