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夏日的这个月是王海崎的祭月。 　　王海崎到巢湖探望他最要好的朋友小夏，小夏是知青在那里插队落户。他们上午在浩淼巢湖水中畅游，一游游出十几里，下午邀了几个朋友吃饭喝酒，搞迟了，没赶上回合肥的火车。那一年他已被招工，在合肥化肥厂上班。那一天他上夜班，怕误点，他就扒上一趟从巢湖开往合肥方向的货车。货车车厢装满煤灰，顶端像座小山包， 他就坐在小山包上。一阵风刮来，吹走了他头上的草帽，他起身去抓草帽，没扶牢站稳，货车也没地方扶，脚下是煤灰也站不稳，他从煤灰小山包上被扔出去，摔到铁轨上，车轮从他大腿处碾过。事故发生地点就在离合肥四华里路的地段。王海崎被送至医院抢救，因失血过多回天乏术，他走了。从他口袋里找到那张没赶上趟的火车车票，还有几张饭菜票，是合肥化肥厂食堂的。化肥厂领导接到通知前往医院认领遗体。 　　那是一九七二年。王海崎一九四九年生人，那年他实龄22岁。 　　王海崎和我在一个“点”插队，那个队当时叫做颍上县夏桥公社谢庄生产队，是本班同学房迎三引荐的。先期落户的有高三金溯，高一王海崎，初二房迎三，三个男的。后来经过考证，他们的队叫谢三队。两个女的，我和高三康明的那个生产队叫谢四队。我们不在一个行政生产小队，但在一个大自然村庄，谢庄。我和康明晚上到谢四队社员家睡觉，白天到谢三队“点”里做饭吃饭参加日常活动。那是一九六八年年底，我们两个女的一落户，谢庄“点”就有了五个知青。 　　我们合肥一中学生下放，当时有三个县可以选择，长丰，石台还有颍上。当年有个说法，逍遥派到长丰，浪漫派上石台，革命派去颍上。颍上穷，吃杂粮睡土炕，有志青年要去就去艰苦的地方，改天换日练就红心。 　　见到王海崎，他身在颍上但看不出是有志青年，他不谈如何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跳忠字舞，却喜欢说怎么吃。房迎三是“点”的财务部长，我和康明到“点”落户的第二天，他领着我们去夏桥镇赶集。知青当时受政府照顾，有细粮粮票还有肉票。王海崎请示房迎三说买肥肉买肥肉，好吗？肥肉炼油夹红薯面饼特好吃。我们站在肉案前犹豫不决，不知王海崎的食谱对不对头，从没听说过，更没尝过，不敢瞎决定。再想想，肉票有限，钱也没几个，要买瘦肉，一顿吃光也只够塞塞牙缝。 那就买肥肉吧。卖肉的就用称约了两斤肥肉，用麦秸一绕扎上，我们拎着一嘟囔油光发亮的肥肉朝着“点”凯旋。到家，点起火来把肥肉切切，往锅里一放，刺啦一声，我们的锅间，厨房，还有隔壁的睡房就漫出香喷喷的猪油味，邻居社员家小孩都跑过来看看闻闻。猪油炼好了，盛到一个搪瓷把缸里，第二天早上猪油冻板了，王海崎的猪肉黄油革命成功。 　　我们“点”的早饭是红薯全席。锅底煮着捶碎的红薯片，锅沿贴上一圈红薯面饼，锅灶里烧的是发霉的红薯干，待高粱秸秆做的锅拍子（锅盖）上圆了气，红薯片粥好了，红薯面饼也好了，大家欢天喜围上来盛饭，没有桌子椅子，热腾腾的早餐端在手上，我们蹲在地上，开始吃早餐。冬天不下地干活，社员家一天吃两顿，不烧早饭。我们的早餐吃起来格外香甜格外珍惜。王海崎和面贴饼有一套，红薯面和得不干不稀恰到好处，掐一小团放在掌心双手相对一按，然后一手托着饼，用另一只手的掌根把红薯饼一圈拍得光光净净，再顺手往锅沿轻轻一拍，那饼就在热锅上吱吱冒出淡淡的甜香味。红薯面饼熟了，王海崎用锅铲把饼铲出来，一面软一面脆，放在碗里凉一凉，用刀从侧面一片，挑点猪肉黄油一抹，从家里带来的白糖一撒，两手捏住嘴里一送，红薯面吐司夹肥肉黄油，好一顿可口的中西佳肴。 王海崎推荐的食谱受到“点”里全体成员赞赏，成了他的专利，王海崎得意洋洋。 　　王海崎有一段红薯面吐司夜战群狗的段子。有一回他回家，头一天做了一锅红薯面饼，再加工成红薯面吐司，第二天天没亮就上了路，肩上的黄书包里装了好几个红薯面吐司，准备路上享用。那红薯面吐司太香了，引来几条狗跟在他后面汪汪叫。王海崎怕把社员吵醒，就掰了几块他的红薯面吐司喂狗，狗吃完了红薯面吐司，追得更紧叫得更欢引来更多的狗。