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马天水“出山”(二) 马天水苦于写不好检讨 我觉得,马天水的生活是节俭、朴素的,他的干劲、为人以及与群众的关系都不错,他随着整个市委被打倒以后,似乎不大有民愤,可以早点“解放”出来。那天在武康路两号单独见他时,我觉得很难称呼他,平时叫他“马老”,打倒他的时候,直呼其名“马天水”,现在叫他什么好呢?叫“马天水”不好,叫“马老”也不好,所以我就没叫他。见了他,我就说:“怎么样?最近身体还好吧?” 他很谦恭,马上说:“很好,很好,谢谢。” 我说:“听说你最近在写检查时有点困难,春桥同志和文元同志要我来看看你,听听你有什么想法?” 他听说我是张春桥、姚文元派来的,很恭敬地说:“不敢当,不敢当。” 我说:“你假如确实有困难,只要你愿意做检查,我们愿意给你提供帮助。”我想,要透一点信息给他。 他说:“啊哟真是,春桥同志、文元同志和你们都这样关心我,帮助我,我非常感动,我确实是愿意做自我检查的,但就是写不深,自己非常苦恼。”他倒是叫我了:“景贤同志,你给我指指方向啊。” 我给他交底:“你跟陈丕显、曹荻秋共事也不是一两天了,你们有共同的帐,也有各人自己的帐。”我打开天窗说亮话,“当然他们的问题比你严重,他们要负主要责任。你假如要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一方面要勇于检查自己的问题,一方面要敢于揭发他们的问题。比如去年北京开工交座谈会,你怎么会当着林副主席的面,当着中央领导的面去顶撞的?他们事先怎么鼓动你的?你回来以后,又是怎么跟他们商量的?”我要他不要有顾虑,把它揭出来,越具体越好。 马天水听了我的话,连声说“是啊,是啊。” 搧扇子是他日常生活的习惯,他在与人家谈话的时候,还有一个撕纸条的习惯,手里或者面前有一张纸,他就拿过来,折一折,撕一条下来,然后把纸条放在手里不停地捻,捻成一根长长的小棍后放下,等一下再撕一条,再捻。面前如果是文件,他也会把文件一条条地撕下,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所以他的秘书在有人和他谈话时往往把他面前的文件收走。这是他的一个怪习惯。 那天我与他谈话时,面前没有别的纸,他就拿张报纸,一面把报纸撕下一条,捻成一个纸卷后丢掉,再折,再裁,再捻,一面说道:“我没有什么顾虑,我愿意揭发,只是我写起来实在有点困难。” 我笑着说:“这大概也是确实的。”有一些领导干部自己写东西有很大困难,这个我见得多了。我在市委工作了十几年,曾经给各种各样的领导写过一些东西。有些干部有一些自己的意见,有想法,他先说出来,然后由你给他整理成文字。也有相当一批领导干部,连自己的想法、说法都没有,就让你去写,所以实际上,好多领导他不是自己做领导,而是秘书或笔杆子在做领导。请人写好后,他照着稿子念,念稿子的时候也有因为念破句、念错字而出洋相的。马天水属于第一类,他自己有想法,然后由别人给他写成,然后他再看,再修改,或者他再说,人家再帮他改。 所以我觉得要他写成一篇像样的检讨,写得比较深刻,也有难处。我说:“你愿意揭发交待,我们欢迎,但是一定要注意,尽人皆知的东西你不要写了,你一定要写尖端的东西,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我调几支得力的笔杆子给你,你讲,他们整理,你再补充,然后形成一个有深度的东西。” 他连连点头,“可以的,可以的。” “那好吧。希望能尽早地在一两个星期里把你的新检查稿拿出来。我们找人帮你,假如基础比较好的话,我们要提供机会让你和群众见面。”这时候我对他就比较热情了,“你勇敢地站出来,我们将来共事的机会很多的。”这就是暗示他要出来工作了。 他说:“是的,是的。”他是河北人,“的”字不是念轻音,是重音。他还送我到门口,“谢谢你的帮助。我检查稿写好以后,也请你审查、批判。” 到马天水的房间去了后,我又拐到王少庸的房间。王少庸确实精神萎靡不振,情绪非常低沉,一张长脸灰灰的,鼓着两只无神的眼睛,和他在华东野战军九兵团当领导时神采飞扬的样子相比,判若两人。他桌子上放着满满一缸烟头,整天就是抽烟,脸色也很难看。我跟他说明来意,他叹气道:“反正已经被打倒了,我现在躺在地下,就像辛亥革命时钻在床底下的黎元洪那样,准备好好地想一想,究竟还要不要站出来?”他是这样一种态度,连站起来都不大想。 我说:“你现在不是考虑个人得失的时候,你这种态度还是属于个人患得患失。” 王少庸又抽起一支烟,他气管炎很厉害,咳嗽不停,又不停地摇头,好像很后悔:“我怎么会跟上陈丕显、曹荻秋的,我真对不起柯老(指调他到上海的柯庆施)啊!” 我说:“现在春桥同志、文元同志还是对你寄予希望的,我们大家也都希望你能拿出行动来,你要振作精神,站起来。”王少庸经过做工作,答应重新写检查交待。王少庸的笔头比较好,人家说他是大学生,只要他愿意揭发交待,有决心,检讨是可以写好的。 为马天水“出山”提供亮相机会 谈话以后,我就与市委机关联络站的人商量,我说:“用什么办法让他们取得群众的谅解?”他们要“解放”,我们要提供机会让他们站出来说一说自己,让群众了解他们的态度。后来我们想到了搞电视批判斗争会的方法,让他们在批判陈丕显、曹荻秋的过程中亮相,通过电视转播,让全市各条战线上的人们都看到他们每个人的态度,确实是检查、揭发、交待得比较好,群众就谅解他们。