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文化性格差异 　　 　　万平 　　 　　康有为与梁启超这对师生以“康梁”并称。他们是作为维新运动的旗手与中坚，在那特定的年代里成为思想界的领袖而齐名的。康梁有许多共同点，但在思想文化性格方面又有着不小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对待“参政”、“议政”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变法维新构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19世纪末，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加紧侵略，吏治的腐败，经济的凋敝，中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非尽变旧法不能自强。而在中国，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连起码的民主也没有，且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因循保守之风弥漫，任何改革都须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要达到维新变法的目的，就得讲究策略和方法。康有为经过1888年第一次上书失败，吸取了教训，正面强攻，人微言轻，显然不行，他不得不另辟路径。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先后刊行，便是把自己变法维新所要宣传的理论主张、改制思考，统统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拿孔子来对抗孔子，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达到由古入今、托古改制的目的。 　　 　　康有为首先推出《新学伪经考》，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款伪造：“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款；布行伪经，篡孔说者，成于郑玄”，所以叫做“伪经”。刘歆“饰经佐纂，身为新臣”，是新莽一朝之学，所以叫做“新学”。此说对当时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汉”、“宋”两派予以根本打击，它并不纠缠于某字、某义的具体训访、考证，而是从根本上荡涤之，扫除之。《新学伪经考》的刊行，对于封建社会赖以作为精神支柱的经典从根本上加以否定，促使知识分子对“卫道”的“圣经”的怀疑，起到了一次思想上的解放作用。康有为的论断，在学术上能否完全成立，可以探讨。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敢于向人们普遍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理论挑战，蔑视传统，惊世骇俗，有利于人们从几千年的传统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具有积极意义，“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 　　 　　《孔子改制考》则主要为维新变法作了体制方面的思考。康有为宣称，孔子创立儒教，提出一套他自己创立的尧、舜、禹、汤、文、武的政教礼法，编纂六经，作为“托古改制”的根据。因为他所创立的儒教，教义最完善，制度最齐备，徒众最众多，于是在汉武帝时取得一统的地位，孔子也就成了“万世教主”。孔子以“布衣改周之制，本天论，因人情，顺时变，裁自圣心”，而为“天下所归往”。所以，孔子的“托古”，是为了“改制”；作六经，是为了“拨乱世，致太平”，是要“以春秋继周，改周之制”。细绎其意，我们不难发现，以上观点与其是在说孔子，不如说是在谈“康子”，棗此乃夫子自道也。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重点阐述了政治制度应随时因革的道理，极力发挥了今文经学家所主张的孔子“托古改制”的理论。康有为把孔子装扮成“托古改制”者，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为变法改制张本。他甚至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议院、内阁等政治制度也都附会到孔子名下，说是中国古代早已有之，发明人就是孔子。再也明显不过的事实就是：与其说孔子在托古改制，不如说康有为在托孔改制。