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爸爸，老朱伯伯近期写了80年代中蹲提篮桥监狱的回忆，写得详尽而仔细，你和他是同时期同等罪名被关押在那里的，而且你的刑期比他还长四年，但是对于狱中的日子，你回家后却不怎么跟我们提及，你走了，以后更没有机会告诉我们，因此老朱伯伯的回忆是我们了解那段日子你们所经历的艰难岁月具体状况的最详尽的资料了。我现在把它转放在你的纪念馆里。 　　 　　 　　 　　 　　从《上海热门微博》看到7月9日的一条消息，标题为《上海提篮桥监狱将关闭，改造为商业产地》；7月11日《文汇报》刊登文章《提篮桥监狱搬迁尚待时日》提到政协委员递提案催促搬迁，看来提篮桥监狱搬迁成定局了。内容有英国人1903年修建，被称为“死亡之城”的提篮桥监狱位于上海闹市区，因占据了宝贵的土地将面临关闭，规划官员承诺保留监狱的“原汁原味”，同时将这个33285平方米的监狱改造成“包含商业、文化和写字楼的综合设施”。为此，许多报刊和杂志还介绍了上海提篮桥监狱的历史及相关人物。提篮桥监狱的命运，也许迟早会被拆除。在那儿会建起商业化的办公楼和商住楼。不仅监狱本身，包括监狱周围的民居也会被拆建新的高层。利益驱动下，它有一股排山倒海之势，很难阻挡。 　　 　　就我而言，对提篮桥监狱还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我在那儿足足蹲了六年的时间，对里面的人和事，对里面的景物，实在难忘，有时还呈现在梦中，似乎我仍在那牢狱中，是一份很难忘却的记忆。我不知道这所监狱能不能留下来，还是先把我在提篮桥这六年难忘的生活记忆，用文字比较客观地把它保留下来吧！没有任何控诉的意味，只想如实地诉说，或许还有一点趣味呢！ 　　 　　只要有人群聚居的地方，它自然构成一个社会，监狱虽然因关押犯人而成为一个非常封闭的场所，在监狱内部还是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社会。在监狱里面有管教，有犯人，无论管教还是犯人，都有等级关系。犯人在监狱中过的是集体生活，衣食住行都有严格的秩序，对犯人的管理还有一套奖惩制度，在犯人之间还有一套与社会上不同的荣辱观念。当然监狱的生活还不能完全脱离整个社会，至少犯人与其亲属之间还有定期的交往，家属的探监也是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出狱以后，我与朋友聊天时，喜欢夸扬自己的生活圈子，说我去过的地方，你们去不了。朋友好奇，问是哪里，我说提篮桥，大家哈哈大笑。人们抱着好奇的眼光看我，这在常人心目中确实是一个奇异的地方，问题是你抱什么眼光去看待它。要知道它也是我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过在常人心目中，它总还有一层神秘的面纱，曾经在那儿呆过的人，都不愿讲罢了。我现在想挑开这层面纱，也许还有不少可以让人们欣赏的地方呢。 　　 　　我们都知道,上海提篮桥监狱是一座古老的监狱，那是英国人在虹口区建的一个比较牢固的监狱。解放初，我还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进去参观过，那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参观的目的是讲述帝国主义如何压迫中国人民的往事。我在里面看到过陈壁君在服刑，她是汪精卫的夫人，她是一个人的单间，有床，有桌子，有椅子。她一个人默默无语坐在牢房里让人们参观，偶尔也与前来参观的人讲上几句话，她看上去还安详，没有什么特别痛苦的表情。我还参观过那儿的绞刑室及绞刑架，以及犯人劳动的场所，那时候里面关押的犯人不多，显得空荡荡的没有多少犯人。这是一九四九年十月间的事，我们去参观的那一天，阳光明媚，没有什么阴森恐怖的感觉，那是我青年时期对上海提篮桥的第一印象。 　　 　　