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一个国人永远不该淡忘的名字，譬如厨子随时随地不该淡忘案头的萝卜韭菜葱。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绝不仅止如同餐桌上的调味品，因为他既是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化的传播者，又是四万万蒙昧同胞民智的启迪者。他是个识时务的俊杰，但没有一次将自己的政见贯彻到底，以致人民再不相信他的变节和愚弄，最终他只好潦倒在书桌旁，留下一番冰冷（梁启超自号饮冰室主人）任后人闲话。 　　少年得志的梁启超十二岁中秀才，十五岁上又中了举人，算得上风光占尽的人物了。更有幸的是他经人介绍，得以拜当时已开始向西方探求真理的广东名儒康有为先生为师，成了康有为最得意的学生和助手，历史上将二人并称“康梁”，在寻求进步的学子之中，其感召有同日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在北京发起并组织了“强学会”，直接将在上海出版的会刊《时务报》交由梁启超主编。此间梁启超发表了大量的进步文章，他在《变法通议》一文中指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率先倡导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康梁成于“公车上书”，败于“戊戌变法”，他们能说动光绪皇帝实行经济、政治、文教、军事等方面全方位的变法和革新，却不能说动已触及到其切身利益的西太后等一应的顽固派势力，在经过一百零三天的改良运动之后，西太后以一场轻松至极的政变，彻底改变了有维新思想的大小官僚们苦心经营的前途和梦想，只留得“戊戌六君子”血洒京城的悲歌。仓惶出逃的康梁东渡扶桑，形式上是传播革新思想的使者，事实上却成了国父中山先生寻求革命真理的最大障碍。 　　梁启超的文采可以说是蜚声海内的，他的文章气势奔放、脍炙人口，具有极强的鼓动性，尤其是《少年中国说》一文，当数近代文库中不可多得的精品。梁启超面对帝国主义者讥讽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为“老大帝国”，忿慨地坚持立场以理据争：“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 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以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怨事，少年人常喜事。惟怨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海洋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比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在这一段层层递进的排比之中，何为“老大”自是不言而喻的了，而“若是者，舍幽郁之外无心事，舍悲惨之外无天地，舍颓唐之外无日月，舍叹息之外无声音，舍待死之外无事业，美人豪杰且然，而况于寻常碌碌者耶？生平亲友，皆在墟墓；起居饮食，待命于人。今日且过，遑知他日？今年且过，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气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于此人也，而欲望以拿云之手段，回天之事功，挟山超海之意气，能不能乎？”由此可见梁启超犀利的笔锋之一斑。文章从头至尾对腐朽官僚提出毫不留情的谴责，表现出了强烈要求祖国繁荣富强的愿望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夫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而使欧西日本人谓我为老大者，何也？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摺，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诺，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其内任卿贰以上，外任监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备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则耳聋，非手颤，则脚跛，否则半身不遂也。”象这样的人，饮食步履视听言语尚且不能自了，须得有三四人在左右扶之捉之方能度日，再让他们来管理国事，无异于立无数木偶使其治理天下。“且彼辈者，自其少壮之时，既不知亚细欧罗为何处地方，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犹嫌其顽钝腐败之未臻其极，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之时，然后将我二万里河山，四万万人命，一举而畀于其手。”“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摺、当差、捱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项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于此而告之亡国也，瓜分也，彼乌从而听之，乌从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既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两年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过了一世矣。若不得已，则割三头两省之土地，奉申贺敬，以换我几个衙门，卖三几百万之人民作仆为奴，以赎我一条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难办？呜呼！今以所谓老后、老臣、老将、老吏，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皆具于是矣。” 　　梁启超不愧是一个“笔锋常带感情”的人，而在《少年中国说》中，这种感情的强烈牵引就体现得更加完美了，他以居住房屋来譬喻国人对于国家未来的责任：“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将迁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处。将迁居者，不爱护其窗栊，不洁治其庭庑，俗人恒情，亦何足怪。”继而将笔锋转到中国的前途命运上来：“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种种无可辩驳的事实将一代人对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责任跃然纸上，难怪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会具有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了。 　　当孙中山倡导的民主革命风潮来临之际，梁启超却不再能顺应形势的需要，反而退步到僵守“斥后保皇”的状态，宣传君主立宪，阻挠民主革命进程。民国前后，他尝试着玩弄了一些自以为聪明的政治伎俩，没想却有意无意成了袁世凯倒行逆施的直接帮凶。袁世凯“御用”了梁启超和他的所有政治影响，甚至还厚赐梁启超上任司法总长职位，后又改任币制局总裁，直到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活动激起了全国的公愤，梁启超在多次向袁谏阻无效的情况下，才策动其学生云南督军蔡锷组织护国军进行讨袁斗争，将依在“袁大头”下的胳膊抽出慢慢移往段祺瑞颈部。“五四”运动以后，梁启超倍感自己经营起政治营生来举步艰难，搞了个所谓的“政治退隐”，躲到几所大学里研究学术问题去了。幸而他在史学界作出的贡献委实不小，写下的一系列学术著作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小说、诗歌的改良上，梁启超可以说是开创白话文风气的先驱者之一。假如梁启超从一开始就投身文艺和史学研究，那么抄他的作品可能已早把我给累死了，在现今的商业社会还有谁再来写纪念他的文章？或者说梁启超象“戊戌六君子”那样大义凛然血洒菜市口，而不是从出逃的一刻起屡屡毁誉了原本可以响亮一世的英名，今天的纪念文章也轮不到我来为他熬更守夜。不过他的《少年中国说》是我写过的所有作品中摘抄原文最多的，我把梁启超和他的《少年中国说》介绍给比我更年轻的读者，是希望大家都来记住一段不该忘却的历史，随时保持扬弃思想糟粕的那一点自觉警省，然后尽其所能最大限度地做好一个纯纯粹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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