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同梁启超有甚深的关系，两人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很接近，合作进行了一些活动。梁在《欧游心影录》中说，一九一八年末，他同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人同往欧洲一些国家游历，上船的前夕，“是晚我们和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 　　 　　　　在思想界尽些微力的一项活动，是一九一九年九月创刊的《解放与改造》半月刊。这事不知道是不是送别时通宵谈话中商定的。刊物主编是张东荪和俞颂华。梁启超无疑是刊物的精神领袖。一九二○年三月梁回国，不久刊物更名《改造》，梁即自任主编了。 　　 　　　　张东荪一直到晚年依然对梁怀着很深的感情。这感情在他的诗作中有所流露。他是“行年六十有七始学为诗”，那一年是一九五二年，他刚刚从很高的地位上突然坠落下来，脱离了社会政治生活。这时作诗就成了他精神的寄托：“万象缤纷默坐时，虚廊淡月耐长思。人天戡破心何寄，馀癦难除遣入诗。”文化大革命开始，抄家，自己焚毁，这些诗作多未保存下来。他孙子饴慈收藏的一些手稿散页，一共只有一百多首诗，几十首词了。可是这里面就有好几首诗涉及梁启超。 　　 　　　　有人送了一幅梁启超写的对联给他。联语为： 　　 　　　　风波旧忆横身过 　　　　世事今归袖手看 　　 　　 　　　　此联似未收入《饮冰室合集》，也不知是写赠何人的。看来是晚年所作。他早年不是这样的心境，戊戌政变后亡命海外，依然毫无退志。在《留别澳洲诸同志六首》诗中，他写的还是“负风能万里，零雨已三年。几度闻鸡舞，摩挲祖逖鞭。”还是“回天犹有待，责任在吾徒。”都可见其抱负。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中华民国成立，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这副对联呢，上联回忆平生经历的风波与危难，下联却表示已经从积极的政治斗争中退了下来，于世事只取一种袖手旁观的态度了。炉火纯青，这大约是他任教清华大学时的作品吧。 　　 　　　　这对联却引起了张东荪的共鸣。他同梁两人的经历，有某种近似的地方。梁曾亡命海外，张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曾被囚于日军的狱中，都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两人也都参加过积极的政治活动。梁不必说了。就说张东荪吧，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念的五十六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名单中就有他在内，这就表明了对他政治方面的作为和表现的承认。而到他看到梁启超的这幅对联的时候，他也早已退出政治生活了，只能袖手旁观了。他对这副对联表现了不同寻常的兴趣。他写了一首《谢大钟兄惠赠梁联》： 　　 　　　　不厌车尘过我频，论交得识胆轮囷。 　　　　昔同挽手风云会，今羡抽身卷帙亲。 　　　　 阳九后前联似谶，畏三日夜眼翻新。 　　　　安期谭笑朝朝晤，敢望他年更结邻。 　　 　　　　我不知道将梁启超这副对联送他的大钟兄的情况。从颔联看，这位仁兄曾经和他一同参加过一些大的政治活动，却比他早就抽身退回书斋中去了。有意思的是“联似谶”三字。这对联好像是谶语，应验在他身上了。于是，他作了《书梁任公联后》二首： 　　 　　　　 　　 　　　　劫馀遗墨供摩挲，卅载人天眼已磨。 　　　　袖手吾今观世事，风波回首几经过。 　　 　　 　　　　 　　 　　　　冷雨连宵自忍寒，一朝凄对忆南冠。 　　　　千秋寂寞如椽笔，只伴孤灯掩泪看。 　　 　　 　　　　这大约是一九五九年前后作，距任公去世三十年了。后来他在《和云雷感怀诗》中又写了“半生波浪横身过，老去风云袖手看”，可见这对联给他印象之深了。 　　 　　　　《题新刊梁任公诗稿墨迹》一诗，我看到两种手稿，一种是钢笔所写，有改动，无标题,当是初稿： 　　 　　　　寥落乾坤几师友，沸腾肝胆有诗词。 　　　　文章四海孤波起，心事千年片石知。 　　　　共业风雷殷地发，群蜚河汉束身司。 　　　　浪浪夜听空山雨，除是思公百不思。 　　 　　 　　　　另一种是毛笔写，无改动，有标题，当是定稿，唯题中“梁任公”脱落“公”字： 　　 　　　　亦儒亦侠是吾师，衰梦犹能想见之。 　　　　马角偶生原可畏，尘羹重睹更何思。 　　　　文章四海孤波起，心事千年片石知。 　　　　手上遗编灯畔影，浪浪夜雨倚窗时。 　　 　　 　　　　末句有注：“东坡诗：闲掩陈编吊兴废，窗前山雨夜浪浪。此用其意。” 　　 　　　　“除是思公百不思”，可见思念之切；“亦儒亦侠是吾师”，可见仰慕之深。 　　 　　　　《借得梁任公近著第一辑，内有复余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者，重读之，不胜感喟》一首： 　　 　　　　 寒夜千披旧赐书，乱丝谁可共爬梳。 　　　　 激风料定千波涌，邀局输由一子疏。 　　　　昔日徒忧今日事，何方能按此方图。 　　　　独怜隔界难通语，欲问先生笑我无。 　　 　　 　　　　