我是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判刑的，判了有期徒刑十四年。从我解放初去参观算起，时间过去了那么多年，现在却轮到我到这个监狱去服刑了。哈密路看守所用两辆吉普车送我去提篮桥服刑，因为我的书籍多，一辆车子装不下。临走时，看守所的所长给我说笑话，你是孔夫子搬家，一辆车子装人，一辆车子装书。到了提篮桥监狱，犹如鬼门关，监狱里有三重大门，这下子进门就有一点阴森森的感觉了。进了大门以后需办理收押的手续，要填表，填上自己的姓名、性别、年龄、案由和刑期等等，要盖手印，十个手指都要盖，还要照相，是穿着囚服照相，照正面还要照反面。这大概是入狱的例行公事，我没有太当一回事，人家怎么过场，我也依照这个程序。然后过两道门、三道门才进入关押的监房了。我被安置在八号监，八号监有五个楼面，我被安置在四楼中间的一个监房里。 　　 　　七六年十月末，我自日本返回上海，一下飞机，便被架往一不知何地的场所，开始我被隔离审查的生活。后来我才知道这儿是大场，是警备区警备团的营部，过去也来过，是来这里总结好八连的经验，我还发过文章，推荐好八连指导员王传友的经验，他后来是团政委，警备区政委了。这世上碰巧的事也真多，在那个时候我也不提这些往事，否则对大家都不便。记得我在隔离审查期间，不能叫我名字，给了一个编号，我是上海第一个隔离的，所以编号是一〇一，后来我取了一个假名叫凌益。关在那里我的同案犯，大家都是一个人单独住一个单间，有大床，吃饭是送上门的。在大场受审查时，还有六个战士，三班倒的陪伴我，在那儿白天日子还好过，晚上可苦了，那儿蚊子多而大，不能挂蚊帐，通宵达旦一百支光电灯，无法入睡，头顶一支蚊香，脚边一支蚊香，头边有一个哨兵，脚边也有一个哨兵，他们陪我受蚊虫叮咬之苦，他们所以那样做是怕被看管的人自杀。那时马天水也被隔离在那儿，有过自杀的念头，吃了大量安眠药，被哨兵发觉，从嘴里抠出来。其事我怎么可能自杀呢，我读历史的，这种政治上的浮沉看得多了，根本不当一回事。现在可以换一个视角去观察生活，比我在台上看到的也许更真实。时间充裕了，好好读书嘛。这种情况下，傻瓜才去想个人得失。这时为人决不能紧张，更不能慌张，要沉着，要随遇而安，安心了才能有收益。更不能有幻想和妄想，那会害得你死无葬身之地。我与哨兵们相处久了，也熟悉了，所以那时我还有人可以聊天，谈家常，虽然这是不允许的，没有人知道时，大家交流说天说地，所以不感到寂寞。看守我的战士都是农村来的青年，他们文化水平不高，都在谈恋爱了。但写不了信，他们会要我帮他们写情书，我就帮他们写情书，还要写诗，这样他们对我很亲，给我讲他们的恋爱史，讲他们家乡的故事，这也是我当时了解社会生活的一个口子。相互之间相处久了大家熟悉了，如朋友一样，只要管理人员不知道，他们就会带我去散步，挖地里的胡萝卜给我吃，带我去他们的大澡堂洗澡，当然也有无聊的时候，我一个人看着地上的蚂蚁，看着它们排着队进进出出那副忙忙碌碌的样子，似乎我也进入了他们的世界。 　　 　　到了哈密路看守所，我的待遇就不同了，虽然还是我一个人一间房关着，巡查的哨兵隔着门上开的一个小窗口向里面张望。我说话的机会很少了，偶尔哨兵会打开小窗口，也会跟我聊一会儿，他们只是以好奇的眼光看着我，见我老是坐着看书，他们问我看什么书，有趣吗？那时也有放风的机会，无非是到院子里泥地上走几步，伸伸手腿的筋骨。在房间内看着墙上贴的剪纸，朝南一面还有两扇窗子，我把吃饭剩下的饭粒留下来，放在窗前等麻雀来光顾，有时也会有一两只麻雀来光顾，我就感到很快活了。 　　 　　那时也不定期的可以允许有家属前来探望。探望则另找场所，用吉普车送我们出去，于是，我可以看到马路上人来车往的热闹场面，好久没有见到这种景象了，见到也觉得有趣。有一次车子经过国顺路，可以见到我家的后墙，如果能回家去看一下就很开心了。每次接见时，我母亲必到，还有夫人和儿女来谈家常，问问家里人的状况，孩子们的生活情况，他们的悲惨遭遇从未向我吐露过，怕我瞎操心，而且会加重思想负担，总是只讲好消息来安慰我。其实他们不讲我也明白的，如果他们讲了，我也是无能为力的。 　　 　　