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4号馆文选__国防部保密局内幕 沈醉 / 黄茂才、杨钦典的资料

这次裁汰人员的标准，主要是保留“核心分子”与“基本人员”，对一般特务则进行挑眩当时被军统称为“核心分子”的，大多是指抗日战争以前参加军统的老特务；“基本人员”则多系抗战期间军统各个特务训练班所毕业的学生；“一 般分子”则多为抗战期间从各公开机关中吸收来的和私人介绍进来的，以及由士兵中提升起来的。保密局成立后，把每年从士兵（主要 　　是内外勤单位中的勤杂士兵）中提升一定比例的人参加军统组织的办法取消，不再吸收这类人员，当时军统送往各地军官总队去转业的特务，前后达到两万人左右。 　　 　　重庆最多，有５０００多人，西安３０００左右，江西８００多人，其他各地也都是几百到一两千。 　　 　　当军统大量裁减人员还正在进行的时候，真是弄得人心惶惶，不但被裁的人员感到不满，连被保留下来的一些人也同样不满。毛人凤在表面上虽不敢反对，但内心却是希望多保留一些。他同意军统特务们的说法，军统在抗日与反共方面卖过不少气力，也死过不少的人，自命是抗日与反共的有功之臣，不应当在抗日胜利以后和其他机关一样缩减人员。而郑介民却与毛人凤意 　　见有些相反，他是主张多裁去一些没有多大作用的人员，减少一点目标。当他在北平听到重庆方面有了不满的情绪，怕特务们怪他不肯向蒋介石去力争，便在１９４６年６月初又赶回重庆。他召集各单位负责人讲话，说明今后军统的工作重点是和共产党作斗争，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必须有 　　精明强干的人才能担得起这项任务，所以宁可少些，但要精干一些，目标越小越好。他特别把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给蒋介石的有关撤销特务机关的一段电文，再次向大家提出，并着重说明共产党早已公开提出这一要求，很得到各方面的赞成；如果不能自动先行缩小编制裁减人员，不但将来组织新政府时通不过，反而会引起很大反感，特别是增加蒋介石的麻烦。他一再要大 　　家体念领袖苦心，顾全大局，顺应时势，切不可因小误大。他为了使被裁的人安心起见，还提出被裁人员只算是暂时脱离军统工作关系，准许他们仍保留有组织关系，等将来扩大编制增加人员时有被优先派用的权利。经过这一明确规定以后，一些被裁的特务才比较安定一点，知道自己组织关系还保留着，将来还有机会可以回去，于是吵吵嚷嚷的情况也稍好了一些。 　　 　　当时为了多安置一些人到军统掌握的公开单位去，郑介民和毛人凤一再亲自出马，向许多公开单位的负责特务进行说服工作。过去戴笠在世时，凡是军统所掌握的公开机关的人事安排，几乎全由军统局人事处统一调节，主管人员不能擅自任用私人。戴死后，情况马上变了。一些公开单位负责人对局本部命令大都阳奉阴违，出缺不上报而自己找人；对派去的人不是说没有缺 　　额安插，便是推说资历不合而拒绝任用。为了扭转这一情况，只有用劝说的方式去进行，再不能和过去一样作硬性规定了。一些没有军官资历和不愿去军官总队的人，便采用推荐办法来安置。有些自己请求另谋工作的大特务找到了较好一点的工作，如张国焘活动到江西救济分署署长，黄荣华活动到广西救济分署署长，余乐醒活动到救济总署上海汽车管理处处长等单位之后，都有一些被推荐来的人请他们分别安置。对这么大一批人员的转业安置问题，经过两年多还没有彻底解决。１９４７年下半年还在苏州成立一 个转业人员训练班，收容了３０００多人。当时由于军统特务到处不受欢迎，许多机构一听到就想法儿拒绝。以后加上各地大城市不断地被解放，特务人员逃出后请求派工作的越来越多，毛人凤始终感到这是最没有办法和最麻烦的问题。 　　 　　自戴笠死后军统改组成为保密局起，便把过去军统时期每年４月１日召开的大会，从１９４７年以后改于３月１７日召开，以纪念戴笠在这天死去。“三?一七大会”与“四?一大会”性质完全相同，主要是召开一年一度的全国性工作会议。 　　 　　开会的日程也和过去一样，第一天上午举行公祭。先将大会礼堂布置成为灵堂，当中悬着戴笠的遗像，旁边摆上随同戴笠一道摔死的军统人事处长龚仙舫等几个大特务的遗像，后面用几十张长条桌摆上过去军统长期历年因公因病死亡和被戴笠所杀掉的特务的照片，每一照片下面注明死者姓名、年龄、籍贯和死去的情况。