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4号馆文选__国防部保密局内幕 沈醉 / 黄茂才、杨钦典的资料

局本部内还有三个室：一个督察室，由廖华平任主任；一 个总稽核室，由张冠夫任总稽核；一个预算室，由朱光斗任主任。在这些处室之外，还有机要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特种技术研究组、布置组等几个组。机要组，由军统中唯一 的女少将姜毅英任组长，主管译电和密码工作。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由瞿梦秋任组长。这个机构原来由张国焘主持，改组前张离开军统，由瞿继任，专门研究有关中共的一切问题，内部成员均为中共叛徒。毛人凤对这些人虽尽量利用他们过去的关系为保密局工作，但并不放心他们。所以这个组不在保密局里面办公，另外在外边找有房子，只有在必要时找瞿到局本部参加一些不重要的会议，其余的成员都不让他们去保密局。特种技术研究组，由刘绍复任组长，专门研究暗杀、爆破、破坏等方面的杀人放火 　　的技术工作，制造各种定时炸弹和各种毒药、毒弹、毒刀与各种杀人工具及纵火散纵火金笔、铁道破坏器等一类物品。１９４８年，又从人事处划出一 部分人专门搞对解放区的潜伏布置工作，成立了一个布置组。 　　 　　布置组由赵斌丞任组长，下设两科，由李葆初、任鸿传任科长，专门向解放区作潜伏布置，或在将要解放的地区预为布置潜伏特务和电台。原来军统局的设计委员会也照样保留，专作储备高级特务之用，由张严佛、刘启瑞等任过主任委员。另外还有由保密局局本部直接领导的高级情报员４０名，这些人有的是在国民党中央各部门工作的高级幕僚，有的是大商人，有的是过 　　时官僚政客，专搞一些所谓上层情报。 　　 　　军统局由重庆迁回南京直到保密局成立半年多，重庆方面还保留一个军统局和中美所合并组成的“结束办事处”，由张严佛主持，负责办理军统及中美所的结束工作。这个办事处除向外安置大量被裁人员外，对留在重庆的大量物资也处理了一年多，还没有处理完毕。他们把一部分器材用具出售，还把一所“四一”医院和一些不易搬动的医药器材交给了重庆中央医院。有些 　　美式武器装备，除配备交通警察总队外，还剩下不少。解放前，该局在重庆中美所内施行大屠杀的同时还把几个仓库的器材、物资、武器等一起纵火焚烧了两天两夜。 　　 　　保密局外勤各省站的编制，按国防部核定的人数分为三 种：如上海、南京、天津、北平、四川、云南等大一点的地区称为甲种站，为１６０人；安徽、贵州、新疆等称为乙种站，１１０人；更小一点的地方称为丙种站，只有６０人。各地的实有人数，因要求过严，往往不足编制的人数。当时各省站的编制情况，以甲种站为例，除站长、副站长外，有一个书记、一个或两个助理书记、一个情报编审、一两个助编、两个司书，一个译电员以及主管人事、总务、会计、交通等人员；此外，还有一个搞学运的学运指导员和搞工运的工运指导员与几个直属省站的情报员；另有一个由局本部督察室派去的督察员，受督察室和站长的双重领导。省站一级大都由电讯处配有一个电讯支台，各组设有组台，由支台直接和保密局总台联系。这个支台是站的配属单位，不受站长领导。支台一 般有两三部大型电机，组台都是小型的特工机。 　　 　　