八二年的九月间，我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以后，情况马上发生大的变化了。 　　 　　我原先在隔离室是单独关押，按理说，我们作为政治犯，被判刑之后，也应该单独关押的。但是，为了更严密地控制我们，到了提篮桥监狱却是与刑事犯关在一起。我住进去的那间监房，只有三点三平方米，地板是水泥地，上面铺了一块木板，关押三个人在里边，那是非常拥挤的了。前面是铁栏和铁门，铁门上锁的，狱警巡查时，我们全部都在他的监控视线范围之内，没有一点遮掩的地方。在监里，犯人要穿囚服，理发要剃光头，我受优待，剃了一个小平头，倒也舒服。大概一个月有一次理发的机会。狭窄的牢房里没有床，也没有椅子，大家都盘腿坐在地板上，面对着铁门。墙角还要放一个马桶，大小便都在监房内，每天早晨有劳役犯来倒马桶，一天三餐是劳役犯送来，也蹲在那儿用餐，饮水早晨发一杯。吃喝拉撒都在小监房，其味是五味杂陈。我们还要经常被强迫在这里面劳动，白天把棉被折叠成方形堆在一起，然后在地板上拆纱头，那是把棉纺厂和服装厂生产多余的零头布，拆成纱头，给工人擦拭车床油污用的。天地尽管那么狭小，还得保持监房的整洁，不断有人来查卫生。 　　 　　在牢房里睡觉太惨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三个人不能朝天平睡，要侧着身子才能睡得下。谁也不能蜷腿，因为那样别人就无法睡了，翻身时要三个人一起翻，所以弄得大家经常睡不好觉，精神上的打击，肉体上的折磨，那很痛苦啊。作息时间是固定的，六点起床，九点睡觉，听哨声铃声指挥，整个生活都带有机械化集体化的特征，这大概也是以现代工业化管理的方法来管理犯人，而犯人的生活完全带有军事化的特征，一切都是整齐划一，不能有个性的自由。 　　 　　进监不久，监狱领导在会客室找我们同案犯一起开了一次座谈会。我一进会客室的门，只感觉那个会客室的陈设比康平路的会客室还考究，沙发、灯光、地板都那么豪华。监狱的会客室尚且如此，政府会客室就不知如何豪华了。八十年代初，风气便变了。同案犯都到齐了，王秀珍对我还是以老师相称呼，师生同牢相会，真不是滋味。谈话时监狱领导讲话还是很客气，没有训斥，还有哲学意味地讲了过去、现在、将来如何对待，他是鼓励我们要向前看，还是出于好意。我脑子里想的，当然要向前看，至于对过去怎么看，还得好好想想才能弄明白呢。 　　 　　与我关在一起的那两个人，一个是小青年，名字叫朱东彪，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所以取毛泽东和林彪中的“东彪”这样的时髦名字。那年他只有十八岁，是打群架进来的，他的一个眼睛几乎瞎了，是打伤的，个子矮小，瘦瘦的，面相很凶。另一个是中年人，大概五十多岁，人比较胖，因贪污罪进来的。朱东彪被队长叫去时，那里把狱警叫队长，那个中年犯人立即向我诉苦，说这个小家伙坏，经常欺负他，还打他。朱东彪这个小青年对我还客气，还不敢对我动手动脚的，我还是善待他，询问他的家庭情况，问他进来的原因。后听说我是政治原因进来的，刑期比他长，他就佩服了。监狱中，在犯人之间的荣辱观与外面是颠倒的，谁的刑期长，谁犯的是重罪，反而受尊敬。其他的犯人要伸大拇指对你表示钦佩。过了几天，他忽然对我说：队长要我汇报你的情况，你看怎么办？我说你见到什么，就说什么，我给你说过什么，你就汇报什么，不要说假话就行了。又过了两天，他回来对我说，队长叫我去汇报你的情况，我是如何如何说的，我听了以后，对他说很好啊！ 　　 　　因为我带的书实在多，放在一个大行李包里，然后集中放在一间专门的监房里，并规定好日子，大家可以一起去拿各自的东西。朱东彪看到我行李袋除了衣服外，都是书，他就问我带那么多书干嘛，多带一点吃的东西不好嘛？我对他说，那也是粮食，不过是精神上的粮食，你不仅需要吃饱吃好，也需要学文化知识，做人要有精神，读书可以充实自己的精神。没有多久，这个小家伙把我当父辈看待了，因为大家都姓朱啊。旁边那个中年犯人对我讲，自从你进来以后，这小家伙变规矩了，也不打我了。