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梁启超研究班的共同研究成果《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即将出版中文本，狭间直树教授要我写篇序。我和狭间先生相交20余年，盛情相邀之下，似乎不可无言。 　　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办《清议报》，办《新民丛报》，办《新小说》，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广度介绍西方新思潮、新文化，同时则甩掉“托古改制”的外衣，鲜明地提倡改革中国的旧思想和旧文化。例如，倡导“国民性”改造，呼唤与新时代相适应的一代“新民”的诞生，又如，倡导“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曲界革命”、“道德革命”、“经学革命”、“史学革命”，“宗教革命”，等等，在当时，都是震动人心的号召。这一段，可以说是梁启超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其成绩，其影响，既超过了他的老师康有为，也超过了戊戌时期的他自己。算时间，前后虽不过几年，但是，却引领风骚，开辟生面，下启“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转型，在中国思想界、文化界，以至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方面都留下了巨大的影响。应该承认，在近代中国，起过这种影响的历史巨人并不很多，梁启超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且可以说是最早出现的一个。 　　梁启超在日本的这一段虽然很重要，学术界多年来的研究却很不够。其原因，固由于受到“革命”、“改良”一类条条框框的禁锢，但主要原因则在于隔膜———对明治时代日本的隔膜。人是环境的产物。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文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鸦片战争以后通过各条渠道传入中国的西学以及救亡维新的康有为之学，凡此种种，是形成梁启超思想文化性格的外在因素，这些我们易于理解。但是，明治日本，也是形成梁启超的思想文化性格的外在因素，梁到日本后所介绍的西方文化，实际上是经过日本人消化、吸收、重新改铸过的明治文化。对此，人们就不一定很清楚。学术上有所谓疑点、难点，我觉得，明治日本对梁启超的影响就是这样的难点之一。选择这个题目，反映出一种高明的学术眼光。 　　4年来，这个研究班集中了京都、大阪、神户地区的一批学者，以京都学派固有的扎实学风，“上穷碧落下黄泉”，广泛收集一切可能收集到的资料，然后，在总的主题范围内各就其兴趣所在选择一个题目，深入钻研，同时又相互切磋，反复讨论，使个人和集体的智慧都得到充分发挥。现在，这个研究班的成果奉献于读者面前了。打开本书，人们可以具体而细微地了解明治日本和明治文化对梁启超的影响，方面既广，内容尤有深度，对梁启超的研究是一个相当大的推进，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发端。 　　近代中国，除不少爱国者，革命者流亡日本外，大批年轻人留学东瀛，他们的思想、性格无不受到日本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我觉得，这本书，不仅向学界展示了许多关于梁启超的新颖学术成果，而且它还给我们以方法论的启示。这就是：要研究某一个特定的历史人物，除了研究大的历史环境外，还要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人物生活的具体环境；如果他曾经生活在国外，那就除了研究相关的本国环境外，还要研究相关的外国环境。 　　日本的京都学派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和鲜明特点的学派，狭间先生毕业于京都大学，是当代京都学派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他领导过许多研究班，如《五四运动》、《民国初期的文化与社会》、《国民革命》、《1920年的中国》，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梁启超》是他主持的第五个研究班。目前，狭间教授虽然已经开始主持第六个研究班———《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和日本》，但是，梁启超研究班的工作仍在继续。我们将翘首以待这些新成果的问世。

原文2000年09月26日 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七版  浏览：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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