公祭仪式完毕后改变布置，下午开大会。第二天开工 　　作会议。所不同的，只是少了过去到公墓去祭扫的一项。中午会餐时，仍照例是敬三杯酒，第一杯祝蒋介石身体健康，第二杯祝所有的特务身体健康，只有第三 杯改为祝郑、唐、毛三人身体健康。开大会的第一天和工作会议闭幕的时候，也照例举行一次文娱晚会。 　　 　　一般参加工作会议的人是，局本部科长以上，外勤代表一般是站长或副站长以及各公开单位正副负责人。先由局长报告这一年工作情况，局本部各处长报告主管业务情况，各省站长报告各省工作情况，以及几个重要的公开机关负责人报告一下，便进行一般性的工作讨论，再分组进行审查改进今后工作的提案。最后由局长作一次总结报告，提出下年度工作重点和应特别注意 　　的一些事项。蒋介石没有再亲自参加过大会，而改为工作会议后召见出席会议的各省站负责人与局本部处长级大特务一次。 　　 　　保密局领导人郑介民和毛人凤不像戴笠一样经常更换化名，郑介民一直是用“杰夫”这个名字批阅公文和下手令，毛人凤也一直用“以炎”这个名字。但局本部的化名却经常更换，各处各室对外行文都有各单位的专用化名，每隔不久便又重新规定，列表通知外勤各省站。对无线电密码的规定，也比过去更严密。一个省站有好几套密本，翻译密本的方法也经常变更，有些密 　　码表只用几次就不用了。这是怕中共方面侦收到这些密码后容易研译出来，因此对本身的保密工作十分重视。 　　 　　保密局成立后，原来军统局的机构虽大部保留下来，但都缩编和合并了，有的甚至裁撤。但保卫蒋介石安全的特别警卫组却不但完整地保留下来，还由原来的２００多人扩充到３００多人。当时在蒋介石身边担任警卫的“随节警卫组”，一 向由侍从室开支，只专担任蒋住宅与办公地点的警卫，以及在蒋介石出外时前呼后拥地跟着他。“特别警卫组”则专任外层警卫，蒋 　　介石外出时，便先在马路上去布置，每数百步一 人，均以左手执报纸为暗记。蒋最怕别人暗算他，每出必仔细看两旁有没有这些人在为他担任警卫，如果到远的地方，还得先把特别警卫组的人派去布置好以后，他才敢去。这个组先后由朱金骅、梁绍周任组长。 　　 　　 疯狂反共反人民的特务组织 　　 　　保密局成立不久，约在１９４６年冬或１９４７年春间，蒋介石在召集这个局处长一级的大特务讲话时，便着重指出了这个局以后的工作任务。我当时也是被召前往听训者之一。当毛人凤把听训者的名单交给蒋以后，他逐一点了名，并念念不忘地一再提到死去了的戴笠，要大家向他学习，继承其遗志，在郑介民和毛人凤领导下，再接再厉地发扬过去的成绩，保持过去的 　　荣誉。接着他谈到，今后工作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这比过去同日本人与汉奸作斗争要困难得多。他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全力以赴，稍不注意，不只是危及党国，而且会死无葬身之地。最后他希望大家要多研究出一些办法，多想出一些主意，随时总结经验和教训，才能很好地担负起这一项直接和共产党作斗争的任务。 　　 　　到了１９４８年４月，我被调任云南省站站长时，毛人凤特别调集了３０个左右的省站站长，在南京举办了一个站长讲习班。一个月讲习完毕后，蒋介石又接见了所有调训的站长和出席“三?一七”工作会议的代表，地点仍旧是在黄埔路中央军校后面他的官邸办公室。他照例点了一下名之后，首先对毛人凤调整各省站长的办法极为赞许。原来保密局成立后，毛人凤担心对 　　外勤负责人控制不了，所以任命的各省站站长大都是由军统临澧特训班毕业的学生和一些中级干部提升起来的。但他后来发现这些人由于在军统的资历浅，对各省的公开单位领导不起来，因各公开单位负责人都是军统老干部，对这些站长不买帐，站的工作推不动。等到毛人凤取代郑介民而当了局长之后，感到再这样下去不行了，才决定把一批将级大特务调出去当站长，并且特别亲自主持，把这些新调任的站长和准备保留的一些老站长调集到南京训练一个月，把原有一些资历浅的站长降为副站长。蒋介石对这一加强外勤各省站的工作很为满意，他在讲话中便指出各省站今后仍应和过去军统局时期一样，秘密领导公开，各省的工作重点应摆在省站。