他写《孔子改制考》的目的，就是要假托孔子，阐述自己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 　　 　　通过《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康有为构建了变法维新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我们可以斗胆说这么一句话：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中国没有哪一位学问家比康有为在学术界的影响更大；也没有哪一位学者的著作在中国的思想界引起过康有为几部著作那样的“大飓风”、“火山大喷火”、“大地震”；更没有哪一位学人或政治家能像康有为那样从理论上构筑自己完整的体系，在实践中那样热情洋溢地投入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政治革新活动。因此，我们可以说，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是康有为的时代。 　　 　　二、参政议政，康有为言重于行，议政多于参政 　　 　　就直接参政而言，康有为从政时间极短。他1895年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但并未到署视事；“百日维新”加上“张勋复辟”(如果这也算从政的话)，满打满算也不到半年。但其议政时间则贯串于他成年以后到生命终结的全过程，即从1888年康有为以布衣上书清帝，请求变法维新始，直到1927年他临终前几天给博仪上《谢恩折》止，长达四十年。 　　 　　从1888年第一次上书到1898年戊戌变法前，康有为主要是议政，代表作是《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及七次上清帝书；主要政治活动是开办万木草堂，为维新变法培养人才；发起“公车上书”，团结士子举人救国抒难；发起组织北京、上海强学会、保国会，团结士大夫、清流、帝党，为变法维新做了组织上的准备；支持梁启超创办《万国公报》、《中外纪闻》、《时务报》，为维新变法大造舆论。 　　 　　“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利用自己受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许以专折奏事的特权，通过一道又一道的奏折，将自己的变法主张献给光绪，作为朝廷推行新政的参考。此时的康有为，虽仅六品官衔，且无具体政务，但能通过皇帝将维新变法的主张自上而下加以推行，一百另三天中，发布新政诏令一百多件，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各个方面。康有为实际上已成为光绪的高参、智囊。如果变法能够成功，或许康有为还真能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但是，历史不允许假设，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只好流亡海外。 　　 　　十余年的流亡生活，康有为心念光绪，痴心保皇，组织保皇会，鼓吹君主立宪，武力勤王，反对革命，反对共和。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后，他仍然痴心不改。他不满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创办《不忍》杂志，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一切都看不顺眼，横加攻击；继续鼓吹将孔教定为“国教”，念念不忘其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企图寻找机会促成清帝复辟，以便实施所谓“虚君共和”的政治主张。当梁启超等人在出生入死反袁护国时，他却在大声疾呼拥清帝复辟。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不久，康有为又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将其复辟主张公诸于世。终于等到1917年的张勋复辟，他不甘寂寞，跳将出来，与张勋共同上演复辟帝制丑剧。戊戌政变后康有为的政治活动，完全逆历史潮流而动，成了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性人物。 　　 　　康有为的参政议政，成就主要在戊戌政变前。他的一系列变法理论和主张，体现了他的治国才能，功不可没。他是一个思想家、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实干家，他的参政议政，言多于行。戊戌政变的发生，实际上已经宣告了康有为时代的结束。而梁启超则脱颖而出，成为政坛的新星，议政的主力。 　　 　　三、梁启超既是议政的理论家，又是参政的实干家 　　 　　梁启超的直接从政时间，大致包括：“百日维新”期间被授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1913年9月人熊希龄“第一流人才内阁”任司法总长，后任币制局总裁；1916年反袁护国运动中，出任军务院政务委员长；1917年反对张勋复辟时任“讨逆军”总司令部“参赞”，紧接着出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其议政、参政时间从变法维新开始，直到去世，不 管是在台上执政，还是在野议政，梁启超均于得十分投入，言行并重，既是一位政治家、 思想家，又是一位实干家。