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我是怎样起来造反的（四） 　　 　　“市委真的‘心脏爆炸’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全国第一个省、市委机关的造反大会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了。 　　所有的上海市委书记和常委，破天荒地笫一次全部到场听取批判。这次大会由于是市委机关干部自己起来造反，“勒令”所有市委书记和常委都要到场，所以他们一个也没有缺席。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王少庸、杨西光、宋季文、李干城等人在台上站成一排。市委笫一书记陈丕显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因病处在后台，这次也被迫站到前台来了。陈丕显后来回忆他第一次参加批斗会的心情时说：“这是我笫一次作为群众批斗的对象站在群众的面前。文化广场是市里过去经常开大会的地方，这主席台是我经常做报告的地方，可今天我竟作为被批斗对象站在了这里。自参加革命以来，在党组织的关心下，我似乎没经历过什么明显的‘逆境’，一直是处在‘顺境’之中，没想到今天竟会走到如此地步。此情此境，此中心境，难以言表。” 　　和陈丕显等同时到会听取批判的，还有二十多名市委、市人委的部、局级干部，不过他们只能站在主席台的台下，听候点到自己的名字才能上台揭发、交代。 　　大会由写作班支部副书记郭仁杰主持，他宣布：“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现在正式开始！”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口号声，领呼口号的一男一女是朱维铮和戴厚英，他们两人在写作班合演过相声，嗓子响亮，普通话标准，呼口号时此起彼伏，配合得十分密切：“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被批斗的人也跟着举手，呼喊这几个口号。 　　接着，我以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的身份，作了题为《造反才知主席亲》的重点发言。我发言的时间用了一个半小时，采取提到哪个人就叫哪个人交代的做法，我时时不忘记把揭发的重点放在陈丕显、曹荻秋身上，比如我揭发市委要在这次运动中“抓跳出来的反面教员”，而且说“五七年反右时，全国揪出几十万右派，这次可能还要多一点。”我要陈丕显、曹荻秋当场交代，陈、曹两人都推说“不知道”。我紧接着就要市委秘书长李家齐站出来揭发，他当场指证陈、曹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过这些话，他自己又如何向下传达的，揭穿陈、曹的“谎言”。我又让陈丕显的秘书出来揭发他如何接受陈的布置，向机关党委了解北京红卫兵的情况，说明陈丕显称病躲在幕后指挥的真相，搞得陈丕显十分狼狈。 　　除了我的发言以外，市委办公厅、市委党刊编辑部、市委宣传部、市委党校等单位的造反派代表纷纷发言，抛出大量材料，揭发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相，他们都成了市委“心脏爆炸”的“爆破手”；吴瑞武还代表“罗思鼎”小组和“丁学雷”小组在会上宣读了《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当时，坐在主席台上的“工总司”王洪文、北京大学李醒尘以及各个大学的红卫兵头目，听得非常有劲。他们说：市委机关干部造反，内部材料就是多，击中了市委的要害，这次真的是市委“心脏爆炸”了！后院起火了！复旦大学“红革会”的负责人马立新代表北京、上海等各红卫兵司令部和各造反组织在大会上发言，对市委机关造反派杀出来表示坚决的支持。这说明我们的行动也取得了全市造反派的信任。 　　这个会对上海市委的打击非常大，确实起到堡垒从内部攻破的作用。过去，党的机关特别是高级机关对它的工作人员的要求非常严格，包括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是如此，市委给我们强调过几条，第一是“内外有别”，内部的东西不能弄到外面去；第二是严守纪律，不得擅自表态；第三是顾全大局，个人和小单位都要服从和照顾大局的利益；还有一条是高度保密，不得泄露党内机密。我们的造反大会一开，就把这几条都冲破了。党是靠组织纪律维系着的，党的首脑部门更是如此，现在把它内部的东西一下子捅出来，红卫兵和造反派兴高采烈，说徐景贤知道那么多东西，现在大胆揭发出来，真正是“起义”了。但是市委领导人却非常恼火，说我这样做是“叛变”，成了党的机关的“叛徒”，完全违反了党的纪律，背离了“内外有别”的原则。事实上，不仅在华东地区，甚至在全国省、市委一级的党委机关中，内部起来造反的，我们上海是第一家，成了名符其实的“领头羊”。 　　大会前，上海市委已经处于四面楚歌的状态：北京红卫兵的冲击，上海的大学里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工人造反组织的建立，使上海的整个形势比较混乱，市委已经难以招架。但因为机关里的人心未散，从市到各区、县、局的建制还比较完整，所以日常工作还能维持。但我们的大会一开，一切都乱了套。那天会场里挤得满满的，除红卫兵、工人造反派的声援队伍外，市、区、县以及各局级机关的干部也来了，他们参加大会后感到非常震惊，当时在他们眼里，市委文革小组是市委的一个领导部门，而这个部门里的一个成员居然宣布跟市委决裂，岂不是很震动？