这次他讲话的重点是要求各省站的负责人对外勤特务必须加以调整，保密局的外勤人员应当社会化，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公开掩护职业，以便打入社会各阶层中去进行活动；特别要设法打入各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除多多拉拢一些民主党派中的动摇分子加工作外，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千方百计、不惜任何代价打入共产党在各地的组织，以便彻底消灭各省共产党，巩固后方；对一些不称职或身份已暴露的工作人员，应调往公开机关去安插，留下来的必须是有能力和有工作路线的人，并要不断吸收新的人员参加。他要求各省领导人不单是负责领导工作，还要亲自去从事高一级的情报活动。他当时便提出省站站长可以使用国防部专员名义在当地作公开活动，站长以下则绝对秘密。最后他希望各省站领导人要搞好地方关系，与当地驻军将领及行政负责人要有密切联系，发动各方面力量来搞好工作。他叫我们要重视利用中共叛徒的工作，但也应注意防范这些人。最使人不会忘记的几句话，是他以非常亲切的口吻对这些为他尽心竭力充当鹰犬的大特务极力赞扬。他说： 　　“你们都是跟随戴局长多年的老部下，都是最革命、最能忠于党国的人。保密局在各省的组织由你们去领导，我很放心。今后在各地展开和共产党作斗争的工作，有你们去领导，我相信一定能够不辜负我的期望，能做出伟大的成绩。你们在工作中有什么困难，我一 定负责替你们解决，使你们能一心一意去工作。”末了，他照例对中共来一套诬蔑，并对在场的人进行一番恐吓，说些如不努力战胜，必死无葬身之地的一类老话。总之，如何运用特务的力量去消灭他所统治区域内的共产党，这便是他对于保密局工作的指示和要求。 　　 　　１９４６年７月１日保密局成立时，是在南京马台街２２号办公，到１９４７年上半年才迁入洪公祠新建的大厦。国防部对保密局全部人员的核定数目，内勤各处室由原来军统局时期的１０００多名减为３３５人，外勤减为６０２３人，比原来少了近两万人。电讯部门人员则还保留了两千名。到１９４８年才增加了外勤人员２８８０人。保密局刚成立时由郑介民兼局长， 　　毛人凤为副局长。１９４８年２月间，郑介民被免去保密局局长和国防部二厅厅长，调任为国防部次长后，由毛人凤任局长，原任别动军司令徐志道调为副局长。这个局从成立到解放前逃往台湾为止，内外勤机构名称很少变动，不像过去军统局时期一年数次变更和扩充。局长、副局长以下设局长办公室主任。郑介民任局长时，由黄天迈、张继勋任局长办公室主任。 　　 　　毛人凤任局长后，立刻把郑介民的人撤换，而将他所最亲信的潘其武调为局长办公室主任。局长办公室下设专员及秘书、助理秘书１０人左右，先后由王清、萧漫留、刘镇芳等任过专员，毛钟新、袁寄滨、周念行、郑尔铨、徐昌俊等任秘书。直接由办公室领导的还有一个文书科，由周石甫任科长。 　　 　　局本部设七个处：第一处为情报处，由原军统局第二处处长何芝园任处长，下设军事、党政、经济、国际四个情报科；第二处为行动处，由叶翔之任处长，下设行动科（主管逮捕、枪杀、破坏）、侦防科、策反科（这个科领导有许多策反站，专门进行对解放军和地方进步武装力量等的策反活动）和心理作战科；第三处为人事处，由郑修元任处长，下设人事行政、考铨、卡片等科，主管组织人事；第四处仍和军统时期一样为电讯处，由杨震裔任处长，下设通讯、机务、工务等科，主管保密局各地无线电的通讯工作；第五处为司法处①，由李希成任处长，下设审讯、狱管两科（重庆中美所内渣滓洞与白公馆的两个看守所，西安、上海、北平、南京等地的看守所和集中营，都由这个处领导）；第六处为经理处，由郭旭任处长，下设审计、综计、会计、出纳等科，主管财务工作；第七处为总务处，由我任处长（１９４８年５月以后，由副处长成希超升任处长），这个处下设庶务、管理两科及收发、交通两个直属股，附属有一个汽车队，由孙超任队长，一个电话队，由梁修元任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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