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毛泽东说：武装上海十万工人 　　　　　　——砸上柴“联司”的前后经过（三） 　　 　　电影摄影师拍下砸“联司”的全过程 　　 　　上海电影制片厂一位姓殷的摄影师和我比较熟悉，他在随市革命委员会代表给“联司”送《公开信》时已经挨过打，对“联司”有一肚子气，这次他带着电影厂“敢死队”跟着最前面的队伍一起冲进去，爬到厂内的制高点，用好几部摄影机居高临下地同步拍摄，把砸“联司”的过程原原本本地拍了下来。这就是后来制作完成后放给毛主席看的一部长纪录片。 　　队伍冲进去后，办公区的一号楼、二号楼、三号楼很快就被占领了，只剩下四号楼，是一幢多层大楼，也是“联司”总部。他们在楼上搞了一套装置，配备有钢瓶，带着喷雾器一样的喷嘴，喷射强酸。他们为坚守准备的砖头、石块、铁块也很多。队伍攻到四号楼，久攻不下。正在这时，旁边的木模车间又失火了，大家一边忙着救火，一边继续强攻。当时进攻者的武器只有铁棍、长矛，枪倒是没有发。攻势很猛，四号楼里的人终于抵挡不住，一层一层地由下往上撤退，最后退守到屋顶平台上，把上平台的楼梯封死。于是，进攻的人只能从墙外的落水管爬上去，爬到平台边缘，守卫的人又将他们推下来。当时消息报来，我认为肯定已经跌死了好几个人。每掉下一个人，王承龙就在现场给我打电话，我说：“完了，又死了一个！” 　　四号楼久攻不下，但旁边木模车间的失火、救火，启发了进攻者的灵感。正在现场的“消革会”（“消防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的司令吴大炮很起劲，很想在这场战斗中立功，他下面还有一个“义革会”（“义务消防队员革命造反委员会”），这两个组织在当时都是很有实力的。一声号令，他们调来十七辆消防车，把四号楼团团围住，长长的云梯架上去，把四号楼屋顶平台包围起来，准备用高压水枪攻击。谁知下边把消防带接上后，高压水枪里的水却放不出来，原来进攻前给高音喇叭停电以后，厂里的水源也中断了。消防队赶紧从一千多米远的一条河浜里接水，云梯上的多支高压水枪（又名“大炮水枪”）就对着四号楼屋顶平台上的守卫者猛烈喷射，守卫者被一百多磅的水柱冲得稀利哗拉，无法招架，消防队员就乘机从云梯上跳下去，在屋顶平台上举起消防斧头劈打。趁着守卫者混乱之际，进攻者们大批蜂拥而上，解决了最后一个据点。 　　工厂里最高的烟囱上还飘扬着一面“联司”的旗帜，进攻队员又爬到烟囱上把它拿下来，这就象征着攻坚战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参加打“联司”最卖力的是两个厂的工人造反队员：上海矽钢片厂和上海铁合金厂，后来这两个厂成为上海“文攻武卫”民兵组织的基干厂。当时，我关照在现场指挥的“工总司”戴立清，不能打死人，他在那里指挥时一再提醒进攻者，不要打俘虜，但是实际上动手打的人很多。被俘的“联司”成员，男的上身衣服被扒掉，赤身露体挨打。“联司”的头头杨仲池也被抓到了，听说是在地下室里揪出来的。从电影镜头里看，杨仲池被打得很厉害，双手抱头，口吐白沫，押送时一路上有人揪他的头发，拳击他的两肋，连在两旁保护他的人也挨了打。整个战斗从上午十时左右发起总攻，到最后清扫战场、押送俘虏，已是傍晚六点钟了。 　　我最关心两件事：第一，到底伤亡如何？死了几个人？戴立清按我的要求一个人一个人清点，包括从屋顶平台上跌下来的，受伤送到医院去的，清点下来他给我打电话说没死人。我不相信，他说：“我已经点了两遍了。我现在吃力得连路也走不动了，就是一个也没有死。受伤是有的，还不少。”我想，如果没有死人的话，对外、对上都好交待。“联司”的“俘虏”当夜都被转移到交通大学，我还是不放心，特地赶到那里去看过，多方打听下来证实了确实没有死人，终于舒了一口气。第二件事情，我关心全部武斗的过程拍下来没有？我叫上海电影制片厂赶快把片子洗印、剪辑、整理出来，随时准备调用。 　　 　　毛泽东巡视上海并观看砸“联司”的纪录片 　　 　　当天深夜，毛主席在上海知悉了刚发生的这场大规模的武斗事件，他便说要到外面看看。毛主席从虹桥路的“四一四”招待所，坐上一辆苏联造的钢甲防弹轿车出发。这车原是斯大林送给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吉斯牌，混身黑色，车身厚重，北京有好几辆，上海只有一辆。