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0月，梁启超结束了长达15年的海外流亡生活，从 　　日本神户乘船回国。8日，抵达天津。在津住了十几天后赴北京， 　　后又从北京回到天津，打算“总住津，不住京”，并着手在天 　　津寻找全家的居住地。通过朋友的帮助，他曾在英、日租界踏 　　勘多处，均不甚满意。1913年底，总算在意租界买到一块称心 　　的地皮，遂请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承担设计，先后建起旧楼 　　与新楼两所，从1914年到1929年病逝的15年中，梁启超基本上 　　是在这里度过的。 　　 　　　　梁启超搬进天津意租界住所后，即同天津文坛发生了千丝 　　万缕的联系。1921年，天津文化教育界举办国庆大会，梁启超 　　应邀到会，作了题为《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之乐观》的讲演。 　　同年，应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到会讲演《太平洋会议中 　　两种外论辟谬》。此外，他还与张君劢、徐志摩等人先后在南 　　开大学讲演。 　　 　　　　梁启超在天津文坛所做的最有影响的两件事，是在南开大 　　学任课和筹办文化学院。 　　 　　　　在南开大学任课讲学，起于1921年冬。初时每周6小时，后 　　增加到8小时，在校内外反响很大。张伯苓校长欲以梁启超的盛 　　名发展南开，就此请梁加盟南开，或派人来校任教。当时，梁 　　启超很想把南开文科办成全国学校文史两门教授的供给地，以 　　作为事业发展的根基。1922年暑假期间，他与张伯苓商定，让 　　张君劢出任文科主任，蒋百里、张东荪、林宰平“名任一门”， 　　并计划请梁漱溟到南开，加上他自己，“吾六人者任此，必可 　　以使此科光焰万丈”。他在给张东荪等人的信中曾提及：“伯 　　苓之着急过于我辈，每见必询消息，我几无以应之。昨日讲义 　　完了时，彼又来问君劢行止，我告以二十日内必到，彼重托设 　　法，勿俾他处截留，我已允为尽力。此公办事权限分明，我已 　　与彼言，若将文科全部交我，我当负责任，彼欢欣鼓舞已极。” 　　可见梁启超不仅在南开亲自主讲中国文化史，还为南开的发展 　　倾注了心血。 　　 　　　　筹办文化学院始于1923年1月。梁启超拟议中的文化学院是 　　一个半学校半书院式的讲学之所，梁自任院长，另约定同志六 　　七人任分科教导员。院舍在南开大学新校址中，一切学科与南 　　开保持相当的联络关系。计划中的文化学院设有专门招收中学 　　毕业生的“本班”，专门招收大学及大专毕业生的“研究班”， 　　以及招收高师学生的“补习班”，不能来院学习者的“函授班”。 　　除教学外，文化学院还拟从事整理古籍、将旧籍和新著翻译成 　　欧文，编写文史教科书、出版同人著述、巡回讲课等工作。拟 　　议中的文化学院是梁启超为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而作的一次 　　重要尝试。遗憾的是，因资金不足，天津的这所文化学院最终 　　未能办成。 　　 　　　　梁启超在津居住期间，与天津文坛名流也有交往。1918年， 　　梁由天津赴上海、由上海启程去欧洲游历。离津前，天津名宿 　　严修为其饯行，以珍藏的老黄酒为赠，并亲往车站送行。梁居 　　津多年，“待客谦恭热情，每逢寒暑假‘饮冰室’又变成补习 　　学馆，有很多清华、南开的学生到这儿寻求知识”。其子女思 　　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也都是在天津上的小学、中学 　　或大学。梁一生读书、藏书、爱书，在津时也与书商有密切交 　　往。笔者从老一辈书商雷梦辰那里得知，当年梁启超住在意租 　　界时，天津藻玉堂书店的王子霖等人常去他家，替他采购了一 　　批又一批的图书，为梁老先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梁也将王子霖等视为朋友。现在看来，饮冰室丰富的藏书，同 　　梁与书商的往还和天津书业对他的帮助支持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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