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4号馆文选__烈士遗文及史实回忆

蒋一苇，原名蒋炜，福建省福州市人， 1920年2月14日出生于武汉市。父亲是一个小职员，薪金微薄，而且经常失业，家中生活常靠亲友接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正在上小学的少年蒋一苇就与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演讲。出黑板报，宣传抗日。读初中时，学校有些教师经常向学生们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向他们介绍进步书籍，蒋一苇深受影响。特别是邹韬奋办的《生活周刊》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刻。蒋一苇从小热爱科学，曾梦想成为一个像爱迪生那样的发明家。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就是因为太贫穷落后，只有振兴科学，才能救中国。1937年4月，蒋一苇初中毕业后，由于家境困难，他抱着“科学救国”和“航空救国”的思想，考人公费的航空机械学校。不久，抗日战争爆发，蒋一苇在航校与同学们一起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4月，蒋一苇从航空机械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国民党空军南宁航空站当了一名机械士。1939年他随航空站迁往柳州。这期间，蒋一苇为配合苏联志愿空军对日作战，积极为苏军战斗机装填弹药、检修军械装备。他对国民党空军中官兵地位悬殊的状况十分不满，就与原航空机械学校毕业的同学一起组织了“校友会”，在机械士当中开展读书、歌咏、出墙报等进步活动。他们还积极参加了当地青年俱乐部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他们的这些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不安。不久，航空站的国民党政治部宣布“校友会”为非法组织，强令其解散。这使蒋一苇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贪污腐败、祸国殃民的罪恶面目。在苦闷中，他阅读了《新华日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大量进步书刊，并结识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使他思想上转向革命。1941年他冒着被通缉的危险毅然脱离了国民党空军，化名考入广西大学数理系。在大学里，他又积极投入了进步学生运动。1944年，日寇入侵广西，蒋一苇被迫中断学业，与家人一起随着难民队伍向西南后方撤退，这时，他决心到重庆去找共产党参加革命。1944年底，蒋一苇到重庆后，满腔热情地给新华日报社写了一封“万言信”，要求参加共产党。在新华日报社党组织的帮助和鼓励下，蒋一苇积极参加了中共南方局领导的民主青年活动，使他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一苇接受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主编《科学与生活》杂志并兼该杂志社副社长。他与郭沫若、严希纯等老一辈科学家一起，提出以“科学中国化、科学民主化、科学生产化”为宗旨，开展一个“新科学运动”，团结了大批科技界人士。1946年，由于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时局恶化，《科学与生活》只出版了8期便被迫停刊。这时，蒋一苇又按党组织的指示，主办《彷徨》杂志并兼任杂志社社长。《彷徨》杂志在1947年1月创刊，以谈社会青年所关心的一些切身生活问题为内容，团结了一大批倾向进步的社会青年。1947年2月底，新华日报社和中共四川省委被迫撤回延安中，《彷徨》杂志社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蒋一苇与杂志社的几个同志决心坚持斗争，除继续办好《彷徨》杂志外，他们还把《彷徨》信箱收到的香港新华社寄来的新闻稿编成一个油印小报，在熟悉可靠的同志中间传阅，传播党的声音和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取得胜利的消息，大大鼓舞了人们的斗争士气。后来，这份小报引起中共重庆地下党的注意。市委派人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将他们办的小报取名为《挺进报），并作为市委机关报由市委直接领导。1947年12月31日，蒋一苇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挺进报）特支宣传委员，负责《挺进报）的编辑、刻版工作。他与《挺进报）特支的其他几位同志一起，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重庆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1948年4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挺进报》的印刷地点被破坏，蒋一苇幸免于难，在革命群众的帮助下转移到香港，向中共南方局汇报了《挺进报》被破坏的情况。南方局安排他到生活书店（后与读书、新知书店合并为三联书店）编辑部工作。 　　 　　1949年3月，蒋一苇奉命调到北京三联书店任科学技术书刊编辑组组长，主编《科学技术通讯》杂志。这个杂志是新中国成立后办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刊物。在这个刊物上，蒋一苇提出“科学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他要求刊物大力宣传工农业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人物和劳动模范，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刊物之一。1950年成立科学技术出版社，蒋一苇任社长兼总编辑。这年，他还被选为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 　　 　　 1952年底，蒋一苇被调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在一机部工作期间，他先后任编辑室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及部党组秘书等职。当时，第一机械工业部是我国建国初期最早重视经济管理的部门。