梁启超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发表在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五日出版的《改造》第三卷第六号，后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好些选本都选了，很容易看到。从这篇八千字的长文中，可以看出梁对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都作了很深的思考。张东荪的意见是怎样的，我只看到过他在《解放与改造》第一卷第七号上发表的《我们为甚么要讲社会主义》，以及《新青年》杂志第八卷第四号(1920年12月1日发行)上《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中的一些材料，这里一共辑录了十三件有关的材料，其中有七篇是张东荪的文章，有四篇是回答或批评他的文章和通信。 　　 　　　　一九二○年中国知识界进行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这虽然同第三国际派维金斯基来华推动有关，但更是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状失望，想要探求一条新的出路的热忱。张东荪在《我们为甚么要讲社会主义》一文里就是这样说的。他说： 　　 　　　　这新思想的发生乃出于对于环境不满足的直感，……社会主义的发生虽是出于无产阶级对于雇主暴虐的环境起一种不满足的直感，但是对于这环境，却不只无产阶级因为自身的利害要起不满足的感情，就是其他的人也有时觉得不满足。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就是这个。所以对于现在状态的不满足，到了近代，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感想；对于现在的环境的改造，到了今天，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的要求。你不看见各国的贵族学者都连翩加入社会党么?这便是个证据。 　　 　　　　张本人就是个在社会上有地位的学者，也在谈社会主义了。可以认为这段话也是说他自己。他自己就是这些不满现状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个。那些讨论的参加者们，大抵是刚刚接触到一些从国外引进的名词术语，理解还不免朦胧，即拿来作为自己议论的依据。有些人已经表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理解也并不准确。张东荪是明确宣称他“不能承认”“社会主义以马克思的学说为止境”，表明了他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距离，可是他说的“社会主义一旦实行到实际上……非把全地球的旧制度一齐推翻不可”，以及他说的“资本主义的性质有两点：一个是集中的趋向，一个是压制的势力。集中的趋向就是只有小资本集大资本的趋向，……压制的势力就是大资本能把小资本吸收了。”这些都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同是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实行社会主义要“从唯物主义移到精神主义”，说什么“精神方面的思想不解放，道德不改造，那物质方面的经济组织是不能改造的。”这就同马克思的提法正好相反了。 　　 　　　　不要责备张东荪思想的混乱，那时，大家的理论水平都只有那么高。就说正在就这个题目同他论战的陈独秀吧，在《新青年》所载《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中，有他复张东荪的一封长信，其中白纸黑字的写着：“以先生底知识当然能分别资本与资本家不是一物，但资本与资本家既非一物，即不应因为开发实业需要资本便牵连到需要资本家并资本主义。”他把财富和资本混为一谈了。在马克思主义里，资本是指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马克思说：“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资本论》第1卷，中文版，第260页)李达在他的自传里提到了陈独秀闹的这个笑话，李达说：“说这样话的人，配做共产党的领袖么?”(见《党史研究资料》第2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我看也不必苛责古人。邓小平在一九八五年还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7页)一九二○年的讨论中有些糊涂思想，闹点笑话，是毫不足怪的。 　　 　　　　回头来看看张、梁二人的讨论。可以看出二人的意见有不少地方是相同至少相近的。作为讨论的出发点，梁启超说，他“确信此主义必须进行”，张东荪说，“社会主义不能不及早提倡了”。他们都是在一种赞同的态度之下来讨论的。“激风料定千波涌”，预料这将成为波澜壮阔的运动吧。 　　 　　　　