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毛芬郎，是从永丰蔡家埭嫁到土地堂郁家的。祖母的一生经历坎坷，为了这个家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 　　我很小的时候祖母就对我格外关心，这到不仅仅因为我是她的长孙，而是出于祖母对孙辈的一贯慈爱。我小时特别调皮，也很好动，常常在街上到处跑，有时一眨眼功夫就不见了，往往这时候祖母就会到处找，一直要到找到我了才放心。 　　镇西有个社场，用我小时候的眼光看，社场还很大，几个小朋友经常到社场上玩，因为那里的草堆，可爬上去，也可钻到草堆里面去玩。小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爬草堆的确算得上是件好玩的事了，因此这帮晒得黑乎乎的屁孩子们常常玩得很疯。 　　在社场上玩，孩子们可以得到家人的照看，这也是大人们放心让孩子玩的原因。红光三队人均土地才3分，范围很小，就社场四周那么大一块地盘，大人们在地里干农活，随时能看得到在社场上玩的那些孩子，一有事很快就能跑过来照看。在我的记忆里，我的祖母和小姑也经常在地里做，也时不时地过来喊我们几声，看到我们很安全，才继续去干他们的活。 　　在我的脑海里至今仍保留着与祖母有关的不少历史镜头，有些镜头如今回想起来仍是那么的清晰、那么的真切。如： 　　祖母带我去庙里叩头的镜头。有一次，我与几个小朋友在镇西社场边玩耍时，不知怎的，玩着玩着肚子痛了起来，在社场上干活的祖母知道后，急忙赶过来，抱着我先是看医生，后又到庙里去叩头（土地堂西首的土地庙），说“叩了头就不痛了”，说来很奇怪，几个响头一叩，还真的不痛了，这件事留给我的记忆特别深。 　　祖母在田间辛勤劳作的镜头。记得在小队社场南侧种过大片的棉花，棉花成熟时，大人们便在地里拾棉花，天很热，我常常看到祖母弯着腰辛勤劳作着，蓝老布衬衫被汗水湿透了，满脸流着汗水，此时的我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滋味，很心疼祖母的，但又很无奈，有时我也会学大人的样，到田里帮祖母一起拾棉花，可祖母总是不让，说棉花杆会伤着的。 　　祖母乐善好施的镜头。小姑在树勋中学（当时的树勋中学还在旭东大队所在地）读初中时，土地堂河北永丰大队有一个小姑娘与小姑是同学，两人特别要好，每天上学时总要先到我家来等小姑一起走，寒冷的冬天里，小姑娘可能家里很穷，穿得很少，人又很瘦弱，祖母很可怜这个孩子，每次都要端上一碗热腾腾的粥或是水煮蛋什么的让小姑娘吃，好暧暧身子，有时还让小姑娘带些吃的、用的回家，尽可能给予帮助。 　　祖母学跳“忠字舞”的镜头。“文革”时，除了每天早上和晚上都得手捧“红宝书”（一种小型的《毛主席语录》本）面对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外，还时尚大跳“忠字舞”，边跳边唱“忠”字歌。上面要求每个生产队都要组织社员学，红光三队当然也不例外，几个“根红苗正”的积极分子自然不会放弃“大显身手”的机会，经常利用雨天或是晚上时间组织社员学跳“忠字舞”，祖母虽没读过几年书，但很聪明，学跳“忠字舞”还是有模有样的，别的社员老学不会，祖母一学就会，还常常热心地教别人学，我那时还小，在一旁看热闹，尤其爱看祖母学跳“忠字舞”，很为祖母跳得好感到骄傲。 　　祖母带我去上海的镜头。那年我还小，祖母去上海时把我也带去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去上海，记得那天去的时候天还下雨了，车子行驶到常乐段的时候，可能是修桥的原故，得空车过桥，驾驶员要乘客都下车，当时外面在下雨，路上又不是很好走，祖母带着一个孩子，很不方便的，或许是祖母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个好人，驾驶员居然就留祖母和我两人在车上开过去了。这次跟祖母到上海，我感到很新奇的，一到上海我仿佛进入了迷宫世界，高大的楼房、五颜六色的灯光、一辆接一辆的汽车，一下子让我不知道了东南西北，祖母紧紧抓着我的手，唯恐走散了。上海姑妈姑父、娘娘伯伯见祖母带着我去了，很高兴的，又是弄饭又是弄菜的。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和祖母在上海玩得很开心的，只是后来不知怎的，我发烧了，我记得祖母和姑妈、娘娘还赶紧把我带到医院里去看了，打针吃药后才慢慢好了，那几天没少麻烦姑妈、娘娘他们，祖母为了当心我也没少辛苦。 　　在土地堂，我们家也算是个大户人家，祖母的六个子女都很出色，祖母年老后是完全可以安享清福、颐养天年的，可惜我祖母的福气不是很好，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查出患了癌，为此全家人都深深地陷入难言的痛苦之中，虽经上海等大医院千方百计治疗，但还是难有回天之术。祖母离开我们的那年才只有64岁。全家人为了表达对祖母的怀念，每年都会相聚在土地堂，举行祭祀活动，祝愿她老人家在天堂过得幸福美满。 　　 　　 2011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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