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昆山历险（一） 　　 　　昆山是江苏省靠近上海市边境的一个小城，也是京沪铁路上的一站。一九六六年的岁末，昆山被卷进了上海文化大革命中两派尖锐冲突的旋涡，爆发了一起“昆山事件”。而我，则是“昆山事件” 的亲历者。 　　 　　“昆山事件”的前奏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张春桥从中央文革返回上海，签字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为“革命的合法的组织”等五项要求，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上海市委对此不满，就拉起了一个保市委的全市性组织“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简称“赤卫队”，发动各工厂企业的党、团员参加，一下子发展到80万人，成为“工总司”的对立面。 　　赤卫队成立后，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向上海市委提出了八条要求。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当场签字表示同意。八条的内容除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的群众组织以外，还要求市委制止“工总司”搞打、砸、抢，反对张春桥签字同意“工总司”的五项要求，要张春桥回上海作出检查等。这一下就惹火了“工总司”，王洪文等人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也召开大会，要求曹荻秋撤销承认赤卫队八条的签字，曹荻秋被迫同意宣布八条无效。 　　曹荻秋这样“翻烧饼”，使赤卫队大感委屈，好像亲生儿子被自己的父母甩掉了。于是，十二月二十八日有几万名赤卫队员进驻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喊出了“打倒曹老头！”“打倒上海市委！”的口号。“工总司”调十万大军包围康平路大院，发生了全国第一起大规模武斗。关于康平路大武斗，我已有专文回忆。 　　工人赤卫队挨了打，赤卫队总部被解散，各区的赤卫队分部大都被砸，工人赤卫队当然是不肯善罢甘休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赤卫队头头鼓动二万多名队员，离开生产岗位，冲进上海北火车站，准备上北京请愿、告状，火车开出后被阻在江苏昆山。赤卫队负责人王玉玺本身就是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的头头，在他的指挥下，调度所八十多人中有七十多人离开了岗位，致使沪宁铁路全线停运。这件大事惊动了周恩来总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周总理从北京打电话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要他停止养病，到第一线工作，先把王玉玺抓起来，并和各群众组织负责人一起商量恢复沪宁线交通；同时，张春桥也从北京打电话给我，传达了中央和周总理的指示。张春桥怕陈丕显说话没有人听，要我做做各造反派头头的工作，共同以大局为重，设法把昆山的赤卫队弄回来，抓革命，促生产。 　　于是，当天深夜陈丕显去处理了王玉玺的事以后，在东湖宾馆和我们开了一个通宵的会。会上，刚从昆山赶回来的“工总司”二兵团头头耿金章说：赤卫队有上万人想从昆山乘火车去北京，现在被“工总司”的造反队员包围在昆山城里，要想办法把他们弄回来。 　　大家商量以后决定，由几个红卫兵组织的代表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了一份《急告上海市人民书》，另外，通知各厂派车去昆山接赤卫队员，并由王洪文、耿金章和我一早赶到昆山去，动员赤卫队回上海坚持生产。 　　 　　王洪文和我一起进昆山城 　　 　　天蒙蒙亮的时候，几个红卫兵正在起草文件，陈丕显在一旁等着，因为要他签字后报社才能印成传单广为散发。我们却等不及了，我和王洪文、耿金章等人，带上其他几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立即奔赴昆山。耿金章从“二兵团”调来一辆两吨重的敞蓬小卡车，招呼我和王洪文同他一起跳上车向昆山进发。耿金章个子很矮，几天没有刮胡子，活像一个小老头。他是部队转业军人，转到造纸厂当工人，这时身上穿了一件蓝色的海军大衣，脚上登了一双长统皮靴，自从当上了“工总司”二兵团司令，说起话来连王洪文也不放在眼里。这时候大家开了一通宵的会，肚子饿得咕咕叫，耿金章却说有办法，他告诉开车的开到天山路附近装食品。