所以,在当时搞了一系列的电视批判斗争会,大多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举行,用电视实况转播。电视批判会采用不同的专题,比如说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以及在工交、财贸、工青妇、统战、教育、宣传、组织等战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分一个个专题开批斗会,让分管书记、常委或下面部、委、办、局领导中的一些人在会上揭发批判,检查自己,当众亮相。这种电视批判斗争会搞了几十次,影响非常大。每一次开电视批判斗争会,全市人民都围着电视机观看。 当时中央规定,省、市委一级领导人不准在公开的报刊上点名批判,我们实际上违反了中央的规定,因为在电视斗争会上完全是指名道姓地批,完全是公开的。外国驻上海的领事机构和商务机构,也可以从电视里看到实况。它已经不是什么内部活动了。 每一次电视批判斗争会后就出大会专刊。一九六七年夏天,毛泽东主席来上海时,也观看我们的电视批判斗争会,而且看得很有兴趣,指指划划地问这问那,在观看电视斗争时他第一次见到了主持斗争会的王洪文。应该说,运用电视这种大众媒体批斗当时要打倒的人,以这种方式让领导干部站出来亮相,也算是我们的一种“创造”,当时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马天水就是在批判斗争会上得到了亮相的机会,王少庸也是。表现最突出的是马天水,他非常激动地在会上面对面地揭发斗争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揭发时,对这些人咬牙切齿,手指一次指着,两次指着,慷慨激昂地发言,甚至一连指到七、八次之多。马天水在电视批判斗争会上不断地指着人家的脸,做出义愤填膺的动作,被我们称赞为揭发交待的态度好。除了马天水、王少庸以外,还有市委常委的一些人,部、委、办的一批人,都有选择地让他们到电视批判斗争会上亮相。 经过电视批判斗争会,马天水、王少庸取得了群众的谅解,然后我们在市政府大礼堂连续召开了两次全市干部大会,分别宣布“解放”马天水和王少庸。会上马天水、王少庸分别宣读了《我的检查》,他们的检查经过一再加工、帮助,算是比较深刻了,然后由工交系统造反派代表,分别发言。因为事先已经请示过张春桥、姚文元了,这两次会都由我出面,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宣布解放马天水、王少庸,批准他们参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业、交通方面的领导工作。为了他俩的解放,又专门出了两期专刊,全文刊登他们的《我的检查》、工交系统造反派代表的发言以及市革委会宣布他俩解放的决定,发到全市。 马天水等人终于重新“出山”了。马天水和王少庸在赤卫队大闹康平路大院的时候,已经搬出了市委书记处的宿舍。他俩被宣布解放后,又住回康平路大院。 接着,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开了一个会,宣布说毛主席有一个指示:革命委员会里要有革命的“三结合”,要有领导干部的代表,有军队的代表,也要有群众的代表,以这样的三结合来组成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核心。张春桥、姚文元在会上正式宣布了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名单,除了张春桥、姚文元以外,原来市委书记处的有马天水、王少庸,教卫部有陈琳瑚,地区方面有陆文才,他们都算是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军队方面的代表有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东海舰队副司令员高志荣,空四军副军长姬应伍,军队方面是陆海空共三个人,后来姬应伍改成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群众组织代表当时是王洪文、我、王承龙、还有《文汇报》造反派代表朱锡琪。这些人都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相当于副市长。马天水和王少庸分管工业、交通和财贸、农业,总之,经济工作全部由他们负责抓。 马天水、王少庸等人的“解放”,使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有了得力的助手,“一月夺权”以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军、干、群”“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核心终于形成了。 (第九章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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