各地站长我记得姓名的有：北平站，先后由黄天迈、乔家才、王蒲臣任站长；河北站（设保定），由杨清植、孔觉民任站长；天津设有两站，一站专搞一般情报，二站专搞外事情报，一站由吴景中、李俊才先后任站长，二站由黄天迈任站长；山西站为田*#；山东站许先登；青岛站梁若节，河南站刘暨、杨蔚；陕西站侯定邦、王鸿骏；甘肃站任冠军；新疆站佘万癣饶铁珊；拉萨站谭兴沛、萧崇清；云南站王微苏子鹄、沈醉；贵州站钱霁林、周养浩、陈世贤、汪剑英；川西站（蓉站）杨超群、吕世琨；重庆站吕世琨、李修凯；康定站董士立；湖北站余克剑、黄藩初、谢经武；鄂北站杨振铎；湖南站唐乘骝、黄康永、夏松；江西站邓树勋、王迈夫；安徽站唐玉昆、翁一揆；南京站叶翔之、钟贡勋、黄加持、张明扬；上海站王新衡，刘芳雄、王方兰；苏南站李修凯、陈楚之；苏北站陈轶珍；浙江站章微寒、毛万里；福建站陈达元、王调勋；台湾站郭寿华、林顶立；广东站郑鹤影、冯德恭、郑星槎；广西站苏业光、钟可庄；香港站李惟棉、谢力公、杨华波、刘芳雄。我记不得站长姓名的站，还有承德、沈阳、长春、察哈尔、绥远、河西、宁波、琼州等。在国外的有韩国、西贡、新加坡、曼谷、开罗、卡拉奇、菲律宾等。以后在站以上又有过一些高一级的组织，如东北督导室，由文强任主任；西南特区，由徐远举任区长；西北特区，由胡子萍任区长。１９４９年国民党政府逃到广州时，又成立了广州办事处，由郭旭兼主任。以后又成立过重庆办事处，由唐治任主任。 　　 　　毛人凤领导保密局的工作，仍旧用戴笠的老一套办法。局本部副处长以上人员，中午仍在一起会餐，一边吃饭一边商谈一般性问题，有关人事、经费等当时即提出解决。外勤省站正副站长到南京，也往往被邀去参加这种会餐，一些问题也能很快得到解决。因各单位负责人都在一起，当面商谈，不经过许多科股的周折，这样也逼得各单位负责人非看公文不可，不然临时提出 　　问题接不上头，当场出丑。有些人便专门叫部下给他把一些公文摘出要点，带在身边去吃这顿饭，以便毛人凤询问时，万一记不到，可以翻开看。毛人凤对这一 工作抓得很紧，无特别事故，他几乎每次必到，每到必提出一些问题来谈。 　　 　　另外，在和一些公开特务机关的联系上，毛人凤也保留过去军统时期的一套，每月约请宪兵司令、中统局局长、警察总署署长、国防部二厅厅长等开会一次。毛人凤特别在傅厚岗通往玄武门的那条马路上买下一幢房子，取名叫“诚庐”，作为各单位首脑开会之用，对一些有关对付中共及镇压民主爱国运动等问题，便在这个会上提出，以便各特务机关采取一致的步骤。毛 　　人凤规定各省站长，必须参加各地省一级的特种会报，以便在反共方面能与各方面多取得联系，互相配合，以加强反共力量。他还规定各省站长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公秘会报，由各省站出面约集该省所掌握的公开特务机关负责人亲自参加。会上先由省站长报告该省一般情况及保密局有关工作的指示，然后由各单位负责人轮流报告自己单位中一月来的工作，并相互提出一些共同性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会议完毕，还得向保密局汇报。这便是过去军统一贯的秘密领导公开的传统作风，在保密局时期，一直被保留下来。不过有些地方已经流于形式，大多数地方却能坚持执行。 　　 　　但秘密单位对公开特务机关在人事上的控制，却远不如过去戴笠在世的时候那么严格。省站向公开机关安置人员时，站部的介绍信往往不发生效力，而必须由站长先与各单位负责人商量好之后才能接受。 　　 　　保密局时期所控制的公开特务机关既不如过去军统时期那么多，而且在控制的程度上更远不如过去。当时最大的全国警察总署，由于是唐纵领导，表面上虽然是接受保密局的控制运用，实际上是自有一套。这个领导全国警察的上层机构，若戴笠不死，不一定会落到唐纵的头上，也很有可能落到与戴笠争夺警察领导权的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身上去。