耿金章原来的单位是造纸公司，但他把其他几个公司像禽蛋公司、食品公司等都吸收到“二兵团”的旗下，所以当他的车开到天山路以后，只听他一声号令，很多人就扛着装有面包、桃酥、米花糖等各种点心的食品箱，一筐一筐地往车上搬。大家的肚子正唱“空城计”，见到点心纷纷狼吞虎咽起来。我对耿金章说：“你真有办法！”王洪文说：“他不但把造纸厂、食品厂控制起来，还控制了上海民航、飞机场，把民航造反派纳入他 ‘二兵团’的范围，要坐飞机特别方便。” 　　一路上，王洪文心神不定，他穿着一身半旧的绿色军装，戴着一顶海虎绒翻毛军帽，搭拉着脑袋，一方面是一夜没有好好睡觉，另一方面是感冒了，鼻子嗡嗡地，一支接着一支抽烟。王洪文告诉我，他已经下令要“工总司”把上海的赤卫队总部和各区的分部统统砸掉了。现在，张春桥又要求我们赶快把跑散在外的赤卫队从昆山弄回上海，王洪文觉得不去也不行，因为他带造反队在安亭闹事的时候也是被张春桥劝回来的。但他在车上总是在想什么心事，车子刚开出上海市区，他就对随行的上棉十七厂青工廖祖康说：“小廖，你先回去，给我到厂里领两百块钱买张飞机票，明天我要到北京去反映上海的情况。”我当时感到很奇怪，周总理的指示，张春桥的电话，都给你转达了，怎么又要到北京去？但他已经打定了主意明天上北京，我劝不动他。 　　我们的车子开到昆山城外的一座公路桥边，就没有办法再往前开了。半边公路全部都是首尾衔接的车辆，都是各厂造反队开来的车，把昆山城里的赤卫队包围在里面。另外半边公路上只见一车一车的人从昆山城里出来往上海方向开，看得出是各厂造反派把本厂赤卫队装回去了。当来车与回车交汇的时候，来车的造反派就痛骂回车是“死老保，臭老保”，回车上的人都灰溜溜地不出声。当时双方的对立情绪非常严重，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是来做人家工作，动员人家回去的，不能采取这种办法。当时的我身上造反派的感情也许还没有他们这么强烈，要我骂人家“臭老保”总觉得叫不出口。 　　汽车既然开不进去，我们几个人就索性步行进县城。路上一道道封锁线，都是造反队布置的，赤卫队员想要单个或少数人从里面出来是不可能的，只能一车一车给装回上海。最后几道防线都是“工总司”二兵团的，耿金章说，他已经派二兵团队伍插进昆山城，把赤卫队分割瓦解，有些人被他们强行押上卡车返回上海，用的是抓俘虏的办法。但是他也说，有相当一批赤卫队员被冲散了，现在已经躲进昆山城的各个角落，甚至躲进居民家里。赤卫队在昆山已经做了很多宣传工作，说他们在上海时，上海市委不承认他们；到市委去，市委领导不肯接见；他们造市委的反，又遭到造反队毒打；被打出来后要到北京告状，又没有火车，希望昆山居民声援他们。昆山居民很同情他们，对后进来的上海“工总司”造反队很反感，有的造反队员还挨了昆山人的打。 　　我们到达昆山的时候正好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上午，我想正如姚文元在电话里给我传达过的：毛主席说一九六七年的“全国全面内战”，大概就这样开始了。昆山城里面乱糟糟的，一部分造反队员已经冲进去了，赤卫队员大部分也在里面。我们再进去有没有危险呢？大家正在议论时，“北航红旗”的一个红卫兵说：“怕什么？我们已经来了，就要进去看看。”他提议到县委机关去，直接找县委书记，向他传达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指示，要县委通知居民，让居民动员赤卫队员返回上海。大家赞成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的意见，我们二十几个人准备一起进城。当时其他人都带着造反队的袖章，而我们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还没有发红袖章，下属各部委的造反队也不戴袖章，现在我要进昆山城里去，同行者说你没有袖章不行，要通过层层设防的造反队的检查，一定要戴袖章。当时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的几个人和我们同行，其中的一个人拿出一个“新革会”的袖章给我戴上，我说：“很光荣，第一次戴袖章，我成了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的战士。”我就带了“新革会”的袖章和大家一起进入了昆山城。 　　 　　把县委书记架上广播车 　　 　　进城以后，发现街上气氛很紧张，东一簇、西一簇都是人，每一簇人群里都有人在发表演说，有赤卫队的，也有造反队的。赤卫队员控诉他们怎么在上海受压、受打击；造反队员则揭露赤卫队是保皇组织，宣称他们大方向错了。比较起来，赤卫队的演讲受到的欢迎更多一些，因为围观鼓掌的人比较多，造反队演讲时还有人在一旁发出嘘声。我们估量形势，感到从整个的力量对比看，造反队还不占优势，所以我们决定赶快到县委去。 　　城里的单位都关门了，商店也停止营业。在路上走的时候，行人都要来看袖章，看你们是造反队的，有人开口就骂。为了方便和安全，我们又把袖章取下来，一路找到县委。县委所在地是一幢西式的两层楼洋房，门口挂着“中国共产党昆山县委员会”的招牌，门内是一个大院子，四周墙上刷满了标语，但屋内人去楼空，只有两个接待人员在值班。