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来龙去脉(二) 　　 　　市委写作班的“写作”程序 　　 　　当时，上海市委对于理论队伍、写作队伍有一条方针，就是“以战斗任务带动战斗队伍”。“战斗任务”是由毛泽东、党中央和市委确定的，如发动对几部“毒草”电影的批判，就是由中宣部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下达通知的。中央没有提及的影片，各地不得擅自发动批判，中央没有批准的作者的姓名，不得在批判文章中擅自提名。 　　一九六六年六月，在北大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公开发表以后，上海市委为了争取主动，发动对上海市党内党外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批判，包括批判贺绿汀（中共党员、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周信芳（中共党员、上海京剧院院长）、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均为历史学家、民主人士）、王西彦（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专业作家、民主人士）、瞿白音（电影局副局长、《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一文的作者）、李俊民（中共党员、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总编辑）等，都是由当时的市委书记处讨论后作出决定，把他们定为“牛鬼蛇神”，由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在六月十日召开全市大会予以宣布并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的。 　　“战斗任务”确定以后，市委写作班子就进入“战斗”状态，程序如下： 　　第一步是编资料。“毒草”影片批判前，先通过上海电影局向北京文化部把这几部影片的剧本要来，内部排印成册。然后再印原著，摘编有关这些作品和影片的评论文章，例如印了夏衍改编的《林家铺子》的电影剧本，还要印出茅盾的原著，加以对照，看看影片的编导对原著作了哪些增删，同时还要把过去报刊上关于影片《林家铺子》的评论文章中的论点，加以分类摘编，供批判用。 　　批判三十年代“国防文学”的口号时，首先要找到当时赞成“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和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文章，汇编成册，还把刘少奇为这场争论所作的总结文章也编进去了。 　　为批判周扬的需要，写作班把周扬在过去各个历史时期所写的文章，包括在延安所写的文章，以及刊登在延安解放日报的几篇作品，全部编印成册，以此作为批判用的“弹药”。我曾在汇编资料的基础上写成《周扬在延安的反党铁证》一文，大量引述了原文加以批判。 　　在为姚文元撰写《评“三家村”》一文做准备时，写作班历史组、文学组、哲学组全面动员，选编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吴晗、邓拓、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及《燕山夜话》，还分类摘录了这些文章中有“问题”的观点，编印成册。 　　以上这些资料，全部交给中共上海市委印刷厂及文汇、解放两个报社，印成大字本，标明“内部资料”、“供批判用”等字样，上报给市委领导。同时在写作班各组内部使用，并留存一部分由两个报社提供给市委写作班以外的社会各界特约作者撰写批判文章。 　　第二步是拟出批判文章选题。选题有的是由市委写作班各组自拟，有的是和文汇、解放报社合拟。每一“战役”都有一个选题计划，除了重点文章以外，还有其他的配合文章。 　　例如姚文元的《评“三家村”》一文发表以后，历史组就和文汇报理论部共同拟出选题：《“三家村”黑店是怎样开张的？》、《反共知识分子的狂妄叫嚣》、《“三家村”黑店如何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党？》等等。其中又分重点文章和配合文章，重点文章往往由市委写作班撰写，配合文章除写作班承担一部分外，再由报社约社会各界的人士写作。这些社会作者也都是和报社经常有联系的“左派”人士，分布在各高等院校、各文艺协会、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各所及市委党校等单位，大都是年轻作者。 　　选题拟定以后，就要给写批判文章的作者提供条件。象批判“毒草”电影时，除了提前给作者专场放映“毒草”影片以外，我还专程去北京，到中国电影资料馆借阅资料，调看夏衍、田汉等人三十年代创作的影片《狂流》、《三个摩登女性》等，以便让作者们在批判“三十年代文艺黑线”时深挖这些“祖师爷”们的老根。 　　第三步是召开座谈会。批判文章选题由市委领导批准以后，由报社出面，邀请市委写作班人员和社会作者参加，讨论选题分工。如批判影片《早春二月》，解放、文汇两报和《大众电影》需各发一篇打头阵的重要文章，分别由我、胡锡涛和电影局调来的几个人撰写，其他的配合选题就由与会各界作者分担。 　　重点文章经报社排出小样，由领导写作班的市委书记直接审定。先是由石西民审查，石西民调走后就由继任领导的张春桥、杨西光审定。有时他们写下审查意见后，由写作班执笔人员反复修改，再由报社派人来取，有的稿件不断改排修改稿，直至排出最后清样，送市委领导终审决定何日刊登，这样才打响了某次“战役”的第一枪。 　　由于频繁地发稿、排印、改稿，两个报社的交通员有时一天要到市委写作班来回好几次，他们为了要赶速度，是开着轻便两用车（类似现在的助动车）送稿样的。当时两用车在社会上还是稀罕物，报社交通员在等待取稿的过程中，写作班的几个青年作者心里痒痒的，纷纷轮流骑上车，在写作班的院子里蓬、蓬、蓬地学开两用车，一段时间下来，几个人都学会了驾驶，可见当时报社和写作班来往之密切。 　　 　　市委写作班的文章笔名 　　 　　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决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狠抓阶级斗争的产物，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要在各个领域其中包括思想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最高指示”。上海市委写作班这个名称，就是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起的。