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马天水“出山”(一) 　　 　　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以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不久，张春桥、姚文元就感到上海整个权力机构运作不灵，原因是：这个机构里除了他们两个以外，没有熟悉上海情况的老干部出来参加工作。各个群众组织的头头都是冲冲杀杀的造反派，刚从基层上来，对于上海各方面的工作都没有经验。姚、张感到“有令不行”，要想把上海的工作启动起来十分困难，特别是市属单位所有处级以上干部几乎都被靠边审查，好多单位连科级干部都没有站出来工作。“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虽然是指挥上海生产运行的首脑机构，但由于缺少熟悉上海经济工作的老干部参与指导，并不能促进整个社会经济有序地启动。 　　张春桥从北京回到上海后，在宣布上海人民公社更名为市革命委员会的大会上，就已经开始造舆论，他对原市委的几个领导人做出评价，他说：陈丕显、曹荻秋已经被打倒了，但是分析一下市委其他几个书记，“马天水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没有什么发明创造，人家说什么，他说什么”，意思是认为马天水是跟着市委其他人走的；“解放马天水还有点用处，他打电话也比我熟悉”，打电话是指马天水与国务院、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省、市、自治区都有熟悉的渠道，比如上海要煤，他一个电话打到山西，就可以把煤调运过来。马天水是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全面分管上海的经济工作和工业生产，张春桥感到身边很需要这样的人。但是当时马天水还处在被打倒的状态。另一个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少庸是分管工交口的，重点抓交通，也处在完全被打倒的状况。会后，张春桥对我讲：“要想办法，创造条件让有一些可能‘解放’的领导干部站出来。” 　　 　　张春桥示意“解放”马天水 　　 　　马天水，一九一二年出生，河北唐县人，早年当过小学教员，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了抗日游击战争，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在晋察冀解放区从事地方工作。全国解放以后，马天水调到安徽省任省委副书记，分管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又被调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专管工业。 　　马天水高高的身躯，微驼的背，很早就谢了顶，圆圆的秃头使他的年纪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得多，所以不到五十岁就被毛泽东称为“马老”，于是，大家也跟着叫他“马老”。马天水的穿着很朴素，一身灰蓝布中山装，脚上穿着豆沙色长统纱袜和黑色圆口布鞋，不嗜烟酒，是个“工作狂”，每天要跑不止一个工厂。那时上海的一万多家工厂企业他去过的少说也有五、六千家。他每到一个工厂，或是和干部、工人谈话，或是直接参加劳动，在炼钢炉前铲钢渣，在码头上搬运麻袋包，所以在上海的群众中声望很高。 　　由于马天水对计划经济下的上海工业生产情况十分熟悉，所以每一届中共上海市委都离不开他，无论是柯庆施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或是陈丕显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都得倚重他。到了张春桥接任上海市的主要领导以后，还是想到了马天水。 　　张春桥的资格没有马天水老，原来在党内的地位也没有马天水高。张春桥是行政八级，马天水是行政七级；文革前他们在上海市委共事的时候，张春桥先当市委常委，再当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但马天水早已是书记处书记了。文革开始，张春桥凭借江青的推荐和毛泽东的提携，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马天水一度对政治运动影响生产有所不满，曾在一九六六年全国工交会议上发过牢骚，当场受到主持会议的林彪的批评。事后，当时已经去了北京的张春桥找马天水谈话做工作，别人叫“马老”，唯独张春桥叫他“老马”；希望这匹“识途老马”及早转弯子，“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一九六七年三月的一个晚上，张春桥把我和王洪文、潘国平、朱锡琪等一些上海造反组织负责人，找到上海展览馆友谊电影院楼下咖啡厅开务虚会。张春桥对我们几人说： 　　“最近毛主席有指示，要及时把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好人解放出来，并给予工作出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你们看，上海市有哪些领导干部，要市一级的，可以考虑解放。当然了，毛主席说的是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好人。”他把“好人”两字说得特别重，接下去又说，“像陈丕显、曹荻秋这样的，到现在还在对抗群众批判的人，能解放吗？”意思是他们不属于这个范围，“我和文元二月份到北京去的时候有人公开替陈丕显说好话，要把他弄到北京去保起来。