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毛泽东说：炮打张春桥、姚文元， 　　还不是反革命啊？(一) 　　 　　这一章，想着重说说郭仁杰之死。 　　郭仁杰是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党支部副书记，也是写作班哲学组组长。调到写作班以前，就是一个有资历的干部。他是山东烟台人，贫农出身，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后来进入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在解放区搞过地方工作。解放后进城到上海，先在复旦大学哲学系担任系总支副书记，后被调到华东政法学院去做哲学教研组组长。他的革命经历、党龄都比我和朱永嘉长，所以写作班在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哲学思想时决定成立一个哲学组，就把他从华东政法学院调来担任哲学组组长。 　　他为人直率、豪爽，表里如一，有什么意见都要说，而且有自己独特的想法。比如说，在文革造反前他调到写作班后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对毛泽东思想也要一分为二。这在当时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那时正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顶峰”的时候。他在学校里就坚持这个观点，到写作班来以后还是坚持。当然他说的毛泽东思想要一分为二，不是说毛泽东思想有正确的和错误的一面，而是说毛泽东思想在现阶段达到的高度还有局限性，还要不断地发展，不断地突破，不断地提高。他的“毛泽东思想要一分为二”的命题在学校里曾受到过批判，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到写作班来以后，我们认为他的观点是对的，并且赞成他可以保留自己的见解。 　　 　　郭仁杰成了市委写作班造反的带头人 　　 　　自从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公布以后，复旦学生紧跟而上，也贴出很多大字报，逐步形成揭发复旦党委的一股力量。郭仁杰就从市委写作班返回到复旦去了。当时郭仁杰对复旦党委是不满的，他做过系总支副书记，算是中层干部，所以不能冲在前面。但他跟红卫兵造反派的关系很好，支持他们起来造复旦党委的反，而且在教师中是比较早支持学生造反的，所以他跟复旦红卫兵，特别是最早最大的学生造反组织“红革会”（全称“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以复旦的大学生为骨干）这一派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开玩笑说：“你简直是‘红革会’的‘军师’了。” 　　“红革会”确实把他当成顾问，凡是重大的活动都要征求他的意见。在复旦学生、教师纷纷起来造反的时候，郭仁杰并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当时校、系一级的党员干部受冲击的很多，他倒成了革命造反的一方。后来朱永嘉被复旦打成“牛鬼蛇神”的时候，也是他带了历史系的几个人，根据姚文元给我的电话指示，把朱永嘉救出来的。由于他是我们这批人中造反最早的一个，我们称他是“老造反”。 　　后来，他又带我去复旦看大字报，我称之为“留学”，推动我起来造反。哲学组的另外两人程绮华和谢宗范在他的策动下，成了写作班造反的中坚力量。郭仁杰把红卫兵的话转送给我：“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更知主席亲。”并用这个主题鼓动我打出市委机关造反的旗子。 　　市委写作班造反以后，他成为我们市委机关联络站的二把手。当时市委机关联络组勤务组实际的排名是：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程绮华。