当时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由在市委领导下的市委文革小组出面处理各种事情的，先由张春桥担任市委文革小组组长，张春桥调去北京以后，由王少庸任组长，而那天王少庸也被揪到台上接受批判，说明市委已经没有威信了。在上海的机关干部眼里，市委写作班是整个市委的舆论班子，是市委的喉舌和代言人，现在这样一个重要的部门都整体起来造反了，而且理由是要抵制市委的错误领导，宣布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坚决反对市委推行的错误路线，这样就把一大批机关干部都鼓动起来了，市委机关很快就陷入了瘫痪状态。 　　关于这次造反大会的影响，后来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在他的回忆录里有如下的描述： 　　“徐景贤等人‘后院起火’、举旗造反之后，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蒙骗了许多不明真相的同志。市委、市人委各机关部门的一些人纷纷仿效徐景贤的做法，一下子成立了许多造反组织。这股造反风又很快波及到各局、各区、各县党政机关，一时间机关内造反组织林立，他们揪斗单位领导干部，批判‘资反路线’，搜查所谓‘黑材料’，冲击档案要害部门，‘夺权’之声甚嚣尘上。许多机关都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秀才’造反和群众造反确实不一样。这些‘秀才’原来大都是市委机关的工作人员，进了写作班子之后又长期接触市委机关工作，了解大量市委机关的核心机密。他们根本无视党纪国法，把大量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和被歪曲的事实散发到群众和社会中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陈丕显“造访”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 　　 　　那天大会发言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一直在硬撑，心力交瘁，几天没有很好休息，上台以前几乎有点支持不住了。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把发言发好，自己既要勇于揭发市委，表达与市委决裂的态度和决心，又要真诚检查自己过去做市委工具的错误，取得各造反派的谅解。这确实是一件两难的事。 　　效果总算还好。那天，“工总司”的负责人、北京和外地各派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代表以及上海各级红卫兵组织的头目都来了，坐在主席台上。过去我曾代表市委文革小组和他们打过交道，如今他们又来听我发言，看我究竟是不是真造反。我在发言中特别坦陈了我在造反过程中的矛盾心理，我说：“造反就是要破私立公。怕造反的人，千怕万怕，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怕丧失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是我内心思想的真实写照。我发言完后，他们纷纷上前和我握手，我觉得浑身乏力，汗湿衣衫，人像瘫掉一样，但是心里感到很欣慰。 　　在回武康路二号的路上，市委党刊编辑部来的王承龙显得非常兴奋，他说：“今天的会开得很成功，今后要把所有上海的造反组织都统一在我们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旗子下。”他忽然讲出这么一句话，我当时感到很突然，听后的第一个反应是感到不妥当，我们只是上海的一个群众组织嘛！但我们的队伍中当时就有人冒出这种念头，说明有些人确实怀有一统上海天下的野心。 　　大会以后，虽然在上海造成了很大影响，但我想起姚文元在电话中曾经着重提醒我们：要造舆论，这样才能争取更多的群众。我意识到：光靠在大会上的发言，或是散发一些传单，这种舆论是不够的，我们要充分发挥写作班的优势，编出一期报纸作为大会专刊，广为散发，才能把影响扩大到全市、全国去。我说马天水在市委的几个书记中态度比较好，又可以代表市委批印东西，我们把大会发言稿和造反声明等编一张报纸，名称就叫《上海市委机关造反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专刊》，大量印发。编辑者名义是“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这时“红革会”提出，我们红卫兵支持你们这么多，又给你们会场，又帮你们忙，我们要和你们联合编报。“红革会”当时办了一张《红卫战报》，有一套班子，我就同意由市委机关联络站和“红革会”合编。事实上的执行编辑是朱维铮。他亲自撰写了消息，用了大字标题： 　　市委心脏爆炸曹家后院起火 　　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召开大会炮轰上海市委 　　消息用显著的位置刊登在《大会专刊》上，同时把我的发言稿，以及市委办公厅、市委党刊编辑部、市委党校、市委宣传部等造反组织的发言，还有市委写作班的造反声明等都登了上去，消息、发言、评论加上照片，像大型报纸一样编了两个整版，完全符合姚文元要我们多造舆论的要求。