蒋一苇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从事工业经济研究工作。为做好这项工作，他每年有一半时间都深入基层调查实际情况，为一机部系统的建设起草了大量文件，还发表了许多有关经济管理的文章。1958年蒋一苇写的《技术进步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技术与经济关系的专著。 　　 　　1959年3月，蒋一苇被错划为“漏网右派”，受到“开除党籍，降职降级降薪”的处分，并下放到郑州第二砂轮厂工作。他没有因此而消沉。下放工厂后，他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车间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为工人群众办文化学习班，教工人学记帐、算帐，开展班组核算，与工人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他还担任了车间的计划员、调度员、核算员、定额员，熟悉了许多车间管理的实际情况。1963年，为落实《工业七十条》，他被调到厂部企业整顿办公室工作，为工厂的整顿制定了400多种规章制度，受到厂领导和广大职工群众的好评。 　　 　　1964年，蒋一苇调到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的石家庄电机制造学校任财会专业主任。当时这个专业招收的是高中毕业生，是一机部教育司试办大专班的试点专业。蒋一苇亲自担任企业管理课程的教学工作，积极组织编写教材，改革教学制度。他还对校办工厂的生产管理进行整顿，使校办工厂扭亏为盈，受到校领导和职工的赞扬。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蒋一苇作为“老右派，新黑帮”受到批判和迫害。1969年从“牛棚”中放出来后被安排在校办工厂劳动，他仍坚持刻苦钻研马列主义著作，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他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撰写了一部约20万字的《企业管理概论）书稿。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提出加强企业管理的整顿任务。蒋一苇带领部分教师冲破重重阻力、克服种种困难，为石家庄市机械工业系统培训企业管理干部。他们先后培训企业干部2000多人次，大大提高了石家庄市机械系统企业管理干部的业务素质。 　　 　　粉碎“四人帮”后，蒋一苇被借调到一机部，与其他一些院校的教师一起到全国各地培训企业管理人才，为提高我国企业管理水平做出了贡献。 　　 　　1978年9月，蒋一苇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任副所长。同年底，他被错划为“右派”的冤案得到改正平反。 　　 　　1978年以后，蒋一苇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忘我的革命精神，冷静的理性思考，全身心地投入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探索。10多年来，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观点和具体建议。 　　 　　1979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应当从何处入手的问题，理论界有不少争议。蒋一苇经过深入研究，提出了“企业本位论”的观点。这个以后闻名国内外的重要观点，最初以《企业本位论刍议》为题，发表在1979年第6期《经济管理》月刊上；后经过修改，又以《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问题》为题，发表在1979年8月14日《人民日报》上；后又以《企业本位论）为题，发表于1980年1月的《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这篇论文在1979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被选为“参考文件”散发给与会代表，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这篇论文的主要观点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就像细胞体对整个生物肌体一样，只有经济细胞搞活了，整个经济肌体才会活起来。因此，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要确立企业的性质和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然后一整套宏观的管理体制才有其立足点和出发点。这篇论文的发表，引起国内外广泛的重视。全国广大的企业界都从自身的切身体会中赞成这一观点，许多部门和地方的领导同志也赞成这一观点。当时日本理论界曾评价说，这是中国改革理论三种主要观点中重要的一种。香港报刊也有类似的评论。但这一观点同时也受到国内理论界某些同志和某些经济管理部门的非议。直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增强企业活力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这场争论才告平息。而改革的进程也表明，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增强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始终是改革中无法替代的中心问题。1991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再一次强调，增强企业活力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根据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的上述决定，国务院制定了我国“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的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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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0/11/17 20: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