朱永嘉当时曾被复旦打成“牛鬼蛇神”，还有点小辫子被人家抓在手里，不能担任造反的领导职务，所以实际上是郭仁杰在勤务组里辅助我，他起了很大的作用。 　　开始时，机关联络站的全盘的工作都是由我跟郭仁杰商量，程绮华负责机关内部事务，王承龙负责对外联络。写作班造反要开全市大会时，由郭仁杰主持会议和筹备工作，我当时没有经验，会议怎么组织？主要批判哪些人？包括口号的提出，他都很细致地跟我商量。那时，我的精力主要是放在自己的发言稿上，所以写作班的造反是他起了主要的作用。 　　“一月夺权”过程中张春桥、姚文元来上海以后，郭仁杰全力以赴抓紧一月六日打倒市委大会的筹备工作。我记得，大会宣布即日起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市长，勒令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七天内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请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中共上海市委，命令各级干部坚守岗位等三个通令都是他具体策划的，并由他和作家协会来的戴厚英和高玉蓉一起执笔起草。他在造反过程中一直是起着组织者的重要作用。 　　夺权以后，他和我一起商量怎样把大批判深入下去，我们共同设想搞一个电视斗争会，他又把主要精力放在电视斗争会上。这个电视斗争会在全国也是一大创造。因为一个对市委领导的小范围的批斗会要让全市广大人民群众都来了解，单靠报纸是不行的。当时张春桥已经开禁了，说一月六日的大会他们要看电视。这样一下子把电视运用到批斗会上来。上海的电视斗争会有主题，比如说反对经济主义的，专门揭露市委领导人是刮经济主义妖风的罪魁祸首，然后把各种各样与“经济风”有关的曾经签过字的部、委、办、局的头头，都弄到会场上来，叫他们交待、揭发，拿出罪证，当场批判。我们设想把会议放在上海展览馆的宴会厅举行，因为与外隔绝，把当权派拿到那里去批判秩序比较有保障，大会揭发到什么人，就把他拉上来要他交待、进行批判，气氛很热烈。当时电视机虽然没有在全市普及，但各单位都有电视机，大家可以在单位里集中收看。群众能看到在市一级的批斗会上，哪些人出来揭发，哪些人出来交待，哪些人属于态度比较恶劣、应该打倒，哪些人表现积极、准备解放出来，在电视斗争会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郭仁杰和我一起策划、主持了电视斗争会，但每次主持他总是缩在后面，把我推到前面，照他的说法：“我这个人不要名，不想做官。”这样，他在我们市委机关联络站的威信比较高。 　　第一场电视斗争会很轰动，我记得，斗争会开到一半的时候，张春桥、姚文元就打电话到会场说：“你们在批斗会中间休息的时候到我们这里来一下。”我和郭仁杰就从上海展览馆乘专车直奔兴国路招待所，张、姚看了电视转播，说：“这样做很好。让他们狗咬狗，使他们内部产生矛盾，让各种人都出来表演，不要怕。”我跟郭仁杰得到他们的指令以后，重回会场，索性放开了：谁愿意上台揭发都可以上台，不加限制。这样，市委书记处的马天水、王少庸都上去揭发了，市委办公厅的主要领导，曹荻秋、陈丕显的秘书们都上台抢话筒，纷纷作为知情人站出来揭发，揭发的材料很有质量，有些材料我们事先都没有掌握。这一来，全场震动，全市轰动。斗争会以后，郭仁杰建议，把电视斗争会的内容出专刊发行，把会上所有的发言及反映会场情绪的场面、当权派的表现等照片都刊登出来，还配发评论。专刊卖三分钱一张，很畅销。有的人看了电视后觉得不过瘾，还要看细节；有的人没看到电视，都去买专刊报纸看，在上海一时“洛阳纸贵”。 　　但紧接着却发生了“一.二八炮打事件”，致使郭仁杰最终陷入了灭顶之灾。 　　 　　张春桥密谈毛泽东对“红革会”的指示 　　 　　关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红革会”等群众组织炮打张春桥、姚文元的事，我在《十年一梦》中已作了介绍，读者不妨参阅；这里单说说与郭仁杰有关的几件事。 　　同年三月间的一天晚上，张春桥把我和郭仁杰找到兴国路招待所，谈话的地点是在五号楼的客厅，姚文元没有参加，在场的还有张春桥的妻子文静。