毛主席到上海总是由固定司机开车，司机就是市委车队队长老刘。车窗上装着厚厚的保险玻璃，车身用两寸左右的厚钢板做成，不要说手枪射击，连机枪、手榴弹都打不进去。当时毛主席到上海的消息对群众是绝对保密的，轿车从“四一四”招待所开出，向闹市区驶去，毛主席坐在后座，窗上有薄纱挡住，他可以透过车窗向外张望。 　　张春桥事后告诉我：毛主席的车子开到外滩时，曾被人家发现过。当时在毛的轿车前、后各有几辆北京吉普负责保卫和开道，车队开到一个路口，不知怎么搞的，旁边路上有一辆卡车突然插进北京吉普和毛的轿车之间。毛坐在轿车后座，可以看到前边插进来的一辆卡车的后部，坐着几个装卸工人，他们居高临下朝后张望，有一个工人发现后边一辆轿车上坐的好像是毛主席，赶紧同旁边的人说了，还向轿车里指指点点。同车的中央警卫局警卫人员紧张起来，马上递给毛主席一张报纸，假意读报把脸部遮起来。那几个人万万没有想到车上真会是毛主席，隔着保险玻璃也看得不很清楚，有点吃不准，事后才没有把毛主席到上海的消息传开去。张春桥后来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连连说：“好险，好险。” 　　毛主席的车在外滩黄浦江边缓缓行进，当天参加武斗的人还没完全散尽，马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很多。外滩市革命委员会大门口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都是手拿钢钎、头戴柳条帽、身穿工作服的工人造反派。原来在市革会大门口站岗的解放军战士反而不显眼了。毛主席的车慢慢绕过市革命委员会大门口，他这边看看，那边瞧瞧，目睹了这个经历了一场大武斗以后的城市夜晚的紧张情景。 　　第二天，张春桥通知我：“你赶快在电视台里面播放昨天拍的片子。”电影纪录片拍出来以后，电影厂已经连夜洗印、剪辑好了，我赶到电影厂去先审查一遍。影片长度为五十分钟左右，完全是现场实录：武斗双方门口对峙、弹弓射击、铲车撞墙、逐屋争夺、喷射硫酸、失火救火、云梯进攻、半空开战、屋顶互殴……直至杨仲池被抓、殴打俘虏等等，全部过程历历在目，看得人惊心动魄。我布置上海电视台当天晚上播出这部片子，把播出的时间告诉了张春桥，由张去转告毛主席的随从。后来，张春桥又通知我让电视台播放过两次，一共放了三次。张春桥对我说，毛主席通过电视观看了这部影片，还称赞云梯上的那些人真勇敢。张春桥说，毛主席看得非常有兴趣。 　　后来有的文章里说，毛主席是不赞成上海砸“联司”的，理由是毛主席回北京后，发表了在上海作的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但根据我的了解，事实真相却不是这样的。毛主席看了砸“联司”的纪录片以后，我们都很兴奋，王洪文因为指挥这次武斗尝到了甜头，认为上海工人造反派很有战斗力，建议以上海矽钢片厂和铁合金厂民兵团为基础，重建上海民兵组织，改名叫“文攻武卫”。当时我们认为文革以前上海的民兵路线是不对头的，不仅上海，全国也是这个情况，民兵没有战斗力，用两句话可以概括：“墙头上的官，抽屉里的兵。”所谓“墙头上的官”，就是民兵干部的名单都贴在墙上；“抽屉里的兵”，就是民兵的花名册都锁在人民武装部的抽屉里，民兵难得训练，打实弹的机会更少。张春桥则认为民兵都是“花架子”，没有实战能力。于是，他趁打完“联司”这个机会，向正在上海的毛主席请示：如何重建上海民兵？ 　　毛主席回答：“武装上海十万工人。” 　　张春桥问：“可不可以发枪？” 　　毛主席说：“每人先发一根棍子。” 　　这是当时两人的对答，张春桥向我们传达的原话。有人刨根问底，对当时有没有发棍子特别感兴趣，实际上，建立“文攻武卫”组织的工厂里都有钢钎、铁棍，磨尖了就变成人手一根的梭镖，根本用不着逐级发棍子。棍子是没有发，但是过了几年还是给上海“文攻武卫”队伍发枪了。 　　根据毛主席的表态，张春桥当时正式写了一份重建上海民兵的请示报告，毛主席圈阅后，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成员都跟着圈阅，表示同意。上海民兵就改成了“文攻武卫”，人民武装部也改成了“文攻武卫”指挥部，王洪文就这样当上了上海“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总指挥。毛主席视察了“八.