我说我们一起和平共处，我这个人有一个长处，就是随遇而安，不管到什么环境都能适应，善心待人，别人也会报我好心，小孩子打架不懂事，问题是缺少教育。过了一段时间，因为他们太听我话了，所以监狱队长把朱东彪和那中年人都弄到农场劳动改造去了，想不到我反而害了他们。 　　 　　其实监狱从管理者的角度讲，他们就是故意让犯人之间要有一点矛盾，才能掌握情况啊！然而成天吵架闹个没完没了，甚至闹出严重伤残或致命的事情来，他们也头痛。他们对犯人的管理既是希望有矛盾，但又要完全处于掌控之内，奖励犯人向队长打小报告，这样既可以了解犯人之间的情况，又不会团结一致来对付他们。对在押的犯人还要进行思想教育。否则的话，那么多刑事犯在一起，他们还可能进行犯罪和如何逃避惩治的经验交流场所。提篮桥监狱的组织情况是：一个楼面一个中队，我属于四中队。五个中队构成一个大队，管理一个大队的狱警，叫大队长，管理一个中队的狱警，便叫中队长。一个中队有一百几十号犯人，要一个中队长或几个小队长来管也难，所以更多是用犯人来管犯人。队长找犯人谈话时，不能平起平坐。队长坐在椅子上，犯人在旁边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一高一低，上下等级分明。犯人之间也是有等级的，小监房的犯人是最底层的，可以在监门外阳台上给小监犯送点水和送饭，倒马桶的则是劳役犯，比小监犯高一等，因为他们可以走来走去。他们在送水送饭时，也会在犯人之间帮助传递一点信息。他们劳动强度也是蛮高的，最繁重的是倒马桶，那么多小监的马桶一个一个倒过去，小桶并大桶，那大桶够重的，一路上是臭气熏天。协助中队长管理犯人的叫事务犯，他们可以在前阳台与队长们一起相处，犯人的食品，便由监狱通过劳役犯来逐一分发的。其实他们的权力不小，我记得工总司的副司令潘国平曾经做过前阳台的事务犯。我们每个星期三的早晨可以吃一次花生，每人是一匙，是由劳役犯给每一个监房顺序发下去的，潘国平做事务犯，在七大队的前阳台，每次他可以拿到一个大口瓶装得满满的一瓶花生，他为此很得意地自夸呢！潘国平现在已去世了。他的晚年很坎坷。他是退伍军人出身，在玻璃纤维厂当工人，文革时参加工总司是副司令。安亭事件时，他冲在前面，是他与张春桥签安亭事件那五条的。六七年初我见他时，是一个毛头小伙子，不懂什么事。文革后，他二次入狱，干了傻事，死得孤苦伶仃，怪可怜。听说大殓时，连名字也没有挂。不知为什么？死了，姓名也碍事。这就太无聊了。一个事务犯，只管一个中队，我所在的八大队有好几个中队，中队之上，还有一个总事务犯，他是犯人中最威风的人，他在犯人面前可神气了。他能指挥很多劳役犯，要有一点组织能力，记得他是一个强奸犯，原来是一个中学教师。他见了我还是点头哈腰的，比较客气。刚进监狱时，洗澡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天冷了，一个月洗一次澡，也是集体化的。大家排了队一起去洗淋浴，澡堂几十号人一起脱了衣服光着身子，然后排成几个长队。其场面实在非常壮观，在外面是看不到的。上面是几根管子上的一个个小眼喷水下来。由于管子长而迂回，水冷热不均匀，所以一会儿是冷水，冻得直发抖，一会儿是热水，烫得你直叫。淋湿以后，抹皂动作慢一点，水又来了，还没有冲洗干净就没水了。便要擦身穿衣服了，真是活受罪。这个犯人集体洗澡的设施和方法，大概也是当年英国人留下来的西方的监狱文明。为了管理上的方便，让洗澡也来一个集体化、机械化。 　　 　　在八号监也有放风的机会，那时放风有二个地方，一个在屋顶上，是一个平顶，有高墙。一个中队的犯人一起放风，可以晒太阳，犯人可以伸伸腿，走几步，也能在犯人之间聊几句。有一个队长，在中间看管，由事务犯替他搬上靠背椅和凳子，放上一杯茶。他找犯人谈话时，犯人要坐在小板凳上。无论如何，放风对犯人而言是一次精神上放松的机会。另一个放风的地方是在二个监房的大天井，有二付篮球架，那时犯人可以丢几下篮球的运动。也有卖书的摊位，可以买几本书。放风也是犯人应有的权利，犯人都病了，他们也不好办。 　　 　　