接着，我拿去叫马天水签字，一次印十万份，在《解放日报》排版并用滚筒机印刷，用最快速度印出，大量散发，轰动全市。 　　大会以后，武康路二号热闹非凡，这里变成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人们川流不息地来，有串连的，有了解情况的，也有打听张春桥、姚文元的消息的，门庭若市。我们商量，这个地方长期搞对外接待恐怕不行，就把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对外接待部门搬到淮海中路市委党校，那里交通便利，地方又宽敞，便于对外。内部的勤务组办公机构还在武康路二号，我也用较多的时间留在武康路，统筹安排整个市委机关联络站的工作。 　　大会以后，市委各部、委如宣传部、组织部、教卫部、工业部、交通政治部、财贸政治部等纷纷杀出造反队伍，与我们市委机关联络站挂钩，很快形成了从上到下的市委机关的造反系统，几乎所有的部门都有造反队，一直到市委最基层的工勤人员中连食堂里都成立了造反组织。最有意思的是市委警卫处的警卫人员也造反了，他们成立的造反组织起了一个名称叫“红色警卫员”造反队。警卫处的任务本来是保护首长的，群众刚起来时，要找首长谈判、开批判会，都由警卫员保卫；首长躲在什么地方，红卫兵、工人造反队根本找不到。现在警卫员一造反，你要陈丕显、曹荻秋他们到场，警卫员一下子就把他们找来了。这样一来，整个市委机关乱了套。 　　十二月二十六日那天下午，陈丕显的秘书打电话到武康路二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说是“丕显同志要来看望你们”，接着，他就乘汽车到达了。说心里话，当时我实在不愿意接待他，一是他已成为我们的批判对象，我们不想和他拉拉扯扯建立什么说不清的关系，二是他此刻主动来找我们，肯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所以，我就拉了几个联络站的工作人员，把他堵在屋外的院子里，不请他进室内，几个人就这样站在露天开始了对话。陈丕显当时已按中央的指示停止养病、到第一线工作，但整个市委机关已指挥失灵，他感到举步维艰，先是想扶植机关里的保守派，但已经拉不起有影响的队伍来，于是他又调过头来想靠拢造反派。 　　陈丕显一反往常的首长派头，显得很谦恭、很亲切，就在院子里站着和我对话，其他的人就围在身边。陈丕显说：“前一时期我一直在养病，市委的工作由荻秋同志主持，所以我对有些情况也不是很了解。你们起来造反我表示支持，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事情请尽管提出来。” 　　 我听他这样说，就故意问他：“那你对我们提出的‘揪出曹荻秋’到底怎么看？”因为在我们看来，曹荻秋前一时期一直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本无法主持工作了。 　　“这个，荻秋同志处在第一线，他也有他的难处……”陈丕显已经决心抛出杨西光和常溪萍，但对于曹荻秋，他不敢明确表态，因为很多事情都是他们两个商量决定的。 　　陈丕显拼命把话题扯到别的方面，他说：“现在市委机关受到冲击，工作很难开展，我有一个建议：市委和你们机关造反联络站可不可以合署办公？不过你们这里地方太小，可以考虑换一个地方，房屋、车辆我都可以提供，经费也没有问题。” 　　我一听就知道这才是陈丕显此行的真实意图，我们岂能上他的这个圈套，如果联络站和受批判的市委合在一起办公，那我们还造什么反？全市的群众组织又会怎么看？我就断然回答：“这个问题不能考虑！” 　　站在旁边的程绮华、朱永嘉等人插嘴说：“我们不需要房子、汽车和什么经费！” 　　陈丕显看看谈不下去，讪讪地说：“那我们多保持联系吧。”就告辞走了。 　　陈丕显一走，武康路二号里就炸开了锅，有的说：“想要和我们合署办公，休想！”有的说：“他提供什么房子、车子、经费，这是要收买我们！”只有党刊编辑部来的王承龙说：“车子、房子，为什么不能用？只要造反需要，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毛主席表态支持上海机关干部造反 　　 　　十二月十八日大会以后，我们并没有发电报或写信把会议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但开会的那天，《解放军报》驻上海记者站的记者甄文君就坐在主席台上，他听取了会上的全部发言，会后很快就把大会主要内容和所提口号，写了一个动态消息发在中央文革的《快报》上。毛泽东看到了这条消息，迅即做出反应，表示支持。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我们写作班昨天刚刚吃过为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祝寿的长寿面，大家聚集在武康路二号的草坪上，商量怎么进一步揭发批判市委的问题时。忽然，文学组一个青年从楼里奔出来叫我：“老徐，北京有长途电话！” 　　我赶紧跑到办公室，拿起电话听筒，里面响起了夹杂着上海、浙江口音的普通话：“徐景贤吗？我是姚文元啊！今天要向你传达一下主席的指示……” 　　姚文元到了北京工作，也像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口称“主席”，省掉了“毛”。今天，他主动打电话给我，而且要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令我喜出望外，我赶紧掏出小本子准备记录。 　　