四”大武斗以后的上海的夜晚，又看了“工总司”调动三十万工人武装砸掉“联司”全过程的纪录片，他觉得上海的形势和他刚离开的武汉的形势大相径庭，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的武装完全能够左右和掌握上海的局面，所以他才下决心武装十万工人，而且同意重建上海民兵。这正好说明：毛泽东是完全同意和坚决支持上海打“联司”的行动的。 　　 　　砸“联司”的实质是两派权力斗争的继续 　　 　　毛主席离开上海的时候，上海、武汉的大局已经稳定。毛走的时候，不再乘飞机，而是从上海乘专列回去的。虹桥机场边有一条专线，专列就停在这条线上，这条专线的外面是大围墙，有铁门可以把专线的入口封锁起来。专线的月台和车门的踏步是平齐的，用不到跨步上车，适宜于老人登车。那天临走的时候，毛主席很高兴，让所有的随行人员，警卫、护士、医生以及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张春桥等，都围在他旁边，在车站上拍照留念。张春桥后来把这张照片拿给我看过，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所见到的张春桥和毛主席唯一的合影。 　　砸掉“联司”后，北京和外地的红卫兵对上海的反应很大，有些人公开支持“联司”，指责上海“工总司”调动武装血腥镇压“联司”。八月二十日，张春桥到北京，在会上表态说：“‘联司’要上海大乱，这样的局面怎么能够维持下去呢？上海出动工人武装砸掉‘联司’是完全正确的。”张春桥敢于在北京的会上公开支持砸“联司”的行动，说明他是摸到了毛泽东的底的，他知道毛是支持这次行动的，所以才敢于出来说话。 　　北京和外地的一些红卫兵在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已处于失意的在野状态，所以他们在思想上、感情上同情“联司”，这是从全国范围的角度来观察的。至于在上海，“联司”和“工总司”的矛盾，更是在野的造反派和掌权的造反派的矛盾激化的表现，在支持“联司”的队伍里，我曾经发现过戴祖强的弟弟，是“支联站”的头头，而戴祖强是“工总司”一兵团的负责人，在上海“一月夺权”的时候，他曾要成立一个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和二兵团的耿金章相结合，另外成立一个政权，后来被王洪文砸掉了。戴祖强的弟弟就说他的哥哥是被压制的，所以他要支持“联司”。其他像“红革会”的某些人、“炮司”的某些人也支持“联司”，因为他们在“一月夺权”中都是受压制的，这正反映了当时的权力争夺。 　　但我并不认为当时代表“联司”观点的人都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他们同样拥护文化大革命，他们也打着“批判修正主义”、“打倒走资派”的旗号，也主张推翻上海市委，也高呼“打倒陈丕显、曹荻秋”的口号，只是因为他们在本单位、本地区的掌权问题上受到压制，所以才四出串连，和社会上各种各样被打下去的力量结合起束，想用各种方法掌权，于是就出现了大动荡和大武斗。夺权和反夺权，夺取权力后如何瓜分权力，这是上柴“联司”问题所以爆发的深层的社会原因。 　　毛泽东讲过文革一年发动，两年搞彻底，三年收尾。但搞到那时，反而天下大乱，违背了他的初衷，所以他想要稳住大局，决不允许再天下大乱。一九六七年下半年他在视察全国时，也说过七、八、九月以后，全国的形势要稳定的话。上柴“联司”和各地一些在野的、没有得到权力的组织提出“上海要第二次大乱”、“全国要第二次大乱”，肯定不符合毛当时的战略部署。所以我觉得，如果把砸“联司”与武汉事件、与毛泽东视察全国、希望稳定的设想联系起来，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些事件的发生背景和发展脉络了。 　　(十三章完)

原文 发表于《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星克尔出版社（香港）2013.11出版  浏览：5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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