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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28

徐景贤

  第十二章王洪文的班底(四)
  
  上海人给陈阿大编的笑话
  
  对陈阿大这样一个“阿混”式的人物,上海人是早有口碑的,而且给他编了几则精采的民间故事,揶揄他,嘲笑他。现选择其中的两则,为保持原貌,记录如下:
  陈阿大说话粗俗,切口很多,差不多一开口就带“标点符号”,张口闭口“触那!”(北方话‘操你妈’的同义语)
  有一天,陈阿大接待外宾,说话间时不时地冒出一个个“触那”。外宾奇怪,问翻译:“‘触那’是什么意思?”翻译为维护主人的颜面,只好说:“是‘你好’的意思。”临别的时候,外宾握着陈阿大的手,热情地说:“触那!”
  这则笑话,流传很广,不过要如实地说,我和陈阿大接触很多,倒没有听到他说话带“标点符号”。
  还有一则笑话,陈阿大自己对此也津津乐道:
  有一天,上海民兵指挥部召开民兵大会,陈阿大上台讲话。
  陈阿大说:“今天,我们给上海民兵举行发枪仪式。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人发一支……”
  下面热烈鼓掌。
  陈阿大接着说:“这是不可能的。”
  下面默然。
  陈阿大又说:“两个人发一支……”
  下面再次热烈鼓掌。
  陈阿大接着说:“这是办不到的。”
  下面又默然。
  陈阿大最后说:“决定三个人发一支,”下面继续鼓掌,陈阿大紧接着说:“木头的!”
  关于这个故事,陈阿大自己也听说了,他有一天还讲给王洪文和我听,我说:“你又不分管民兵,还轮得到你发枪吗?”陈阿大听不懂故事里对他的讽刺,反而洋洋得意。
  
  张春桥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老头子”
  