李在抗战胜利后所拟的十年建警计划，当时很得到蒋介石的重视，加上有戴季陶等从中极力支持，而戴笠又忙于搞海军方面与美海军勾结的活动。蒋介石一向是爱使用相互牵制的手段，所以李士珍认为很有把握地能取得这一位置。不料戴笠一死，蒋介石为了使军统特务们更好地安心为他卖命，便把警察总署交给了 　　军统。唐纵当了署长以后，一心想搞自己的一套，首先是提出要使警察人员正规化，凡不是警官学校出身的人不能当警官。这对当时军统所裁编下来的大批外勤特务等于是拒绝接受。唐准备自己独树一帜，另搞独立的人事系统，保密局介绍去的人不经过他的批准是得不到工作的。虽然警察总署人事室中的一些主管人事的人员，大都是保密局人事处推荐去的，如刘本钦、汪 　　摄吉等都是军统时期人事处的旧人，但是不能和过去一样受双重领导，一切全凭唐纵作主。特别是一些大城市的警察局长的更换，都得由蒋介石亲自决定，郑介民、毛人凤既不便越过唐纵这一关而直接找蒋介石，而唐纵又只求自己不得罪人也决不肯去为保密局力争。原来戴笠早在抗战期间便把一些大城市的警察局长暗中作了安排，不料胜利以后都纷纷由蒋介石亲自另行派定，如上海给了宣铁吾，北平给了陈卓，连天津也被李士珍的人抢了去，由毛文佐当了局长。戴笠事先准备好的李汉元，这个替外国人办事、在天津租界干了十多年警察工作的“天津通”，只好去当毛文佐的副局长。特别是南京的首都警察厅长这一职位，戴笠多年来一直是在培植着任建鹏。南京撤退时，任建鹏在当首都警察厅保警总队长，他带着一批武装保安警察向重庆逃跑时，便已野心勃勃，早把首都警察厅的印信带在身边。到重庆后，任建鹏改任内政部警察总队长，一直眼巴巴地望了八年，好容易等到日本投降，结果蒋介石并没有答应戴笠的要求，而把首都警察厅长一职给了黄珍吾。这时，戴笠难过极了，只勉强地给任建鹏搞到一个汉口市警察局长。 　　 　　任建鹏带在身边八年的首都警察厅印信，一次也未用，便交了出去。以后北平警察局长陈卓走了，宪兵司令张镇又推荐他的参谋长汤永咸去接充，戴笠派去的副局长祝维屏又没有轮到。这几个大的警察局，直到１９４８年以后才慢慢地落到军统特务手中。先是天津归了李汉元，北平归杨清植，上海解放前才给了毛森，而南京警察厅却始终没有轮到。毛人凤和军统一些大特务背地里老埋怨唐纵不肯出力，其实这是蒋介石要应付各方面，使更多的人为他卖力气。按照毛人凤的如意算盘，警察总署在全国控制的单位中要安置军统所裁编的人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唐纵既不愿得罪李士珍，又要应付各方面的关系，特别在以后各省保安处与警务处合并改编为警保处时，不少警保处长都不是军统分子，而给了转业的高级军官，更引起了毛人凤的不满。他常常为此发牢骚说：“唐先生只会向家里（指军统）要东西，要去了马台街的房子，要去了不少的汽车，要去了中美所的刑事实验室全部器材，就是不肯要人！”特别是以后唐纵兼任了国防部保安事务局长，只挑选了赵世瑞等几个人去这个局工作，其余一些人都不是军统分子，这更加深了一些老特务们的反感。 　　 　　保密局所控制的第二个公开机构是交通部的全国交通警察总局，先后由吉章简、周伟龙、马志超任总局长。这个局的成员大都是原来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稽查处和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及忠义救国军等合并起来的，基本上还能接受保密局的领导。当时几条铁路的警务处长，如京沪、沪杭甬的警务处长王兆槐、平汉路的朱若愚、津浦路的吴安之、陇海路的程一鸣、胶济路的贺 　　元、粤汉路的张辅邦、湘桂路的史铭、滇越路的田动云等都是老军统。