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工业比较发达、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文化水平较高、民主成分较多的国家首先爆发，而且需要在一切或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当年张东荪、梁启超都是接受了这个观点的，他们从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这个现实情况出发，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新青年》杂志上《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所收张东荪七件文章和书信，都写在前引《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之后，对问题作了比那时更深入的考虑。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中，张说： 　　 　　　　我此次旅行了几个地方，虽未深入腹地，却觉得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 　　 　　　　我们苟不把大多数人使他得着人的生活，而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或则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甚么多数派主义(引者按：即布尔什维主义)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 　　 　　　　在致俞颂华的信《长期的忍耐》中，张说： 　　 　　　　贫乏之可患甚于不均，不均可由重新分配之法于短时间内救正之，而贫乏则非短期所能救济。俄劳农政府之办法对于不均固完全解决矣，而对于贫乏则尚在试办。罗素所不满于彼者或亦在此。 　　 　　　　在此种具有不能产生真社会主义而又易于产生伪社会主义之条件之时代中，止可冷静研究，并宣传事业亦可少做。 　　 　　　　孟子说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两千年来，这话一直被鼓吹平均主义者所引据。张东荪以为不然，针锋相对提出“贫乏之可患甚于不均”。文中提到的罗素对苏俄的不满，见《新青年》第8卷第2号所载雁冰译罗素《游俄之感想》一文。其中说：“我到俄国时自信是共产党；但是既和这些无疑于共产主义底人接触了，我反加多了一千个疑团，不但怀疑共产主义，并怀疑到人们不惜忍受许多愁苦以坚求达到的一切信条。” 　　 　　 　　　　梁启超的好些想法都与张东荪相近或者相同。在他复张的长信中也提出了这个“生产力标准问题”(用今天的话来说)： 　　 　　　　吾以为中国今日之社会主义运动，有与欧美最不相同之一点焉： 　　 　　　　欧美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 　　 　　　　故在欧美提倡此主义，其旗帜极简单明了，亦曰无产阶级与有产抗争而已。中国则有业无业乃第一问题，而有产无产，转成第二问题。 　　 　　　　我国今日之大患，乃在全国人民什中八九，欲求一职业以维持生命，且不可得。……故今日中国之社会运动，当以使多数人取得劳动者地位为第一义。地位取得，然后改善乃有可言。 　　 　　　　吾以为在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运动，有一公例当严守焉，曰：在奖励生产的范围内，为分配平均之运动；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则其运动可谓毫无意义。 　　 　　　　梁认为当时中国社会上的穷苦人中，“实分为劳动者与游民之两大类”，游民多而劳动者少，而“劳动阶级之运动可以改造社会，游民阶级之运动只有毁灭社会。”出路就是发展生产事业，“然后我之游民可以减少，而我之劳动阶级可以成立；劳动阶级成立,然后社会运动得有主体，而新社会可以出现，社会主义运动不可逾越之阶段，殆如此。” 　　 　　　　游民阶级运动之害，梁在这信中说： 　　 　　　　今之社会主义运动家，或以热心太盛之故，深嫉乎有产阶级智识阶级之腐败不足与语也，又见乎劳动阶级之人少而力微，且性质亦带保守，不易鼓动也，于是“为目的不择手段”，转而思利用游民。夫天下之最便于利用者，诚莫游民若也。而利用所生之结果，必至全反其所期。今试执共产主义以告任何阶级之人，未必能信受也，即信受未见能奉行也。试以语半兵半匪之军队，则彼可以“闻斯行诸不俟终日。”数月以来，高阳兵变，宜昌兵变，皆籍市民之产而朋分之。彼奚不可以曰：“吾为实行共产主义来也。”试问社会运动之名义，若为彼辈所假借，则玷此名义为何如者，而国家元气之瘵丧又何如者。故吾愿真爱国真爱主义之人慎勿出此也。 　　 　　　　不要多心，梁启超不是说中国共产党。此信写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九日，半年之后才有中共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这里完全是作学理的探讨和逻辑的推论。 　　 　　　　梁启超痛论了游民对运动之害。后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游民”一节中，也这样说： 　　 　　　　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 　　 　　　　说到生产力标准问题，运动初期许多人对此是认识不足的，走过许多弯路之后终于认识这一点了。