  王洪文委派“工总司”中的党员工人造反派和非党工人造反派(后者在文革后期全都发展入党),担任了市革会各办的领导职务,又通过“工宣队”和派出工人干部的形式,掌握了上海各系统的党政权力。从工业、交通、财贸、科技、农业、地区到公安、检察、法院、民兵以至工会、青年团、妇女及各区、各县,他们都掌握了实际的权力。据统计,当时共派出“工宣队”一万零七百一十三人,其中担任各单位书记、主任、委员的共四千一百四十二人,有些人虽然担任副职,但实权比担任正职的老干部还大。市委组织部门的大权由王洪文的心腹、上海电机厂的工段长金祖敏掌管,市总工会的日常工作由和王洪文一起筹建“工总司”的叶昌明主持,他们都可以向各级党委和革委会派遣和“推荐”工人干部。
  除了掌握上述各个系统的权力以外,王洪文等人还不满足,一直想把手伸到意识形态的领域里来,他们想要办报纸,出刊物,抓文艺。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起,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就办起了自己的机关报《工人造反报》,发行量一度多达六十多万份。但是这份报纸不像《文汇报》、《解放日报》那样,不归市革命委员会领导,而是由他们独立编报。“工总司”的一批人希望不但有行政权、组织权,而且有自己的话语权。他们不知道这个领域是不容他们染指的,他们不断向这个领域伸手,就触犯了张春桥、姚文元的禁忌。张、姚认为文革的最高话语权在毛泽东,而对毛泽东话语的诠释权则在中央文革和张春桥、姚文元手中,此外谁也不能插手此事。张春桥曾在会上多次开导王洪文等人,张春桥说:“联共布党史中谈到当时俄国有一个马尔托夫派,列宁就针对马尔托夫派指出:自发的工人运动是不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张春桥多次提醒王洪文,希望“工总司”停办《工人造反报》。王洪文不舍得,希望保留这个话语权,一直拖着没有执行。直到一九七一年四月,张春桥把话说得很重了,他说:“全国各地群众组织的小报小刊都停办了,唯独上海《工人造反报》还在出版,人家很有意见,影响不好,还是停办吧!”这样,王洪文才不得不下令停刊。
  过了一段时间,“工总司”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复辟回潮,神气起来,他们又想掌握话语权了。他们不甘心张春桥、姚文元把上海的意识形态诠释权交给我和朱永嘉等知识分子掌管,他们找借口要批判市委写作组办的文艺杂志《朝霞》,迫使《朝霞》停刊检查,他们自己想办刊物《工人创作》。我顶不住来自王洪文的压力,但写作组的成员、《朝霞》主编陈冀德向张春桥写信汇报了此事,张春桥虽然生气,但,不动声色,通过给上海市委写信、自己出面承担责任等措施,断然制止了“工总司”的进一步行动。到了一九七五年,王洪文从北京回上海,又指示叶昌明要出版工人自己的刊物。叶昌明经过筹划,打算由总工会宣教组编两种刊物:《工人理论》和《上海工人文艺作品汇编》。后面这本《汇编》第一期刚刚出版,就被我看到了,我深谙张春桥的意图,立即把这本刊物通过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直送北京。张春桥迅即作出批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不能随便出刊物。”两本刊物就全被封杀了。
  张春桥可以把别的权力交给王洪文的班底,可是,话语权和诠释权却万万不能松手。
  其实,王洪文的班底所掌握的上海各个系统的权力也好,我所控制的上海意识形态各个文化领域也好,最后仍需向张春桥和姚文元作请示汇报,最后的决定权仍在张、姚。因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仍然要通过党,而作为上海党的最高领导的化身,就是张、姚。即使王洪文后来身居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高位,职务比张、姚都高,但是,他对张春桥、姚文元还是唯命是从的。特别是对张春桥,用上海话来形容,王洪文可以说是“一帖药”,呒没还价。这是因为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之间存在着长远的历史渊源和恩怨关系。
  张春桥从“安亭事件”开始,支持了“工总司”的成立,承认了他们的组织,肯定了他们的行动。张春桥知道中央在对处理“安亭事件”上存在着不同意见,而他自己敢于豁出命去签字同意,是指望和相信会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事后他曾对王洪文说过:“我是提着骷郎(髅)头签字的。”因此,王洪文多次对他的小兄弟们讲:没有春桥,就没有我们这些人;没有春桥,就没有我们“工总司”!他对张春桥是非常恭敬的。张春桥也十分重视这支队伍,他通过“工总司”的头头,把上海一百二十万产业工人的队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对这些头头采取一种恩威并施的做法:一方面对他们施恩,提拔他们,扶植他们,另外一方面对他们的缺点错误,也会进行批评,甚至批评得很严厉,使他们很服贴。