我是一九八二年九月间收监的，住在小监房，光线非常暗淡，书都保管在仓库里，没有办法读书。监门离窗户的距离远，这样的日子很难过了。我就盘算着日子，我在隔离室呆了快六年，在那儿的缺陷是孤独，没有人说话，好处是可以读书，生活比较安静，只要自己不在个人得失上胡思乱想，在精神上折磨自己，清苦的日子还可以过得下去，好比和尚面壁修行那样。 　　 　　到了提篮桥监狱，还必须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其中有管我的队长，有事务犯、劳役犯，有同监的犯人，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才能求得一个比较安详的小环境，才能生存下去。在牢里规定一个月接见家属一次，在高墙内，排着队等候亲人的见面，这一天对于犯人们来讲，几乎是过节日一般，是最高兴的日子。如果哪个犯人没有约定的家属来接见，他就会如没头的苍蝇那样终日忒忒不安地自言自语，表现出那种垂头丧气的样子。有一次接见家属的时候，我盘算了一下，留下还有八年的刑期，还有九十六个月，换一句话说，要经历九十六次接见，这种对亲属和自己都是既盼望又难耐的等待的苦难的日子实在太漫长了，这种折磨人的生活如何过呀，得想一个办法来改善自己呆监房的处境。 　　 　　作为政治犯与刑事犯的待遇没有区别么？没有区别。刑事犯努力改造还有减刑的机会。政治犯则没有刑期的变化。除非政治形势上有某种需要，这不是个人的努力所能决定的。有没有可能向上面提出改善环境的诉求？我知道这时提了也没人来理睬你啊？好在那个老熟人李庸夫后来当了上海市司法局长，给我们这些人提供了一些方便。李庸夫过去是市委书记梁国斌的秘书。在六十年代，大家一起在康平路办公厅见面，上楼下楼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知根知底的。文革时梁国斌倒霉，他去了黑龙江农场当慰问团；文革结束以后，他反而出头了，成了我们的专案组长。我被收押进提篮桥监狱后，记得李庸夫来看过我三次。第一次他来看我时，我有意不与他照面，前阳台的事务犯对我很好，他偷偷过来给我讲李庸夫来看你了。于是，我就故意低下头拼命拆纱头，把眼睛和手的距离放得很近，表示光线太暗，看不清，你们还要强迫我们劳动，意思是让他了解牢房的生活条件的真实状况。李庸夫在我监房看了几眼，什么也没有说，回头就走了。 　　 　　李庸夫来探望后的第二天，队长便对我说了：你以后不要拆纱头了。于是，我由三个人一监改成两个人一监了。原来同监的两个犯人走了以后，换了一个做过裁缝的中年犯人来与我同住，上面叮嘱他，要他好好照顾我的生活，照顾好了可以积分。一般的刑事犯可以评劳改积极分子，根据他的积分来评选。他用的一本75年出版的《新华字典》那是给学生用的。我手边没有字典他送给我了，至今我留在手边，简单的读音翻一下这本小字典便可以了，复杂的问题，查《康熙字典》与《说文解字》，有的查《辞海》。我拿这本小字典时，便想到那个时候，那个人。他曾经做过工宣队，是裁缝出身，偷了一台缝纫机入狱的。那时还允许我在监门上安放一块纸板，我可以进仓库找几本要看的书，在监房的纸板上放书，并用笔写写划划，写几句读后感之类的。同时，我的伙食也得到改善了，中午给我加一角钱的营养费，每天可以多吃到一个小鸡蛋了。这大概是李庸夫叮嘱他们特别对我的关照吧，因为那时李庸夫已经升任上海市的司法局长，监狱的领导都得听他的。据传他曾经因为审判我们有功，所以官升一级。其实，在那个时候，他也只是奉命办事而已。对于监狱来讲，它的上级是劳改局，劳改局的上司是司法局，李庸夫便是他们的顶头主管的上司了，他的一句话，下面当然是照办，在这一点他还是讲究政策的。（待续）

原文2013-10-03 发表于张惠娟纪念馆  浏览：7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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