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助手；宣传变法维新主张，发动“公车上书”，主办《时务报》，办理译书局事务，从总体上看，他主要从事宣传鼓动工作。流亡海外时期，他主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总结戊戌变法失败教训，创立“新民”学说，协助康有为组织保皇会，与革命派展开大论战，经历了一个由思想渐趋激进又回归改良营垒的过程。他一方面宣传改良，下方面又协助组织、策划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并冒死秘密潜回上海以便策应，表现了过人的胆略。 　　 　　梁启超从1912年回国，直到去世，多数时间置身于参政议政的激流漩涡之中。虽然也曾多次表示退出政坛，但总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本世纪初激烈动荡的年代，梁启超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曾扮演过举足轻重的云人物的角色； 　　 　　根据在日、美等国考察政党政治的情况，结合辛亥革命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梁启超回国后便开始着手联合众多立宪党组建一个规模较大的统一政党。在新组建的民主党为他召开的欢迎会上，梁启超阐述了成立一个“真正政党”所必须具备的六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必须有共同的政治目的。政党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国为民”，当个人目的与共同目的发生冲突时，政党成员“必辟除其个人之私目的以服从政党之公目的，此政党存立 之根本要素也”。二是必须有为主义奋斗的决心。主义不同，是此党与彼党区别的根本标志。凡政党成员，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毅力，“一党之中，必人人能有此奋斗之精神，始可以成真正之政党”。三是必须有整肃的号令。四是必须有公正之手段，正如用兵打仗要讲兵略，政党亦要讲党略，政治权谋不可免，但手段必须光明正大，方能使信仰的主义表白于天下，并得到国民的同情，否则只能自取灭亡。五是必须有牺牲之精神。为了长远的根本的利益，政党成员必须有牺牲精神，有道德气魄，“身命名誉皆可牺牲，独主张不可牺牲；因主张之不可牺牲，故不可不有牺牲之精神，而忍受苦痛”。六是必须具有“优容的气量”。在多党制情况下，彼此竞争角逐，共谋政治进步，“故政党对于他党，必须有优容之气量，主张虽绝对相反，亦各自求国民之同情以谋政治之进步耳”。他大声疾呼政党间的宽容精神，并再次提出了建立两大政党竞争制约的政治格局以保证中国政党政治 正常发展的意见。1913年5月，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三党合并，成立进步党，梁启超担任理事，成为统一党事实上的党魁。在国会内，进步党与国民党两大政党竞争制衡的局面开始形成。 　　 　　不过；梁启超所期盼的政党政治、议会民主在当时的中国不可能实现。民国初年的政治，实质上是武人政治，实力政治，而议会民主、政党政治不过是装饰门面的点缀。梁启超沉溺于西方政党政治的理想而忽略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反而成为袁世凯利用的工具。1913年第一次国会召开前夕，袁世凯指令总理赵秉钩派刺客刺杀了国民党领袖宋教仁。真相大白于天下后，赵秉钧内阁改组，进步党人熊希龄组阁，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成为“第一流人才内阁”的灵魂。上任伊始，他便为新内阁制定了《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系统地阐述了本届政府的施政方针，实施全方位改革。 　　 　　对于自己出任司法总长一职，梁启超也做了一些创造性工作。首先就是谋求司法独立，剔除法界弊端，提出了四项改良措施：一曰慎重任官，以考试来甄别选拔司法人员；二曰严汰不职，用“考绩表”来考核司法人员，以定去留；三曰回避本籍，不许本地人士在审判管辖区内任司法人员；四曰编纂法典，以便有法可依。此外，在其《呈请改良司法文》中，还具体列举了司法上应当改进的十件事。梁启超的这些改革措施，虽然最后未能实行，但至少反映了梁启超的行政执法水平，表明了他的政治奋斗目标。由于内阁与袁世凯的矛盾越来越尖锐，l914年2月，熊希龄、梁启超等人辞职，“第一流人才内阁”仅仅存在了五个月便宣告解散，梁启超的议会民主制理想也因而破灭。 　　 　　此后，袁世凯为了笼络梁启超，给了他一个币制局总裁的职位。他也算“干一行，爱一行”，走马上任，先立理论，写了《银行制度之建设》一文，强调提出币制紊乱、银行不良是危及国家的两大原因，故对症下药，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改革。首先是确定统一的通货制度，暂时采用银本位，以银元为主要货币，实施统一的十进位制；其次是对地方造币厂进行整顿；再次，将中国银行改为官商合办，按市场规律运作。这些措施，有其积极意义，但不可能实现根本性变革。