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近距离接触姚文元（一） 　　我和姚文元的关系，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阶段，通过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共同战斗”，变得密切起来的。 　　 　　毛泽东肯定了姚文元和他的写作班子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为人民立新功》中介绍说：“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姚文元同志（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江青的讲话中，原来没有“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这句话，讲稿在送给毛泽东审阅的时候，是毛特意加上去的。这件事，姚文元对我说过不止一次，意思是让我记住：毛主席很关心上海市委写作班，知道这个班子和姚文元的密切关系，并且肯定市委写作班在文革舆论准备阶段所起的作用。 　　一九六九年，我当上了中国共产党“九大”的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我主动去和坐在前排正中座位上的毛泽东握手。毛泽东不认识我，问道：“你是哪里的呀？”张春桥赶紧从自己的主席团座位上赶过来，向毛泽东介绍说：“他叫徐景贤，上海来的，就是姚文元那个写作班子的支部书记。”毛泽东“哦”了一声，显得很高兴，亲切地握住我的手；我赶快代表上海的同志们向毛泽东致意。 　　毛泽东提到的写作班子，当时实际上是上海市委的喉舌，也是为毛发动文革制造舆论的工具。一九六五年初，姚文元接受了撰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秘密任务，来到我们市委写作班。写作班的地点先是在上海华山路丁香花园，和华东局《内部文稿》（我们称为“内刊”）编辑部合署办公。姚文元兼着“内刊”文学组的组长，有他自己的办公室，不要求另外安排，只要求写作班历史组为他收集《明史》及其他古籍中有关海瑞的资料。 　　后来，“内刊”搬到宛平路后，写作班搬到武康路二号，那是一幢前面有着一片小花园的三层楼洋房。我就为姚文元在武康路二号小楼的二楼北部，安排了一处隐秘的房间。房间约十五平方米，里面安置了一床、一桌、一椅，平日锁着门，写作资料都堆在办公桌上，他有一把钥匙，我有一把钥匙，别人都进不去。房间的斜对面，就是为他准备明史资料的写作班历史组（“罗思鼎”小组）的办公室，他可以随时过去和历史组成员朱永嘉、吴瑞武、王知常和朱维铮（调来写作班前均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交流讨论。 　　说来真巧，历史组的组长、胖胖的朱永嘉，正是研究明史的。一九六四年冬，《海瑞罢官》的作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来上海，通过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西光的介绍，在锦江饭店会见了朱永嘉，对朱研究明王朝覆亡这一段历史时的若干观点，很是欣赏，表示愿意收朱永嘉为学生，做他的“关门弟子”。因此，后来张春桥指定让朱永嘉为姚文元准备批判吴晗的材料，正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姚文元对我在市委写作班为他安排的写作环境很满意，他有时躲在宛平路十一号的华东局“内刊”办公室写文章，有时就到武康路二号来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和讨论问题。 　　 　　我与姚文元的交往 　　 　　说到我和姚文元的关系，还得追溯到一九五四年，当时我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处长丁景唐要我关注工人文学创作活动。我们在江西中路建设大厦市委三楼会议室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找一些平时写评论文章的人，一起来讨论工人文学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姚文元当时在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工作，经常在报刊上发表评论文章，我们就把他请来了。他头戴一顶蓝布鸭舌帽，身穿一套蓝卡其中山装，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圆口布鞋，肩上挂着一只草绿色的军用背包，张嘴一笑就露出半颗残缺的门牙。从此我们就相识了。他曾告诉我：他的门牙是小时候和同学一起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在奔跑时不慎撞断的。文革期间他去了北京，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才把门牙修补好了。至于他的一身穿着，则是数十年一贯制，一直到文革发生进了北京后才换上了军装。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姚文元因为写评论文章引起了市委领导柯庆施、张春桥的重视，先把他从卢湾区委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担任《萌芽》杂志编辑部诗歌组和评论组的组长，以后又提为作协党组成员。我因为在市委宣传部分工联系作家协会，经常在党组会上遇到姚文元，两个人越来越熟悉了，有时一道开会，散了会就在外面饭店里一起吃客饭，边吃边谈写作和日常生活方面的问题。 　　姚文元在生活上十分随意，不修边幅，他和在卢湾区委组织部担任副部长的金英恋爱、结婚以后，极少过问家务。姚文元一九三一年出生，比我大两岁，但我比姚文元早结婚、早生女儿，听他说起妻子金英怀孕了，就用我自己的经验告诉他：要多关心怀着孩子的金英，免得她在坐月子的时候，吹风受寒会得终身毛病，而这些知识正是我的岳母教给我的。可是，姚文元没有听进去，他对产期中的金英很少关心，以致金英在生第一个女儿时就受了风寒，得了风湿性关节炎，以后又转为风湿性心脏病，落下了终身毛病。我为此一直感到遗憾，还埋怨过姚文元。 　　正因为这个原因，致使文革结束姚文元被捕以后，金英频频发病，多次住院，我出狱后还到她家里和上海卢湾区中心医院去看望过她。姚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金英在上海等待了姚文元十九年又十个半月。