我当场把他顶了回去，我说：‘你要陈丕显到北京来，总得征求一下上海群众的意见吧。’” 　　我知道，北京公开替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说好话的是谭震林，这事张春桥个别对我讲过。张春桥接着说，“当然，上海市委那几个人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对待文化大革命，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也还是有区别的。你们和他们打交道也不少了，应该说是很了解他们的，所以今天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张春桥是很有策略的，他自己不说要“解放”什么人，而要我们先说。实际上，他在大会上透露的意思，我们早已领会了，所以王洪文听了张春桥的一番话后，马上就说： 　　“我看马天水还可以，每次开批斗会他总是抢先检查自己的错误，有时还能揭发陈丕显和曹荻秋。”王洪文说到这里，我们都笑了，确实马天水一到台上，他总是先唱自我错，每次都是这样，给造反派的印象是他态度很好。我们笑着同意王洪文的说法，王洪文接着说： 　　“另外，我看马天水这个人的生活上比较朴素。有时候，造反派把他弄去了，他到处都可以过夜睡觉，没有饭吃，弄几个罗宋面包，加上白开水，吃得也很香。他一口气可以吃三个罗宋面包哩。”说完马天水，王洪文又说另一个市委领导：“至于王少庸呢，这个人滑得很。当面检讨，背后赖掉。”王洪文对王少庸印象不佳，引起大家的共鸣。潘国平接着讲：“对！造反派把王少庸叫做两面派。” 　　张春桥一听，便对我们做工作，他说：“王少庸的作风是叫人不舒服的，但是他跟陈丕显、曹荻秋不是一条线上的。”张春桥给我们交底：“他在山东挨过整，被关过好几年。”王少庸后来也告诉过我，他原是青岛市委书记，因为山东“向明反党集团”一案的牵连，在山东被关过好几年，后来是柯庆施把他要到上海来的。张春桥又说：“王少庸担任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以后，分工抓工交口，做了一些工作。我看，有些人的思想作风要他们一下子改过来，也难。反正以后在工作实践中间，还可以再批评他们嘛。” 　　张春桥的意思是王少庸和陈丕显、曹荻秋不是一伙的，是原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这条线上的。王洪文听了张春桥的解释后，转变了口气：“在整个市委书记处里面，比较起来，也就是马天水和王少庸的态度好一点。”王洪文觉得马天水和王少庸两人可以考虑“解放”。 　　我因为早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份，就领会了张、姚的意图，并已经在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里开始做酝酿工作了。那天听了张春桥的这番话后，就表态说： 　　“早在去年十二月份，春桥同志和文元同志在北京的时候，就从电话中给我们具体分析了市委书记处几个人的不同态度，你们说过，曹荻秋从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就一直抵制中央的指示，而陈丕显是曹荻秋的后台。至于马天水在去年十一月份中央工交工作座谈会期间，开始的时候思想是不通的，后来在会上受到过林副主席的点名批评，才有了比较大的转变，你们在北京对他也做了很多工作，所以他回到上海以后，逢会必做自我检查，比较能够取得上海群众的谅解。” 　　我又说：“王少庸态度是滑一点，但是他在检查交待的时候，能够揭发一些陈丕显的问题，说明他们之间有矛盾，因此也是可以争取的。根据这样的情况，我们市委机关联络站已经布置了两个部门，一个是工业生产委员会，这是马天水分管的一条线，另外一个是工交政治部，是王少庸分管的，由这两方面的造反派，成立了“马王小组”，专门指定几个人帮促马天水和王少庸，使他们能够比较快地转化，争取做出比较像样的检查。所以我也赞成早一点‘解放’他们。“ 　　张春桥那天听了我们的议论，很满意，他最后说：“今天听了你们的意见，与我们的设想，大致是吻合的。上海在‘解放’干部方面也应当为全国提供一些经验。当前上海的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方面确实需要一些熟悉情况的老干部出来抓一下，所以我看，可以先从帮助马天水、王少庸两人着手。一方面要他们自己拿出比较像样的、能够触及灵魂的检查来，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创造一些条件，给他们亮亮相。你们去做做造反派的工作，特别是工交系统的造反派，叫他们不要抓住马天水、王少庸的错误不放。” 　　王洪文拍胸脯说：“这件事情可以包在我的身上。” 　　 　　张春桥要我找马天水单独谈话 　　 　　那天谈话结束后，别人先走了，张春桥把我单独留下来，当面给我一个任务：“你找马天水、王少庸单独谈一次。听听他们自己有什么想法，然后把造反派考虑要‘解放’他们的信息透露一点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做出一个深刻的检查，来取得群众谅解，要精神振奋地站出来工作。至于还可以采取哪些方式，为一大批等待‘解放’的干部提供亮相的机会，你们也可以研究一下。”因为如果马天水、王少庸解放了，下面还有一大批人，包括市委常委、市委委员、部长、副部长、局长、副局长，怎么解放法？要有一个亮相的形式。 　　第二天，我就赶到马天水、王少庸住的地方。“马王小组”把他们安排住在武康路两号原市委写作班楼上。“马王小组”负责人一个叫陈久泉，是工交政治部造反派头头，一个叫秦学能，是工业生产委员会造反派头头。我先问他们：“马天水和王少庸的情况怎么样？” 　　