王洪文和我亮出身份，要求他们帮忙找县委书记，接待人员走了出去，过了一刻钟左右回来说县委书记找不到。我们很严肃地对他们说，我们是来传达周总理指示和中央文革的电话精神的，不要在我们上海造反派面前耍这套花招，勒令你们在半小时内把县委书记找来，不然一切后果要你们负责。他们一看我们这种来头赶快又去报告，过了几分钟县委书记就来了。 　　县委书记约模四十来岁，瘦瘦的，见了我们很客气，说对不起，刚才接待另外一批人来迟了。北京红卫兵质问他，上海来的造反派在昆山城里挨了打，挨了骂，你知道吗？他回答不知道。北京红卫兵就向他提出强烈抗议，主要是给他一个下马威。然后由我向县委书记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要求上海赤卫队员返回生产岗位，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同时要求昆山县委把赤卫队负责人扣留起来。我说：中央文革张春桥同志要求上海各个组织配合上海市委做好这个工作。现在我们要求昆山县委配合，动员赤卫队回上海。那个县委书记表示很为难，说你们上海两派到昆山来，我们昆山怎么办？王洪文很生气地说：这有什么不好办？你昆山县委究竟是支持赤卫队，还是支持造反队？这样吧，你跟我们一起走，到广播车上跟昆山老百姓说清楚，叫他们不要反对我们上海的造反派，要动员赤卫队回到上海去。那个县委书记怎么也不肯和我们一起上广播车，我们就说：“你不去不行，你要对中央首长的指示表明态度！” 　　于是，我们二十几个人把县委书记挟在中间，排成一列长方形的队伍朝城外的广播车走去。县委书记看看溜不掉，只好跟着我们走。两个接待人员也跟着走了一段路，不晓得我们要把县委书记带到哪里去，就偷偷溜走去通风报信了。我们走到大街上，围观的人很好奇：怎么有一支队伍把县委书记挟在中间走着？有人就喊：“县委书记给他们抓走了！”这样一来，跟着我们的人就越来越多，在旁边又形成两条长龙。同济大学当时有几百个红卫兵进了昆山城，一看这架势，就来做我们的保镖，在旁边维持秩序。昆山人在旁边骂骂咧咧：“你们上海人跑到我们昆山来做啥？”“为啥这样对待我们的县委书记？”我手里正拿着当时与县委书记谈话纪录的笔记本，本子里还夹着一支笔，有人就冲进来伸手来抢我的本子，我一挣，才没让他把本子抢走。人群已经愤怒地想要动手了，同济大学的红卫兵在一旁保护着我们，不让他们挤进来，也不让县委书记跑掉。 　　广播车是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开来的，上面装了九个大喇叭，我们叫它“九头鸟”，准备通过广播动员赤卫队回上海。这车子原来是大客车，现在把后面几排位子拆了，装上马达可以发电，一发电九个喇叭可以发出非常宏亮的声响。王洪文和我跟着二十几个人一起挤上车，把县委书记也挟了上去，几百名红卫兵在外面保护。车上的红卫兵说，赤卫队正在昆山城里对人们造谣煽动，有一部分赤卫队员已经从昆山转移到苏州去了。有一个昆山青年听了造反派宣传后，表示同情，赤卫队员就冲进他家，把这青年打了一顿，我们得知此事后都很生气：这个地方居然还有白色恐怖！ 　　这时广播车外面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大家正在商量下一步怎么办的时候，一个造反队员跑来说，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来了，听说来的是韩哲一和马天水，现在正在城外的大客车上，想要找赤卫队头头谈话。王洪文一听韩哲一和马天水来了，就说我要和他们谈判去。他对我说：“这地方你负责一下，我跟他们谈，谈得成就谈，谈不成我就到北京告状去。”说着，他急冲冲地下车走了，我当时很不高兴，我想，我们大家一起商量好来处理“昆山事件”的，这么严峻的场面摆在面前，你倒走了，这局面叫我怎么处理呢？ 　　我考虑，车外人围得这么多，只有一个办法，即利用广播向昆山人做宣传。我对同济东方红兵团负责人说，你们二百个“同济东方红”的战士要把广播车保护好，不然要被人家砸掉的。坐在车前驾驶座旁边拿着话筒的广播员，是个同济大学女学生，梳着两只小辫子，她只会用普通话宣传一些“十六条”的内容，什么“不要挑动群众斗群众”啦，“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啦，这些抽象的东西，昆山人根本不要听。我说，让我用上海话来广播，讲上海话昆山人比较爱听，由我来介绍赤卫队跑到昆山来的前后经过，再让县委书记表态，做做昆山人的工作。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 　　（未完待续）

原文 发表于《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  浏览：6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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