  可以讲一个故事,说明张春桥和王洪文的班底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工总司”是上海最大的群众造反组织,对其他的组织经常流露出一种大国沙文主义的情绪,他们的小团体主义发作起来有时非常厉害。正好“一月夺权”最紧张的时候,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要访问上海,这一批国宾由总理谢胡带队,他是该国的第二把手。上海由张春桥出面接待,陪同的人员也由张春桥指定。外宾到达时飞机场要有群众队伍,当时重要的外宾来访,一下飞机,要有几千人的队伍夹道欢迎,表示友好。飞机场的欢迎队伍,市里规定由各个群众组织轮流去,譬如说这一次是“工总司”调队伍去飞机场,下一次是大学红卫兵组织去,再下一次是中学红卫兵组织去。那天轮到的是财贸系统的队伍去欢迎。财贸系统的造反组织当时叫“财革会”,头头姓宋,我们都叫他“宋老板”,他原是财贸系统一个竹木器店的店员。当时外事组就通知“财革会”老宋:“今天你带财贸系统队伍到飞机场去欢迎外宾。”他就组织队伍去了。谁知道,“工总司”的头头们听说今天有重要外宾来了,不满意外事部门安排“财革会”欢迎,仍想自己出风头。于是他们不顾外事纪律,打听到了外宾专机抵达上海的时间,自己调了一辆大卡车,“工总司”的常委们以及在总部工作的头头们,一拥而上,直开虹桥机场。这时,财贸系统已经在停机坪上排好了队伍,敲起锣鼓,挥动花束,单等外宾降落了。那天张春桥作为上海的主要负责人,也去了机场,他在贵宾休息室里等候外宾到来。
  正等候间,外事组人员忽然发现有一辆大卡车直朝机场开来,在指挥塔旁边停下。车上的人们扛着一面很大的旗子跳下车子,旗子一展开,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面特制的大旗,平时不轻易拿出来,有重大活动的时候才抬出来扬威。大旗展开以后,潘国平穿着草绿色的军便服走在队伍的前头,两手高举着大旗,后面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叶昌明等,十几个头头排成一字长蛇阵,跟在大旗的后面,威风凛凛地朝停机坪走去。外事组人员一看,怎么回事?今天明明轮到财贸系统的头头带着队伍来欢迎,怎么突然间又来了“工总司”头头的队伍,恐怕要闹矛盾、出问题。“工总司”这一路纵队从指挥塔下车,朝停机坪走去的时候,必定要经过贵宾室,外事组的工作人员马上跑进贵宾室,向正在休息的张春桥紧急汇报:“今天原来安排财贸系统群众来欢迎的,结果‘工总司’头头的队伍来了,还拿着大旗,正朝这边走来。”
  张春桥一听,便从贵宾休息室里走出来,他的习惯是这样的:平时遇事不露声色,只是一口一口地抽烟。贵宾休息室门口有几级台阶,他走下台阶,正好看到“工总司”大旗下面的队伍从指挥塔那儿列队而来,他也不走上前去,只在贵宾室前站定了,然后侧过头,抽着烟,一双眼睛从眼镜片后面看着他们。
  那些家伙真是无法无天,他们开始并没有注意贵宾室门口站着的是什么人,脑子里只想着“工总司”到什么地方还有谁敢阻挡?在这支队伍里,潘国平本来两手直挺挺地举着大旗,双脚故意走正步,后面的人有的嘻嘻哈哈,有的学潘国平的样子正步走,可是走近贵宾休息室门前,他们一下子发现十几步开外站着的正是张春桥,而且张春桥正抽着烟盯着他们看,冷冷地板起脸,这下子把他们吓得非同小可。他们赶快把旗子缩下来,后面的人个个想躲起来,但还能往哪里躲,整个队伍暴露在这块空地上,十几个人非常尴尬。张春桥还是不响,冷冷地看着他们。当时没有任何人喊口令,也没有任何人说向后转,只见潘国平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朝后就走。大旗本来是举在前面的,现在卷起来扛在肩上,偃旗息鼓了。他掉头一走,其他人也都灰溜溜地、垂头丧气地往回走。陈阿大原来排在第二,潘国平一转弯,他也紧跟着回头,其他的人索性跑将起来,大家争先恐后地爬上卡车去。来的时候雄赳赳,像大公鸡一样,走的时候成了残兵败将。大卡车一溜烟开走了,正在这时,外宾的飞机正好在机场上空盘旋而下。
  后来我听他们自己讲,那辆卡车开在回去的路上,十几个人在车上相互埋怨:是谁想起要到机场来的?陈阿大为了发泄不满,还在卡车上翻了两个跟斗。这正是:“张春桥路边一站,工总司吓破了胆!”
  过两天,我到张春桥办公室去,跟他说:“外事组已经告诉我了,‘工总司’头头怎么搞的?外事纪律是最起码的,谁去迎送都有规定,他们怎么自作主张去了,还弄成这副模样?当时亏得你在场,他们见了你还是怕的……”
  张春桥一面听我讲,一面嘎嘎地笑,边笑边说:“嘿嘿!他们啊,把我当成‘老头子’了!”
  张春桥也算是三十年代的“老上海”了,我觉得他这句话,半是调侃半是得意。因为上海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青洪帮的“老头子”(首领),如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些人,下面都有好多徒子徒孙,确实能做到“老头子”一句话就可以把他们摆平的。我也有这种感觉,“工总司”这些人看到张春桥真是服服贴贴,像是见了“祖师爷”。
  尽管王洪文的班底掌握了上海很多部门的权力,尽管后来王洪文在中央的职务比张春桥还高,但是我觉得,王洪文始终是听命于张春桥的,这个格局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张春桥一开始就对上海工人造反派有恩,然后恩威并施,终于成为整个王洪文班底的“老头子”。
  (十二章完)
原文 发表于《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星克尔出版社(香港)2013.11出版  浏览: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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