王海崎背包的红薯面吐司都贿赂完了，他人还没走出村。没辙，王海崎撒腿就跑，狗跑得比他快，他抡起书包想把狗驱散，狗群起攻之，他打不过。一个拣猪屎的社员用粪铲子把狗哄散，他才得以突围。 　　王海崎对村里什么都好奇，不耻下问，社员对他也有兴趣，不厌其烦给他解释。他就笑了说，哦这个我都不知道？真笨！刚开始干活他不中，他身材高高挑挑没力气。农活有一种活抬土粪，社员用筐子扁担把牛栏里掺着土和麦秸的牛粪抬到地头当肥料使。别人一弯腰，扁担上肩，百十斤的土粪筐抬起就走。他肩不能挑担担手不能提篮篮，扁担一上肩，走在前面，两脚拧麻花趔趔趄趄，走在后面和他搭档的社员看到，就把筐系往后赶赶，让他那头轻松些，社员们对他挺照顾。 　　王海崎家有兄弟姊妹五个，他是单丁，唯一男孩，排中间，上有姐下有妹。他好像根本就没意识到他是他们家的独生男，身边的女同学也成了他的姐姐妹妹，毫无隔膜。他和“点”里的同学谁都能谈天说笑。记得金溯戴一副眼镜，片子厚厚的，沉默严肃，房迎三管账，也不苟言笑，康明待子闺阁对象在合肥工大，我没谈过恋爱不懂风情却有革命情操，左得可笑。他说北京话，在“点”里话最多，笑声最响，但从没对我奚落讪笑，我一到“点”对他就有好感了。 　　他们家祖籍广东东莞，他爸参加革命，革命成功一家定居北京。王海崎参加文化大革命说不上是成功还是没成功，反正要继续革命，就从合肥北上到了颍上。吃淮北的粗面杂粮，呛淮北大平原的风沙，烧没烟囱的锅灶，睡泥抹的炕床，是一种土坯实心无法取暖的炕，他从不抱怨。可有一桩生活内容很让人挠头，也上不了桌面进不了讨论话题，谢庄人叫屙屎。在社员家毛坑拉屎拉尿没遮没拦倒也罢，拉屎没纸擦屁股是个问题。王海崎也只能入乡随俗，就和社员一样用麦秸或者高粱杆解决吧。 　　我们下乡的时候是冬闲，地里没活干，知青就相互串门子。最快活的时光就是讲手抄本故事《一双绣花鞋》。这个故事人人会讲，有文艺细胞的人讲故事，就挑在黑灯瞎火里讲，夜黑风高里讲。故事弄得我们心惊肉跳，然后心满意足摸着黑赶回自己的“点”。对我们来说那是生活中一点点，几乎是唯一的乐趣。如果还有其它什么，那就是扒车逃票。 　　因为农闲，我们落户没几天就盘算着回家。我们落户时，是军车送的，一车送到公社大门口， 下到“点”。从“点”到合肥没有那么风光，自己打票搭火车回家。扒车是男同学的英雄壮举。扒车不单是为逃票，更是一种冒险，一种刺激。女同学不扒车也逃票，我就干过。步行到小站，小站不剪票就从那里上车，上了火车看到列车员来查票就躲到厕所里去。我们连8分钱的邮票也要玩花招，先把邮票正反两面涂上浆糊，贴到信封上寄出，收信人把用过的邮票连信封一起剪下来，放在水里泡泡，然后将邮票从信封上揭下来，邮票上的戳子泡掉看不见了，晾干再用。这是一种乐趣，好像也是一种习惯。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搞过全国大串联，乘车哪要买票？吃饭哪要买单？再到后来，就有知青开始偷鸡摸狗乐此不彼。我们血液里有革命造反在流淌。 　　偷鸡摸狗，王海崎不在其列亦不与其为伍， 扒车他干过，红薯面吐司夜战群狗，突围后他扒车回合肥，那次他成功了。从巢湖到合肥的那趟货车却送了他的命。我到他家所设灵堂去和他告别。他家那时住在省出版社，见到他的爸爸妈妈，一句话都说不出， 白发人送黑发人，天下没有比这更让人伤心欲绝的了。灵堂墙上黑镜框里，王海崎眼睛静静地看着，笑盈盈的， 好像说，我再也不用去上夜班了，还能吃到真正的黄油吐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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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5/7/12 5:5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