1914年底，梁启超再一次辞职，并在l915年1月，出人意料地发表了《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一文，宣布脱离政治，退回言论界。这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不久，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而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加紧与日本人勾结。梁启超获悉内情后，义愤填唐，怒不可遏，接连发表《中日最近交涉评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解决悬案耶新要求耶》、《外交轨道外之外交》等一系列文章，有力地驳斥了日本侵华的种种谬论。他在“二十一条”签订前后发表的大量言论，充分表明了他的爱国主义立场，受到广大爱国人士的交口称赞。 　　 　　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掀起复辟帝制的逆流。面对甚嚣尘上的复辟逆流，梁启超拒绝利诱，在《京报》上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拥护共和国体，驳斥筹安会“与其共和而专制，孰若君主立宪”谬论，并结合世界史经验、教训驳斥了古德诺缺乏常识的荒谬比较、推理。文章发表后；石破天惊，9月3日的《京报》当天便“售留无余”，没买到报纸的人“只可向人辗转抄读”。9月4日、5日，《国民公报)分两次转载该文，使其销量大增。这两三天里，“《国民公报》销路畅旺，为向来北京报纸所未有”。由于袁世凯一意孤行，坚持复辟帝制，梁启超又与蔡锷一道策划、发动了反袁护国战争。l916年1月 1日，当袁世凯在新华宫接受百官朝贺、登基称帝时，唐继尧、蔡锷在昆明召开了“讨袁誓师”大会。为了策动广西都督陆荣廷独立，以支援蔡锷的军事行动，梁启超则于3月4日，乘日轮横滨丸号离上海潜赴香港。3月16日在日人横山的接应下，在海防登岸。在横山牧场中藏匿的十天里，写了《国民浅训》一书，进一步阐述他有关国民性改造的思想。离开牧场后，又经两天一夜的艰苦跋涉，直到4月4日才抵达广西南宁。梁启超此次广西之行，历时一月，行程万里，险象环生，与他同行的黄溯初曾感叹道：“只身孤行，奔走万里，任公之大勇，于此可见矣。” 　　 　　两广独立后，粤、桂、云、贵协调一致，成立了军务院，暂代国务院之职权，梁启超又出任政务委员长，运筹帷幄，奋笔疾书，抨击袁贼，确实表现了他的大智大勇。毛以亨评价护国战争中的梁启超时指出：“护国之役，任公这班人，全是儒家殉道精神之表现。殆与戊戌的谭嗣同、庚子的唐才常之不伯死精神相同。……任公自已有不怕死的精神，故能以此相感召，使拼命者愈多，则回旋乾坤之力愈大。”护国战争获胜，梁启超居功至伟。新上任的大总统黎元洪电邀其进京，担任总统府秘书长，但他“婉拒不就”，而以“在野政治家”的身份，再次卷入了围绕国会重建、修改宪法而展开的一系列斗争之中。19l7年，梁启灌在反张勋复辟的斗争中再次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通电反复辟，矛头直指张勋和“首造逆谋”的康有为，大义凛然，参加讨军任‘参赞”，成为段祺瑞首席幕僚。张勋复辟，天怒人怨，讨逆军起，辫子军作鸟兽教。此次反复辟，梁启超将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放在高于师生个人情谊之上，足见其为国为民的拳拳之心，光明磊落。 　　 　　张勋复辟丑剧收场，段祺瑞重任国务院总理，梁启超反复辟有功，任财政总长，这也是他一直追求的目标。粱启超一直都很关心经济问题，注重财政实务，早在流亡海外时，就对美、日、加等国的经济问题做了深入考察，潜心研究财政问题，写了《中国改革财政私案》、《币制条议》、《外债平议》等数十篇文章，系统地阐述了近代财政学的基本理论以及他自己的财政改革思想主张，力主在改革政治、实施宪政的同时，对中国的财政作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从改革币制、整顿金融人手，渐及税制，想逐渐把国家财政引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并精心计划了发行公债、整顿币制等方案。但由于段祺瑞政府信奉的是“武力统一”，财政根本无法负担巨额的军费，入不敷出，连起码的维持中央财政收支平衡的能力也没有了。梁启超出任财政总长，呕心沥血，结果仍然劳而无功。随着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段棋瑞下台，梁启超尔只当了4个月财政总长，又辞职不干了。 　　 　　以后，梁启超再也未入政界，但他关心国事、政事。他“旁听”巴黎和会，坚决维户国家民族利益，反对妥协卖国；鼓吹联省自治。1920年以后，他基本上退出政界，潜心学术、教育，其最主要的学术著作均完成于此期，为后代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万 平 四川省电大副教授 　　 　　(责任编辑 吴金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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