在《毛泽东选集》里，我没有找到适当的引文，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里，我找到了这样一些: 　　 　　　　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第137页) 　　 　　　　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第171—172页) 　　 　　　　不要光喊社会主义的空洞口号，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第213页)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第225页)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才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理论。江泽民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他并且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科学的、精辟的论断，对于我们思考一九二○年的那一场讨论是很有启发的。 　　 　　　　其实，社会主义运动是不是必须承认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标准问题，不仅仅中国存在。列宁老早就提出了跟马克思不同的说法，认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首先在几个、甚至单独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种革命，不是在先进国家首先爆发，而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各种矛盾的集合点、帝国主义战线最薄弱的环节首先爆发并取得胜利。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布尔什维克在落后的大国俄罗斯夺取了政权，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似乎列宁的这个说法得到了证实，而马克思原来的说法却未必是对的了。可是在七十四年(这在人类历史上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之后，从列宁开始的试验不能继续下去了，回过头来证明马克思原来说的要更正确一些。俄国的这一页历史，对于我们思考今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思考当年的这一场讨论,都是有益的吧。 　　 　　　　史学家胡绳在接受《百年潮》杂志社的社长郑惠访问时，就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其中也说到了这一次讨论。他说： 　　 　　　　“五四”以后，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梁启超、张东荪等人之间，有过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现在看来，梁、张等的观点虽然有许多不对，但有一点不能说是错的，那就是认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很落后，还没有条件搞社会主义。陈独秀等对他们的反驳，无非是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去实现社会主义。怎样跨越呢?陈等就回答不了，因而并没有驳倒他们。(见《百年潮》创刊号,1997年1月出版，第10页) 　　 　　　　应该说，这是一种很公允很符合实际的定评。 　　 　　　　张东荪的这首诗置于一九五九年所作《秋感杂事诗七首》之后，当是是年或其后所作，这已经是梁启超给他复信三十八年之后了。在这三十八年里，世界，中国，他本人，都经历了多少事情。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胜利了。中国进入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在一段时间里他也曾参与这些事业。当他脱离政治生活之后，又看到了反右派斗争和大跃进。所有这些不能不引起他的思考。这诗是写在反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之前还是之后，一时无从查考了。他借到了《梁任公近著第一辑》，“寒夜千披旧赐书”，把这封复他的信翻来覆去不知看了多少遍，一面看，一面联想到几十年来的经历和眼前的现实，真是感慨万千。写这信的人已经不在了，还有谁能同我讨论这个复杂问题呢?“乱丝谁可共爬梳”。有些当年担心出现的事情后来是出现了，“昔日徒忧今日事”。自己曾经参与这一运动，现在又落得如此境地，如果梁任公地下有知，不知道会不会要笑我。这诗真可说是百感交集。 　　 　　　　附记：承蒙张饴慈先生提供他祖父诗稿的复印件，并且允许我引用，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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