那天，张春桥看了几份市委机关联络站的简报，也看了市委机关联络站由郭仁杰、朱永嘉组织人编写的《“一?二八”炮打逆流大事记》，认为这些材料把“红革会”和有关组织炮打张春桥、姚文元的日程和细节写得很详细：年、月、日，上午干什么，下午干什么，炮打经过，怎么组织反炮打，哪些人做了交待，怎么交待，写得明明白白。对此，张春桥很欣赏，并关心地问：“你们收集了很多材料，‘红革会’炮打的大体眉目出来了。最近的反逆流情况怎么样？” 　　这项工作是郭仁杰一手抓的，他原来就是“红革会”的顾问，又感到对于我被“红革会”绑架这件事，他也有责任，因此觉得由他把反逆流的事查清楚，是应该的。中央文革发来特急电报后，“红革会”派人到北京去查问此事是否属实，当他们发现电报是真的时，就搞了一个请罪活动，各学校的“红革会”组织了卡车游行，打出标语：“‘红革会’战士向中央文革请罪”、“‘红革会’广大战士向上海人民请罪”。张春桥当时就对我们说：“红革会”广大战士无罪，不要搞这样的请罪活动。所以，我们在反炮打“逆流”的过程中，尽量让“红革会”战士解脱，只是让那几个头头出来作自我检查。 　　郭仁杰主持的大会，我去参加过一次，有“红革会”战士发言，批判“红革会”头头：复旦大学马立新、师范学院李功佐（女）等都是批判对象，最后我就根据张春桥的指示精神，发言说：“广大战士本身是无罪的，错的是少数头头。他们做了检查，我们表示欢迎。” 　　郭仁杰那天在兴国路招待所向张春桥汇报了各学校反对炮打“逆流”的情况，他说还组织了一个反逆流联络站，便于查清“红革会”头头的情况。少数头头最后准备给予解脱，宣布回到群众中去。其他“红三司”、“炮司”等几个卷进炮打不深的组织仍很活跃，郭仁杰主张应该实行红卫兵的统一大联合，将来再建立一个全市的统一的红卫兵组织。 　　张春桥认为：红卫兵运动最终要实行按班级、按学校的大联合，归口闹革命，复课闹革命，决不能继续发展分散的跨学校的组织，山头林立，各行其是。等到各学校实行了红卫兵的大联合，全市召开红卫兵代表大会的时机就成熟了。 　　张春桥对我们前一阶段反炮打的工作点头表示认可。但那天他脸色很严肃，很严峻，他说：“你们的材料我已经看过了，但我总怀疑‘红革会’有背景。比如说，他们‘红革会’究竟与原市委的那些人有没有联系？有没有人在幕后指使他们？又比如说，中央文革来了特急电报后，‘红革会’的一些头头居然跑到东海舰队机关里去，用舰队的红色保密机向中央文革打电话，究竟是什么人给他们提供这种条件的？有一些头头又赶到北京去找中央文革，在中央文革的接待站里又有什么人表态同情他们？我总怀疑还有长胡子的人在幕后策划，这些事情好像都没有查清楚。” 　　张春桥说话的时候，文静在一旁插话：“当时杨西光在复旦大学扫厕所，那两天也不去扫了，活跃得很。” 　　张春桥接着说：“这次炮打就算了，可是，我要告诉你们，上次我跟文元一起到北京去汇报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毛主席很关心上海炮打这件事，主席说：‘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是反革命啊？红革会这笔账还是要算的。’你们对这件事心中要有底。这次炮打，我认为至今有些事、有些人还没有查清。但是，毛主席的这些话，我只对你们讲，你们不要外传。” 　　当天晚上，张春桥当场决定：让郭仁杰返回复旦主持学校的工作，整顿红革会的组织，并查明红革会炮打的幕后策划者。张春桥总怀疑是陈丕显等人在幕后挑动。 　　那天，我们想，我们已经把红卫兵解脱了，毛主席又说这笔账还是要算的，究竟怎么回事呢？我们两人回来后，感到这么重大的事情，光我们两人知道，操作起来有问题。所以我提议，是不是给联络站和写作班几个最核心的人传达一下？郭仁杰也同意了。这样，我和郭仁杰把程绮华、王承龙、吴瑞武、朱永嘉找来，在极小范围里给他们说了说，同时再三叮嘱只给你们几个人传达，不得外传。 　　（未完待续）

原文 发表于《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  浏览：8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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