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九日，金英终因风湿性心脏病突发，抢救不及，就猝然去世了，没有能等到姚文元出狱回家。在北京的姚文元得到女儿的报丧讯息，悲从中来，说了一句话：“终身之恨！”又给妻子写回来一封告别信：“远方的老伴为你送行……”后来海内外的有些报道中说姚文元刑满释放回上海时，是他妻子金英去车站接他的，以后又在一起共同生活等等，那都是误传。事实上，姚文元一九九六年十月六日从北京出狱以后，孤身一人在浙江某地住了好多年，身边无亲人陪伴；到后期身体有病，才获准进上海市区但仍不许与女儿同住，直至送进医院不治身死，终年七十四岁。不过这已经都是后话了。 　　一九五八年，上海市委创办理论半月刊《解放》，柯庆施、张春桥把姚文元调去担任编辑部文教组组长，这时他反过来向我约稿了，我有时也到荣昌路六十号二楼他的办公室去，交谈稿件方面的情况。接触多了，彼此也就更了解了：姚文元解放前在卢湾区的沪新中学参加过学生运动，一九四八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以后高中毕业，没有读大学，直接进了青年团卢湾区委工作。这段经历和我相仿，我也是解放以前在南洋模范中学读书时接触了学生运动，解放后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直接被调到市委宣传部工作的，因此彼此有较多的共同语言。我和他一起到作家协会开会时，有时会遇到他的父亲姚蓬子，也是作协会员，胖胖的光头老者，耳朵有点背，在讨论会上发言的时候喉咙很响。姚文元的长相酷似乃父，但他从不在公众场合与他的父亲搭腔。我知道姚蓬子曾是左翼作家，但历史上有些问题，所以也没有和姚蓬子对过话。 　　一九六二年，在《解放》半月刊停刊以后，姚文元被调往上海解放日报任编委和文艺部主任，有一次，我给报纸的副刊“朝花”写了一篇杂文《不做“冷酷的观众”》，受到文艺界某些人的非议，并传说我“挨批”了。姚文元知道后随即用“尖兵”的笔名写了一篇杂文《并非“挨批”》，为我作了辩护，使我觉得他很仗义。过了一段时间，姚文元患了传染性肝炎，需要疗养，但是按照他的级别（他当时是行政十六级）和职务，不能进高干住的无锡太湖华东疗养院，我为他的病情担心，就向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写了一份报告，汇报了姚文元的病况，经过石西民的批准，由市卫生局安排姚文元到青岛的一个疗养院去疗养了几个月，使他恢复了健康，为此姚对我心存感激。他出了文艺评论集子和杂文集，还题诗和签上名字赠送给我。所以，当一九六五年初，姚文元接受江青布置的秘密任务，要到市委写作班来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的时候，我作为写作班的支部书记，对他当然是十分欢迎并热情相待的。 　　我告诉写作班的成员：姚文元来写作班写文章，什么内容大家不必多问。只有历史组的几个人大体知道是市委交下的任务，但姚文元的口风很紧，“罗思鼎”小组的成员也不知其详。他来到武康路二号，基本上就躲进二楼北间，有时也到对门历史组坐坐，或是到楼下东部我的办公室聊上一会儿，我有时也上楼看看他。 　　姚文元从不抽烟，也不喝酒，就喜欢吃糖，生了肝炎以后写作时特爱吃硬水果糖。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他因患糖尿病殁于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恐怕和这长期爱吃糖的习惯有关。他还有一个习惯，写作时喜欢咬笔杆子，一边思考，一边咬啮，把钢笔的尾端咬得留下斑斑驳驳的齿痕。有时他早上来到武康路二号，中午在写作班自掏饭票买一客从延安西路市委机关食堂送来的普通饭菜，傍晚就和我一路回家。 　　我住在常熟路瑞华公寓市委机关宿舍，他住在香山路解放日报宿舍。他不会骑自行车，我们就一起步行。当我们从武康路沿着五原路走向淮海中路的时候，有好几次我主动走在他的右边，结果发现他也总是想绕到我的右边，原来两个人都患过中耳炎，右耳听力严重下降，所以都想走在别人的右边用左耳听他人说话，说破了两个人哈哈大笑。 　　在我们的交谈中有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原来我们两人都很敬佩周扬，把他看作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化身，觉得他是最忠实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的代表，而且是周扬具体指挥了文艺战线上的历次斗争，从反胡风、反“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到反右派、反现代修正主义，他都是领军人物，但是现在周扬却在中宣部、文化部受到批判，姚文元在议论时惋惜地对我说：“想不到……真想不到……”而当我们得知是毛主席决定批判周扬的时候，我们当即写文章对周扬下手毫不留情，姚文元还写了一篇痛批周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经毛泽东审定后发表。现在回顾起来，姚文元在文革前对周扬是亦步亦趋的，虔诚地信奉毛泽东的文艺路线和文艺政策，而且用自己的理论思维和写作实践来千方百计地体现毛泽东的意图，在这个体现的过程中还加入了自己的创造，因此深得毛泽东的欣赏。 　　后来，姚文元调到北京，接触到了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变得格外谨慎小心，可以说是步步紧跟毛泽东。他每做一件事情都要给毛泽东写请示报告，得到毛的批准后才去实行。毛泽东要他接管《红旗》杂志，说：“你为什么不去夺陈伯达的权？”姚文元这才直接抓《红旗》杂志，建立了《红旗》上海组稿小组，指定我和朱永嘉、王知常、肖木为上海组稿小组的成员。每一期开列的《红旗》组稿目录，姚文元都要送给毛泽东审定、画圈。有一次他要到上海住几天，到了兴国宾馆叫我去谈话，刚坐下，他就拿出一个透明的塑料文件夹给我看，里面是他写给毛泽东的一份请示报告，说是要请假一星期到上海去谈谈写文章的事，顺便探亲（当时姚的妻子和女儿都住在上海）。毛在这份文件上画了圈，批示“同意”。姚文元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我这次到上海来是经过主席批准的。”姚文元在中央如此谨小慎微，真正做到了如周恩来所说的：“授权有限，事事请示”。所以，后来华国锋等人把姚文元抓起来进行审判时，特别法庭想把姚的所作所为和毛泽东分开，感到特别困难。因为姚文元几乎每件事都留有书面文件，都向毛泽东作过请示，都有毛泽东的亲笔批示，这两个人又如何能够分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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