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似火 　　　　（续上期） 　　 　　有一天，天气晴好，彭加木倚在窗口眺望。窗外已经是烂漫的春天了，医院的花坛里盛开着鲜花，蝴蝶在花间穿梭飞舞，到处都洋溢着盎然的春意。他放眼远眺，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可以望见巍然矗立的中国科学院的实验大楼。他想到：有多少熟悉的同志在这座大楼里夜以继日地从事着科学研究啊，真恨不得马上跑到他们身边去；他的心又飞驰到了遥远的边疆，那里的研究所和实验室正在等待他，难道自己就这样眼睁睁地给疾病压垮吗？不，决不甘心！ 　　他抽出笔来，写下了他的生命之火熔铸成的一首诗： 　　昂藏七尺志常多，改造戈壁竟若何？ 　　虎出山林威失恃，岂甘俯首让沉疴！ 　　有的人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悲悲切切，惶惶不可终日；有的人看到自己死在眉睫的时候，放纵颓唐，一味自暴自弃。但是，共产党员不是那样的人，彭加木不是那样的人，他们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要挺起身子来，战斗！他们能把一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然而，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也最懂得珍惜生命。 　　在最艰难的关头，彭加木仍然以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医生密切配合，坚持治疗。对付疾病，他也采取了严格的科学态度，一丝不苟。他把每天用药、打针的剂量、治疗的情况……逐条记录下来，以备查考。夜晚，由于药物的反应，使他通宵失眠，但他还是挣扎着爬起来，帮助夜班护士打着手电筒，替邻床的重病人打针照明。白天，由于照射深度X光的缘故，头痛欲裂，但他撑持着写信，帮助新疆的化学研究所订购仪器、图书，争取各方面的支援。他要把有限的生命，用到无限的共产主义事业上去。在短短几个月的病床生活期间，他向新疆、向云南、向华南，一共发出了三十多封信件…… 　　组织上始终倾其全力关怀着他，想尽各种办法抢救他。这时，又给他请来了中医，中西医结合双管齐下进行治疗。大家都称他为“硬骨头”、“铁汉子”。一切努力都没有白费，在这个“硬骨头”身上，果然出现了奇迹：他的烧退了，病情稳定了，他从小病室又搬回大病房；过了一个时期，用X光透视，发现他胸部的肿瘤有了显著的缩小。 　　同志们都感到喜出望外：一场夺取生命的战斗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让我去完成未了的心愿吧 　　一九五七年七月中旬，彭加木出院了。 　　他的病好了没有呢？没有！只是相对地减轻了。出院的时候，医生单独对他的妻子说： 　　“这个病随时可能再发，预料以后很不好，不能乐观……” 　　在出院的病历卡上，写着四条“戒令”： 　　1、 每周注射； 　　2、 医生定期随访； 　　3、 休养为主，轻工作为次； 　　4、 需要留沪休养。 　　彭加木的体力的确很衰弱，治疗带来了后遗症：健忘、视力减退、血管阻塞、胸部骨头增殖突出，按照常规，连轻度工作都很难安排。但是，对他来说，没有工作简直比什么都难受。他向党组织提出，要求一个月以后就到新疆去。 　　身患这种重病的人，怎么还能到天山北麓的边疆去呢？组织上出于关怀和对同志的生命负责，当然不能同意。但是，彭加木却一再执拗地要求。他向北京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的负责同志，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信中说： 　　……在上海各方面的条件当然都是很优越的。但是一个共产党员，难道可以畏难退缩…… 　　医生们认为我的病十分险恶，这是我知道的，不过我是十分乐观的。无论任何严重的疾病或是各式各样的困难，都不能摧毁我对工作的信心，我相信必定能获得胜利。为了社会主义事业，为了建设边疆，我希望尽一切力量：能做到十分就做十分，能做五分就做五分，能做一点就做一点…… 　　组织上对这件事情，感到很作难，北京和上海反复联系、研究的结果，觉得只能向他摊牌了，领导决定由支部书记和彭加木作一次严肃的谈话。 　　那一天，他们两个人从宿舍出来，同路走到科学院去。在绿树成荫的肇嘉浜路上，支部书记开口了： 　　“加木同志，你的请求组织上已经慎重地考虑过了，决定让我告诉你，你的病是一种癌症，叫做纵隔障恶性肿瘤，医生说随时都有发生危险的可能，因此……” 　　彭加木听了，淡淡地一笑，他说： 　　“这我早猜到了，只不过没有你说的那样系统罢了。边疆的工作刚开端，因病搁了下来，心情很不舒畅，留在上海，身体反而不容易好起来。”彭加木恨不得把心 　　都掏出来，“不要再挽留我了，让我去完成未了的心愿吧！” 　　一场没有结果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各种办法都留不住彭加木，他的去志已决。组织上和他的妻子商量，感到留在上海反而使他精神上不愉快，有碍病体，就同意放他远行；并且做好准备：万一在外面发病，就赶紧送回来治疗。 　　一九五八年五月，他像一个远征的战士那样，又一次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未完待续）

原文 发表于1965年，散文集《生命似火》作家出版社，发行量35000册  浏览：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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