陈久泉、秦学能告诉我，最近马天水希望自己能够早日解放出来，情绪很急躁，但是他在写检查方面，感到使不上劲，希望造反派能够帮忙。他们又说，王少庸思想比较消沉，精神不振，自我检查写了两稿，整天抽烟，不想再动笔。 　　我了解马、王两人的情况后，决定直接去找他们。马天水住在武康路两号三楼朝南的房间里。我去的时候，看见他低着光光的大脑袋，弓着背，把两手反背在背后，不停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马王小组”的人员说，他每天在楼底下的草坪上，从草坪这头走到草坪那头，来来回回要走几十分钟，可见内心的焦虑不安。马天水见到我，感到很意外，他怔了一下，然后非常恭敬地把我迎进去，赶快让我坐下。 　　我对马天水的印象一直比较好，从五十年代在市委最初与他接触一直到后来他抓工交口，他给我的印象是工作上实干，生活也十分朴素，一天到晚穿一身灰蓝布的中山装，脚上一双圆口布鞋，几十年不变的装束。 　　他的脑袋很早就秃了，两边有点稀疏的头发，可能是这个关系，他总是头戴一顶灰色的鸭舌帽，一年到头戴着，天气很热的时候，他也照戴，难得脱下来。他身材长得很高，很魁梧，容易出汗，帽子戴着时，他手里就拿着一把黑色的折扇，半开半掩，无论是找人谈话或是开会，马天水总是戴着帽子，不停地摇着折扇。这把折扇从天气还没有热，一直要扇到天气很凉。后来，京剧演员齐淑芳与我们一起参加“十大”时，在休会期间，她学马天水的样子：头戴帽子，手拿半开的折扇不停地摇，一下子就抓住了马天水的特征，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连马天水自己也笑个不停。 　　马天水很早就谢了顶，五十年代毛泽东在上海见到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叫了一句：“马老！”他就出名了，当时他只有四十几岁，后来，连周恩来总理都当面问他：“你比我小好几岁呀，怎么称‘马老’呢？”可是，所有的人都叫他“马老”，因为毛泽东是那么叫的。 　　他的身体素质比较好，身高一米八十，典型北方大汉。他告诉我，他从小在河北唐县农村长大，小时候干过农活，后来做过小学教员，因为受抗战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革命。他是一九三一年入党的，曾在五台山一带打过游击。后来长期搞地方财政经济工作，全国解放后，做过皖南区党委书记、安徽省委副书记，都是抓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上海市市长陈毅到中央工作，柯庆施从江苏调到上海做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把马天水也调到上海来。马刚调来时担任上海钢铁公司党委书记，以后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工业生产。 　　他有个特点，分工给他的事情是不过夜的，抓紧不放。他要抓的事，他就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比如他抓钢铁，一定要抓出结果来，别人的事情他不管，他只顾抓他的头等大事，还经常把人半夜里叫到他的办公室去。 　　市委机关干部每个礼拜都要到工厂去劳动，他在这方面很卖力。他到上钢一厂去，外衣一脱，袖子一挽，拿起铁锹就干，一干几个小时，而有些领导干部去劳动是做做样子的。当时我们都说，马天水干活货真价实，其他书记、常委比不上他。工交系统的领导干部有点怕他，又很敬重他。文革前对他的口碑就是这样：上海的工业生产中马天水起了不小的作用。 　　马天水是个工作狂，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整天在康平路小礼堂二楼他的小办公室里，除了吃饭，睡觉，或者到基层单位去，几乎没有休息时间，这一点我们都很佩服他。 　　他的家近在咫尺，就在康平路市委大院里，但他很少回家。顺便提一下马天水的家庭情况：他原来在老家有妻子，很早离婚了，有个女儿与前妻一起生活在农村。马天水进城后，在安徽与一个比他小十来岁的女干部张秉懿结婚，张秉懿原是安徽省委办公厅干部，有过婚姻史，也是离过婚的，与马天水结婚时，带过来一个女孩，结婚后又给马天水生了一个男孩，所以马天水在上海的家里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一九五八年左右，张秉懿下乡劳动时，在劳动中挖到一个死人骷髅，一下子受刺激得了精神病，但是轻度的。从此她有了洁癖，不欢迎有人去她家，不管什么人去过她家后，她要把地板擦了又擦，椅子擦了又擦，我们去过一次，就不敢再去了。 　　马天水本人倒不太讲卫生，有时候脸不洗干净，眼屎也不擦干净，居然夫妻能够共处。张秉懿对待马天水不是很好，当时她的母亲，即马天水的丈母娘和他们住在一起，丈母娘很会享受，据他家的阿姨说，老太太鸡鸭鱼肉和补品吃得很多，但是给马天水吃的东西很差，理由是马天水有糖尿病。马天水在我面前也叹过苦经，说：“一天到晚吃点牛肉、炒鸡蛋，实在没有味道。” 　　马天水的收入很高，几个市委书记中他是行政七级，比张春桥还高一级。当时一般干部每月工资只有几十元，他每月要拿三百零五元，自己只留三十元，剩下的都给家里。这三十元钱还要买茶叶，放在办公室里给客人用，还要买烟。当时外出开会吃饭，不管是收两毛钱还是一毛五，都要自己付钱的。三十元钱交给秘书支付，一个月下来总是紧巴巴。工作到半夜，就在机关食堂里吃宵夜，只有两毛钱的一碗面条，营养不好，有时候，在锦江饭店开会，可以吃得好一点，趁机给他改善一下伙食。 　　（未完待续）

原文 发表于《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  浏览：4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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