当时参加市委写作班的成员心中都十分自豪，认为自己是党所信任的“左派”，心甘情愿地做党的喉舌，用自己的笔积极投入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美其名曰“遵命文学”，实际上全是奉命写作。这一点，从写作班所写文章的笔名上也可以看出来。 　　写作班成立初始，正值全国开展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高潮。写作班除了写大块文章的姚文元由领导决定用真名外，其他的人写文章，基本上都不用真实姓名，而是用集体笔名，特别是重点文章，更是领导意志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一概用笔名。写作班文学组的重点笔名是“丁学雷”，寓“丁香花园学习雷锋”之意；历史组的重点笔名是“罗思鼎”，意思是“学习雷锋，做一颗永不生绣的螺丝钉”。思想文化界的人一看署名“丁学雷”、“罗思鼎“的文章，就知道这是代表中共上海市委的声音。大批判文章的语境也是居高临下的、以势压人的、主观武断的、不容置疑的，而不是平等的、探讨的、说理的、商榷的。这种学风和文风，正是在那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产生的特殊文化产物。 　　除了“丁学雷”、“罗思鼎”以外，写作班各个组还用过很多笔名。从文革前的市委写作班到文革期间的市革会写作组，用过的笔名不下几十个。比较有影响的如历史组用过的笔名“康立”（武康路历史组的谐音），这是从丁香花园搬到武康路，后来又搬到康平路，一直沿用的。文学组除了“丁学雷”以外，有的集体文章要另起笔名，我曾建议说：“我们刚刚开始做毛泽东的学生，就起一个叫‘方泽生’吧！”后来又写了另一篇较有分量的文章，我又给起了笔名“方岩梁”（毛泽东诗“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谐音）。 　　因为写作班一开始住在丁香花园，文章的笔名姓丁的特别多：两人合写的署名“丁加”，三人合写的叫“丁川”，多人合写的则又用过“丁影”、“丁闻”、“丁葵”等名字。这些署笔名的文章，在写作的时候，往往由一个人先执笔起草初稿，另一个人修改，集体讨论后又有人作进一步加工，直至最后完稿、定稿，其间往往要经过很多人的手，所以，现在要来回顾哪一篇批判文章是谁独自完成的恐怕很难，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区别了。象后来市革会写作组《鲁迅传》编写组的十一个青年人，用“石一歌”的笔名集体写文章，正是继承了这样的传统。 　　即使完全是个人写的文章，也往往使用各种各样的笔名，使对手摸不清底细。比如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以后，姚文元又在武康路二号写了一篇批判“清官”问题讨论中的不同意见的文章，发表在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文汇报上，题目是《奇妙的逻辑一一录以待议》；接着，在四月二十五日的文汇报上又发表《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一文，狠批历史学家李平心。两篇文章都以“伍丁”作为笔名。当时姚文元正和写作班历史组同在二楼办公，历史组的基本班底是四个人：朱永嘉、王知常、吴瑞武、朱维铮，都是从复旦大学调来的。姚文元写完后，开玩笑说：“你们历史组四个人，加上我是五个人，共同来批李平心，所以文章的笔名就叫‘伍丁’吧！”这就是“伍丁”笔名的来历。因为“伍丁”出手太狠，在文章中给李平心扣上“反共老手”的政治帽子，使李平心不能承受这样沉重的政治压力，以后又接受不了没完没了的批判，就在家中开煤气自杀了。姚文元还曾给文汇报写过几篇批判文章，他说：“毛主席庐山仙人洞诗中有‘暮色苍茫看劲松’的句子，‘劲松’这两个字含义很好，就用劲松做笔名吧！”文章发到报社去，除了我们以外，只有文汇报总编辑陈虞孙一个人知道，他把“劲松”文章发在显著地位。姚文元的妻子金英，当时在卢湾区工作，姚文元写文章时也用过“金文”、“金兆文”做笔名。 　　写文章除了“名”，还有“利”，我们为了和“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决裂，在市委写作班提出写战斗文章不要稿费。我们既然宣称自己在丁香花园学雷锋，而且要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我们既然认为调到写作班是非常光荣的事，是党在思想战线前沿的战士，现在党号召的战斗打响了，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向哪里，那么，写这样一类文章怎么还能要稿费呢？于是，从写作班一九六五年迁到武康路二号之后，我们就通知报社停发我们写作班的稿费，而且把早期写的几篇文章收到的稿费，上交给市委作党费。 　　从上海和全国来讲，解放以后取消过两次稿费：一次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报刊都取消了对所有作者的稿费，但到一九六二年，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以后，随着各项经济政策的调整，稿费又恢复了。第二次全国和上海废除稿费制，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但我们写作班早在文革之前就提出不要稿费了，表示我们最“革命”。而且我除了在写作班提倡不拿稿费以外，还和上海戏剧学院教师陈耘、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章力挥商量，把我们三人合作的得奖话剧《年青的一代》的出版稿费，总共人民币一千二百元全部上缴。当时的一千二百元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因为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八十二元五角。 　　市委领导陈丕显、曹荻秋看到我们夜以继日，写作很辛苦，就让市委秘书长李家齐来找我，说是要“慰问慰问写作班的同志们”。怎么慰问呢？烧几个好菜。当时我们不管在丁香花园或是在武康路二号，大部分人员住集体宿舍，而且没有自己的伙房，一日三餐都是从延安西路市委伙房装上黄鱼车用棉被盖住拖来，让大家自掏腰包买饭票吃饭。李家齐秘书长觉得过意不去，就用我们上交的稿费，犒劳我们，要延安西路市委伙房的大师傅做了三桌菜，什么松鼠鳜鱼、脆皮鸭子等，送到武康路二号楼下大厅里，放在几张乒乓桌上。我把写作班各组的人员全部召集拢来，把姚文元也请来，共同聚餐，皆大欢喜。 　　（未完待续）

原文 发表于《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  浏览：6249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4/6/15 16:5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