公路方面，除了公路总局的警稽室由刘子钦、蔡慎初先后当过主任外，各地公路局的警卫稽查组和各运输处的警稽室也都由军统特务控制。这个局收容了所有的特务武装部队，改编成为２０多个交通警察总队。 　　 　　按照过去军统局的传统，国防部第二厅也应由保密局控制。郑介民是以保密局长兼二厅厅长，照理也不应成为问题。 　　 　　可是他本人经常不在南京，二厅副厅长侯腾不但不是军统，还想独树一帜，不愿接受保密局的领导。郑介民兼厅长时期，侯腾表面上还敷衍一下。等到郑介民被免去保密局长和二厅厅长改任国防部次长以后，侯腾当了二厅厅长，情况马上改变。 　　 　　不仅保密局不能再控制二厅，侯还想把原来在二厅工作的军统分子慢慢排挤出去，企图在搞情报方面与保密局分庭抗礼，希望把持军事情报，而让保密局专搞党政情报。毛人凤自己也很清楚，在军事情报方面抢不过二厅，但又不肯放弃这一 部门的工作，便暗中指使还留在二厅系统内的军统分子，仍要继续保持与保密局的工作关系，并尽力设法从中去和侯腾捣乱。直到解 　　放逃台前，双方彼此还是在勾心斗角、互相争宠。 　　 　　当时保密局控制得最多的是各地的稽查处，这是从抗战胜利后便在各大城市中首先抢到了的公开单位。如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程一鸣、南京卫戍司令部稽查处长何龙庆、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倪超凡、天津的陈仙洲等等，都是由戴笠亲自安排的，以后一直是掌握在保密局手中。至于原来大后方的一些地区如重庆、成都、西安、兰州等处也一 直没有变动，仍由保密局掌握。另外，各大城市的侦缉大队或刑警处也都掌握在保密局手中，如北平的刑警大队长李连福、上海刑警处长廖公劭、重庆刑警处长谈荣章等。保密局在各地掌握了这两种公开特务机关后，对逮捕、搜查、监禁等方面的活动，可以有很大的方便。毛人凤也特别重视这些单位，死不肯放手。１９４７年，重庆警察局长施觉民因曾在蒋介石侍从室干过，自恃来头大，不 　　买这个帐，把军统派在该局的刑警大队长撤换，用自己亲信何某继任。毛人凤表面上虽同意了，暗中却指使在重庆的特务进行捣乱，几个月时间连续发生一些奇奇怪怪的案件无法破获。施觉民只好将刑警大队长又让了出来，还是请毛人凤派人去担任这个职务。当时干这些刑警工作的特务们，不仅本人大多是帮会流氓头子，同时还掌握有一大批各种门道的小偷、扒手、惯窃。对有权有势的人丢失东西，他们能在两三天内清出来，原物奉还；对无权无势的人被偷窃后，任你怎样去要求也不会破案，纵然破获了，东西也不能全部清出。保密局要掌握这些单位，主要是利用这些机构可以任意搜捕，对一些没有证据的政治犯，可随意捏造一个罪名，栽上一些伪证，便把人抓起 　　来。 　　 　　另外，在保密局控制下的还有兵工署的稽查处。这个处成立于抗战初期，原来叫警卫稽查处，胜利后仍旧保留下来，改名稽查处。保密局内部却称它为兵工稽查处，以区别于各地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这个处的成立，是专门防止共产党在各兵工厂的活动和镇压各兵工厂的工人。国民党把所有兵工厂的工人列为现役军人，不准组织工会，对待兵工厂的工人动辄以“军法从事”，这个处便是专门担任监督工人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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