姚文元在电话里一反平常冷静的语调，用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语气说道：“昨天晚上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到主席那里去了，祝贺主席生日，给主席敬酒。主席很高兴，他平时很少喝酒，昨天和我们干杯了。主席对上海的形势很关心，他从中央文革的《快报》上看到了你们造反的消息。主席说：上海的形势很好，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现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我问主席：上海市委强调‘内外有别’怎么办？主席说：‘内外有别’可以打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很重要，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 　　我一边听，一边“嗯嗯”，把姚文元电话传达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心里激动得热血沸腾。 　　姚文元接着说：“主席很欣赏你们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主席说：‘火烧’、‘揪出’、‘打倒’、‘砸烂’，这几个口号的提法有区别，好！” 　　姚文元最后说道：“主席在和我们碰杯的时候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期《红旗》杂志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发表元旦社论，你们要很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这一次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一起过生日并祝酒，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他向来不提倡祝寿，但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七十三岁生日这一天，却邀请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游泳池他的住地共度生日，那天并没有邀请其他政治局常委、委员参加，这说明毛泽东越来越明显地想以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央政治局。早在六月十日他在杭州和各大区负责人谈话的时候，就说过：“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从这次祝寿活动来看，他正是有意从组织上开始实现这个目标。当然，祝寿宴很普通，按照毛泽东吃饭的惯例，四菜一汤，每人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此外，据姚文元说，每人还有一小杯葡萄酒。毛泽东兴致很高，在祝酒时说了一大篇话。除了姚文元给我在电话里传达的内容以外，据王力在他的《王力反思录》一书中回忆，毛泽东还说： 　　“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 　　“现在，对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叫他悬崖勒马，如果再搞两面派，他们就是和走资派同流合污，或者他们就是走资派。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毛泽东在祝酒时对文革运动的规律做出这样的评价：“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我想：毛主席肯定和支持我们机关干部造反，就是希望我们和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相结合。他肯定上海的形势很好，就是因为工人、学生和机关干部都发动起来了！ 　　我听到姚文元的传达和王力的回忆的不同之处，就是据姚文元当时告诉我，毛泽东在最后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而王力回忆毛泽东说的是：“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我更倾向于前者。因为一、这更符合毛泽东的口语和风格，他后来还多次说过“全面内战”这句话；二、我是当时听的传达并作了记录；三、我立即向市委写作班的核心成员作过传达，他们可以作证；四、我后来又和姚文元作过核对，姚文元确认当时是这么说的，但后来在起草一九六七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时，为了文字更准确、更严密，改成了“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全国全面内战”也好，“全国全面阶级斗争”也好，实质都一样。 　　我们就在毛泽东号召和指引下，全力投入全面夺权的一九六七年。 　　（第五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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