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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励诗 梁启超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为求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片庸)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欲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这是近代中国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之一,梁启超先生早期的一首 诗作。 无论我们高兴也好,不高兴也罢,有一个总是反复出现的客观的 历史事实,是在世之将乱或乾坤倒转之时,天必要赐非常之眼光、降 非常之大任于非常之人,以指引世人脱离即临之苦海。非常之人之所 以非常,无他,在于他必所具有的非常之志、坚忍之毅力,和悲悯天 人之心。梁任公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品格,从他这首气魄非凡的 早期诗作中,就已经可以看得十分真切了。 梁任公并没有虚其言。当我们今天回眸来看上个世纪之交的岁岁 月月、风风雨雨时,毫无疑问的,我们要承认,梁任公是当得起“百 世师”这一称号的。而当我们看到直至今日,国人仍然困顿于找寻不 出中国之确切出路之苦痛,仍然迷离于继续他们旧有的探索和争执的 时候,我们只有默然。然而今天的我们,却再也没有如他那样的广博 的学识、宽广的胸襟、超凡的眼光,便是如他那样的执着,也已经越 来越少见了,满目所见,尽是浮躁。当看到我们至今所热衷于争论的 许多话题,居然还停留在先生那个时代,而水准却甚至还不及其时的 时候,我实在要被先生的“十年之后当思我”这样的自信,深表钦佩 了--事实上何止十年之后呢!我们至今甚至到了将近百年了,不还 是要一想起他们,就要脸红的么? 梁任公是近代一个杰出的国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个难得的通才和 启蒙思想家,说他是中国的伏尔泰,是并不为过的。他生于十九世纪 末叶,值其成长,中国正面临了内则绵延了两千年的被称为“封建制 度”(所以加个引号,因为钱宾四先生对这个词很不满。而且我看他 的那个不满,从史家的角度来说,颇有道理)已经濒于灭亡,外则列 强虎视眈眈,交逼侵食之举动不断,国家民族时刻面临亡国灭种之境 地。而新的民族自强自新的出路,却还没有找寻到。在这样的时候, 所谓文化人,必总是要或感到极为痛苦,如王国维陈寅恪;或由痛苦 而要十分忙碌,如孙中山、梁任公。 与譬如孙中山他们相类,梁公在试图探索中国的出路时,首先把 目光投向了西方--这个进程非但不是首先起自于那时,而是要至少 倒退半个多世纪,而且至今仍然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不得不使得 我们要对解决中国问题的艰难,发生感叹--梁公在本世纪初尤其到 了辛亥革命之后,遍历欧洲美洲,以求探寻中国民主进程及政体变革 之出路。除了实地考察之外(这些可以参见他的西行纪文系列),他 还极为广泛地研究了西方从古希腊至当代的几乎所有的政治学著作, 同时笔耕不止,向国人介绍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康德、 霍布斯、洛克、卢梭等的社会学和政治学;除此之外,他还结合具体 国情深入比较了各国政体发展史,以求找到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政体 形式。今天有些人,对“中国国情”这样的提法,居然还很不高兴。 这样的人,如果说不是有意的无知,那就是离开真正的愚盲不远了。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梁任公文存》中曾有过一篇文章,记 述先生对美国的制度并实地考察了之后--他先前有段时间可是一个 很热切的美式民主的鼓吹者--觉得美式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乃断 然弃之。而后远赴欧洲,考察了英、法、德等国家,最后认为,唯有 英国的君主立宪,适合中国。他主张经由开明专制再过渡到君主立宪, 最后建立英国式的虚君共和政体--我们今天说梁任公晚年落后了, 保守了,其实也是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那个时候,这样的观点, 并不能说是落后保守,至少应该说是一种可能的探索。而康有为,最 后倒是成了一个彻底的保皇党,我认为他们两个之间,还是有本质的 不同的。梁任公一直是思维十分活跃、毫无成见而且从善如流的。他 后来成了清华国学院四大师之一(另外是王国维、陈寅恪,还有一个 好象是罗振玉,不过记不清了),直至二十年代末中年五十余而猝死 任上。他培养的一代学子,后来在中国现代学术与政治发展上,起了 很重要的作用。 梁任公才华横溢,曾号称其时中国之第一笔。他的行文,确实潇 洒非常,不受任何拘束;博闻广记,学贯中西,领一代风骚。想那个 时候,人才辈出,风华绝代者比比皆是。到而今,这样的人,却再也 见不到了,只看到几多吃不得苦的搔首弄尾之徒。存身于世纪初那样 的乱世,固然不幸;而生活在这样的庸俗到顶的肥皂剧横行的时代, 无聊充斥了人的心灵,似乎也不见得就幸运到那里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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